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中期,可以说一直是“汉学”的时代

说起日本明治维新,让人不禁联想其同词———“文明开化”。所谓“文明开化”指的是日本在思想、文化和社会制度的现代化和西化。因此当时的整个日本在思想观念上转向学习欧美,西洋化差不多席卷了整个日本和日本的各个阶层。作为旧时代学问核心的汉学,往往被认为应该随之衰败。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这个时期恰恰相反出现了汉学,汉文学的高潮。到明治中期,可以说一直是“汉学”的时代。那么,是在什么样的独特背景下形成了这样的景观和逆流呢?

1明治汉学在“文明开化”狂风暴雨中的逆流

推翻了300多年幕府政权的新政府,于明治5年(1872年) 5月,颁布了统一的“学制”。这是制定近代化学校制度的法律,立案者是箕作麟祥等洋学者。不言而喻,学制令当然是参照欧美学制起草而成。有名的“邑に不学の戸なく、家に不学の人なからしめん”(国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这样的用语都记入学制令里。从其可以知晓学制令是以“四民皆平等,国民皆教育”作为目标而制定。从此,旧时以儒学为核心的教育迎来了新的时代,儒学教育理念也随之被否定。

伴随着学制令的颁布,私塾、寺子屋的封闭令、旧藩儒校的废除等也在紧密锣鼓地实施,从而导致了当时很多汉学者失去工作,失业人数量剧增。由于政府从国家教育优先,让新学制彻底实施的角度出发,在废除私塾、私立学校的态度上非常强硬。但是,根据新学制而改制的学校建设给当时还非常贫弱的乡村财政带来了很大的负担。并且缺乏在新学制推行使用教材中能够胜任教学的教员。再者就是当时死守旧时价值观的群体庞大,新学制在民众的现实生活中显得格格不入,民众反感,导致学制实施不起作用。在此情形中,政府于是考虑根据地方实情而进行学制令的修订工作。于明治12年(1879年) ,废除了此学制,颁布了新的“教育令”。教育令如同被称为“自由教育令”所指的一样,即减弱中央官僚的统治,强化地方政权,考虑地方实情推进教育完善。明治汉学在这样的政治动向及社会背景中也随之得以生存与发展。

由于明治新政府的高官、社会上层精于汉学。当时最有代表性的流行语是“今世参议皆书生”,其实,明治各阶层的精英,追本溯源都是在各地藩儒校里学习过汉学的精英,因此,他们的价值观根底里,仍然是汉学的教养,而且对于汉学是无法割捨,强烈热爱。虽说进入了新时代,在思想观念上转向学习欧美,但他们脱口而出的是汉语,写文章则流行汉文语调或者汉文直译体。当时洋溢着时代革新气息的政论文章迭出不穷,而汉文语气恰好适合于作者们表达悲愤慷慨的感情。因此他们的建议书、论说、书简,都是使用以汉语为主的汉文体。西洋化差不多在席卷了整个日本和日本的各个阶层的时期,但源自中国的文化源流仍然对文人的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政府当局同样也有此倾向,从最初颁发的“五箇条御誓文”的诏敕类、法令类都并不是日文,而是汉文直译体。其他法令也同样使用汉文依次被颁布。加剧举世爱好汉文的是明治3年(1870年)颁布的“新律纲领”。这部法令是依照中国的“大明律”制定而成。法令中虽然有“刑法”,但几乎没有西方刑法的影响。罪名等也原样采用“大明律”中使用的用语。由于这样的原因,作为裁判官必须要学习汉学。当时,司法官考试里《通鉴纲目》的标注训读的题目是被列为必考科目。《通鉴纲目》里有被朱熹节略的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发行刊物。当时的流行语之一的“可爱的书生想做的事是:《通鉴纲目》《史记》《左传》”。正因为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出现了备中松山藩校有终馆学头三岛中洲在明治维新后成为法官,并历任新治裁判长、最高法院法官等职。

