古玩知识：齐白石 何人寻我买葫芦

齐白石 何人寻我买葫芦

葫芦题材之绘画,最早可追溯到宋元时期。此时,葫芦多附属于人物画中。举凡道释、高士或行乐图,多有葫芦作为配饰者。此时葫芦之功能,多为容器或法器,且均为画面之配角,不足以登上大雅之堂,如马远《晓雪山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便有驮着行装的毛驴背上拴着葫芦,李嵩的《市担婴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作为玩具的葫芦等等。在李公麟的人物画中也不时可见作为配饰的葫芦。据此可看出作为边缘画科的早期葫芦画的嬗变历程。

明代画家中,以葫芦入画者,大多为人物画家,亦有少数山水画家。就笔者阅历所及,大致有戴进、黄济、刘俊、万邦治诸家。除此之外,亦不乏一些佚名画家。

齐白石 葫芦 138×34cm 北京画院藏

清代以降,葫芦隶属于花鸟画中蔬果一科,如金农《花卉硕果图》册中便出现葫芦,与其他蔬果、花卉,如枇杷、茄子、西瓜、萝卜、水仙、柿子、石榴等一样成为画面的主角。但同时也有不少画家仍然将葫芦作为配饰,如黄慎所绘的《三酸图》、《李铁拐拈花图》(天津美术学院藏)、李育的《李仙幻象图》扇面(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居廉的《寿星图》等均是如此。

晚清民国以降,以吴昌硕、齐白石为代表的画家将葫芦题材的绘画发挥到极致。他们不仅将葫芦作为绘画本体来描绘,更赋予葫芦多重文化内涵,这就使得一个极为小众的绘画科目升堂入室,引起美术史学者的垂注。

齐白石葫芦绘画的类型

在齐白石花卉蔬果题材的绘画中,葫芦题材出现的时间较晚。现在所见到的齐白石绘画中出现葫芦,最早的是作于1913年的《李铁拐像》。该图也和明清时期画家所绘人物画一样,葫芦只是人物的配饰,并非主角。真正将葫芦作为绘画主体来创作,则是在齐白石“衰年变法”以后。自此,葫芦画断断续续均有创作,一直持续到其归道山。据不完全统计,现存齐白石葫芦绘画,至少有近百件,就其数量而言,虽然不占主流,但在其花鸟画中,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头戏。在与其他画家相比较中,齐白石可谓是葫芦绘画的集大成者。即便是其私淑的名家吴昌硕,在数量和题材上,与其相比,也稍逊一筹。

以数量和绘画技法而言,齐白石的葫芦绘画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以葫芦为主题的设色画,多以大块的积墨描绘葫芦叶,再以藤黄或鹅黄画葫芦,再或者在葫芦上辅之以螳螂、蜻蜓或其他草虫,大片的叶子往往以随意的藤蔓相连接。现在所见最多的齐白石葫芦画,多属此类;一类为白描或纯水墨,只以淡墨勾出葫芦的轮廓,再配之以简短的题句,或者辅之以大块的墨叶,此类作品较为少见,在其葫芦绘画中约占一成左右;另一类则是人物画中,葫芦为配饰,颇类明人所绘的葫芦,多绘一人物作为法器或容器悬挂在身,如所绘《铁拐仙图》(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藏)、《罗汉图》等即属此类。这类作品极少,笔者仅见过数件而已。因第三类作品本质上还是属于人物画,故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齐白石葫芦绘画的艺术特色

齐白石所绘葫芦画,多为大写意。这些绘画,秉承了他一贯的绘画作风,即以恣肆淋漓的泼墨法,并以大片的色块来渲染葫芦叶及葫芦,是其衰年变法以后画风的代表。他所绘葫芦,在画面本身之外,寄寓了作者的情思,如《葫芦》中题识:“人笑我,我也笑人”,与其常见的人物画中的题识“人骂我,我也骂人”可谓如出一辙,都是在一种轻松诙谐的笔触中表现出对世态的不满和嘲讽。而另一件《葫芦》则题识曰:“头大头小,模样逼真,愿人须识,不失为君子身”,也同样寄寓了葫芦以人格魅力。齐白石通过葫芦,婉转地表达自己的绘画理念,并在画中题上小诗,使其葫芦画得以进一步升堂入室,如题《葫芦图》云:“丹青工不在精粗,大涂方知碍画图。嫩草娇花都卖尽,何人寻我买葫芦。”这种既在画中表达艺术思想,同时也表现出文人情趣的创作模式,与齐白石所心仪的明代画家徐渭(1521—1593)可谓如出一辙。有意思的是,徐渭也曾画过一件大写意葫芦,是其《花卉杂画》卷(日本泉屋博古馆藏)中的一段。徐渭在其上题识曰:“世间无事无三昧,老来戏谑涂花卉。藤长荆阔臂欲枯,三合茅柴不成醉。葫芦依样不胜楷,能如造化绝安排。不求形似求生韵,根拨皆吾五指裁。胡为乎?区区枝剪向叶裁;君莫猜,墨色淋漓雨拨开。”同样也是表达其泼墨大写意的理念,“不求形似求生韵”与齐白石的“丹青工不在精粗,大涂方知碍画图”有异曲同工之妙。齐白石的大写意花卉,师承徐渭、八大山人、吴昌硕诸家,而从葫芦这一极为小众的边缘科目,便可看出其取法徐渭的痕迹。