明治初期涌现了大量的汉诗、汉文作品,汉诗比江户末期更加繁荣,有权威的作家不断问世,旧幕臣的大沼枕山到死为止都对宋诗情有独钟,特别对陆游的诗极其赏识并大力宣扬。这种强烈热爱宋诗是文化文政期的龟田鹏齐、山本北山等革新运动所带来的热潮。尾张藩(现在的名古屋)的儒学者鹫津益斎的门人森春涛和大沼枕山是同门,并且是表兄弟的关系。森春涛走出江户自立门户,主张提倡中国清代诗歌。以清新、纤细、妖艳的诗风,留下了精巧的举世绝句名作《岐阜竹枝》。且最终以其诗风技压群芳。此外还有小野湖山、江马天江、岡本黄石、森愧南、鲈松塘、向山黄村等著名诗人的名字不胜枚举。他们以其汉诗被尊为盟主,以诗结社,在各地成立了诗社。大沼枕山的“下谷吟社”、森春涛的“茉莉吟社”、岡本黄石的“麹坊吟社”、鲈松塘的“七曲吟社”等,其各成一体,均以各自的实力而引以为豪。在汉文方面,重野成斎、川田甕江、中村敬宇、中岛中洲等被尊称为汉学大家。

在政界,从尾张藩明伦馆教授到司法官的鹫津毅堂,佐贺藩士的苍海副岛种臣,不但在明治汉诗坛上雄踞一方,还历任外务卿、内务大臣。曾在熊本藩的时习馆学习,作为朱子学者成为明治天皇的侍讲、皇宫顾问官、枢密院顾问官连升的元田永孚等人才济济。还有秋田藩士出身,晚年成为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的根本通明,以研究汉籍《四书五经》中的“周易学”成为大家而受世人尊敬。

在民间,最为活跃的是中村敬宇。1860年,从昌平儒校(江户幕府学问所)的儒官主动留学英国,归国后翻译了《西国立志篇》《自由之理》等著述,并作为启蒙思想家指导社会,给同时代的青年人精神上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虽然旧幕时代的藩儒校趋于消失,但有新涌现出的汉学私塾,并取得了社会性的支持。例如,在东京有安井息轩的“三计塾”、蒲生褧亭的“有为塾”、岛田篁村的“双桂精舍”、三岛中洲的“二松学舍”等。在地方有新潟县铃木文薹的“长善馆”、冈山县山田方谷的“刑部塾”、京都草场船山的“敬塾”等非常有名。从“三计塾”出来的龟谷省轩,“双桂精舍”出来的内田远湖,“二松学舍”出来的黑木钦堂、夏目漱石,“长善馆”出来的桂湖村、小柳司气太、铃木虎雄等人才辈出。

在媒体新闻界,明治初期发生了“汉语流行”的现象。当时流行的汉语如“勉强、规则、注意、関係、管轄、区別、周旋等到现在作为日常语使用的数不胜数。官方通报或民间报纸杂志也流行使用“四字汉语词”,如“文明开化、王政复古、大政奉还、自由平等、神仏混淆、旧弊顽固、因循姑息、利用厚生、权利义务、公明正大、新政厚德等都在其中。对此现象,汉学者、早稻田大学教授的牧野谦次郎(《日本漢文学史》,世界堂書店刊, 1956)作如下解说。

明治初期,旧幕鸿儒生存发展的汉语汉文达到了风行的高潮。例如,当时的词语:“髪床”(理发店) ,改为“理髪店”、“風呂”(入澡堂) ,改为“入湯”、“不都合”(不妥,没礼貌) ,改成了“失敬”作为致歉用语。当时,汉语流行风潮的原因来源于幕末维新之时,为国事而四处奔走的各藩地的人们,需要相互沟通交流。可是,各地都有各地的方言,在普通话还未普及的背景下,例如,仙台人和鹿儿岛人如果各自使用方言交流的话,相互之间不能理解其要表达的意思,给交流带来了很大的障碍。

基于上述原因,如果使用汉语的话,问题就能够解决这一点出发,推进了汉语在社会各领域的风行和发展。并且在明治维新之后,在社会各领域处于重要地位的精英们的推进中,汉语最终成为了日本上流社会的通用语。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明治汉学在“文明开化”逆流中独树一帜,并与其独特的方式进行洗练与发展。

2汉学与翻译

如牧野谦次郎(《日本漢文学史》,世界堂書店刊, 1956)著述中所指出的一样,“汉语具有通用语的性质而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以上现象都几乎是来自同年代人的证言,让人兴致盎然。”但是,从汉语汉文流行的另一面来看的话,汉语本身具有“自由造词”的特性不能忽视。这种具有“自由造词”的特性在当时翻译欧美词汇的时候发挥了显著的效果。

福泽谕吉把“Speech”翻译为「演説」(演讲)、中村敬宇把“News”翻译为「新聞」(报纸)虽然有名,但西周翻译了如下的其他很多学术用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