在齐白石葫芦画中,为了使各种藤萝表现出不同的姿态,他一般直接用墨分五色相区分,有的则以紫色、赭色或淡绿等交相辉映。他所绘的藤蔓虽有程式化倾向,但由于所搭配之葫芦的经营位置千变万化,并配以不同的题跋文字,故画面仍然不觉相似。关于这一点,齐白石本人在一幅《葫芦》题跋中言及:“客谓余曰:君所画皆垂藤,未免雷同。余曰:藤不垂,绝无姿态,垂虽略同,变化无穷也,客以为是。”只是“垂”而不同,便可变化万端。在另一幅《葫芦》中,齐白石再题:“画藤以垂为佳,牵篱扶架最难大雅,余故不辞万幅雷同。”虽然齐白石自谓“万幅雷同”,实际上由于布局、藤蔓、葫芦、题跋、印章甚至纸型的千差万别,他已有效地避免了画面的相似感。在齐白石看来,“天工”并不会雷同,只要遵循“天工”去画,自然也就各具其态了。

齐白石的藤萝,有的环绕葫芦,墨趣横生;有的则随风飘逸,与葫芦穿插呼应。在落笔处,往往多飞白,如龙飞凤舞的草书,流畅而遒劲。这些藤蔓,成为连接墨叶与葫芦的纽带。即使采摘下来的葫芦,也有枯藤相伴,使画面不至于枯燥、单一。藤蔓衬托中的齐白石葫芦,因而更具生命力。在藤蔓之外,齐白石往往在葫芦画中缀以螳螂、蚂蚱、天牛、蝗虫、蜻蜓、蜜蜂、蝴蝶等草虫或小雀,且多为精致工细之笔,使得葫芦画工写结合,既丰富了画面的视觉感,又使葫芦回归到“天工”的原生态环境中,给人以鲜活灵动之感。

和其他花卉蔬果画一样,齐白石的葫芦画,是其写意精神的代表。尤其是衰年变法以后,其葫芦画题材出现的频率极高,直到晚年,还可见到他自署“九十六岁,白石”的葫芦画作品。他在多幅画中,反复提及所绘葫芦均为“依样”。这种“依样”,不是“依”前人之“样”,而是“依”造化之“样”。他在一件《葫芦蝗虫》斗方中题识:“余曾见天畸翁院落有藤一本,其瓜形不一,始知天工自有变更,使老萍不离依样为之也。”正是因为大自然丰富多彩,“自有变更”,因而齐白石“依样”为之,也就不会雷同了,这道出了写生的真谛。

齐白石的花卉蔬果受吴昌硕影响较大,但唯独于葫芦则不然。吴昌硕葫芦画大多构图繁密,且葫芦多交织在藤蔓和绿叶中。垂藤多用赭色,葫芦叶则多用墨骨,再以浅色花青晕染,画面显得繁复,如作于1914年的《葫芦图》(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藏)、1915年的《篱边秋果张如锦》(浙江省博物馆藏)及无年款的《硕大无朋图》(天津工艺美术学院藏)等即是此例。这与齐白石葫芦画的简洁明快形成对比,可谓各有千秋。对齐白石衰年变法起着重要影响的陈师曾,也有过画葫芦的记录。他的葫芦画多以淡墨勾出葫芦轮廓,再以浅绿色填充,葫芦叶与藤蔓也多为浓淡深浅不一的绿色、赭色写就,形似重于神似,极少用泼墨法,如《三葫图》即为其葫芦代表。很显然,吴昌硕、陈师曾这两位在齐白石艺术生涯中产生重要影响的画家,其葫芦画与齐白石并未有直接的师承或相通之处。

葫芦画虽然只是齐白石花卉蔬果中的一个小小分支,但小中见大,从其不同题材、不同时期、不同技法的葫芦画中,可以窥测其花卉画演变的痕迹,以及其一贯坚持的艺术理念和创作态度。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齐白石这种“带有泥土味的形象不是简单的写生和记录,只是一种文化的记忆,是传达文化的一个媒介”这对于我们从不同侧面了解齐白石艺术全貌,无疑是具有裨益的。这或许便是探讨齐白石葫芦绘画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