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文论话语体系，就成了学术“哑巴”

最近读到文学评论家孟繁华先生的文章《文学批评的“有用”和“无用”》。这是一篇旧文，发表在20年前的《南方文坛》杂志上，重新推出之后，仍然得到热烈呼应，说明文章提出的问题还在触动着文学批评领域的神经。这篇文章在简约的历史感下，论证了文学批评功能的实用性、工具性和有效性，但也隐含着反思，隐含着对文学批评功能局限性的思考。这篇文章其实只写了一半，我期待“无用之学”那一半如何论述，惜乎没有展开。那一半其实包含着对理论的呼唤。孟繁华所理解的理论感，当然不会是没有思想的智力游戏，而是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有着更高层面的思维形态或思想形态。

如果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文论话语体系，就成了学术“哑巴”

当代文学批评在经过一个历史阶段之后，呈现出丰富复杂的精神和结构状态，对文学批评现状、问题、出路的讨论，既来自文学批评之外，也来自文学批评自身，包含着检讨、批评，也包含着期待。人们要求文学批评有更好的责任担当，对文学创作实践、同时代的文学运动投入热情，增加适应文学现实的覆盖面，进而增强批评话语的有效性，这些都切中问题所在。批评的缺席，批评的失语，批评的责任与承担，这些建设性思路，不仅是整个社会文化的期待，也是文学批评自身思考的方向。事实上，如果置身于当代文学批评的场域，不难发现批评的困境。

《文学批评的“有用”和“无用”》发表的时代，正是西方文学理论学说和文学批评观念大量涌入国门之时。当时的批评家对西方的文学批评理论方法应接不暇，而且应用起来得心应手，大多数人无暇思考中国文学批评的自身建设问题，或者说，那个时代的文学批评命题就是用外来资源壮大自身的筋骨，源于本土社会发展变革和文学现实的理论自觉还没有凸显。

但是，文学批评在和社会历史、文学现实的对话过程中，已经开始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孟繁华关于文学批评“无用之学”的思考，在现实层面说，即我们如何建构自身的文学批评理论，赋予文学批评独特的理论品格，使文学批评不限于应用西方理论解读中国文学现实的境地;在理论层面说，应该对应用性和知识论有所超越，应该把文学批评作为一种认识世界的理论思维方式，在理解世界、把握世界时运用自己独特的话语，体现出理论的穿透力和洞察力。孟繁华的文章虽然没有挑明这些问题，但是已经透视出当时文学批评的某种愧疚和自省，某种冲动和觉醒。

如果把视野放大一点，我们会看到，这些年来，树立文学批评的理论自觉，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着眼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已经成为大家共同思考的焦点问题。例如，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已经讨论多年，有迹象表明，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走出了文论圈子，沈从文、汪曾祺、孙犁、徐怀中、贾平凹等所传承的具有抒情特质的叙事传统，为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扩展提供了更广阔的考察空间。这个问题的讨论，如果结合现当代作家的实践创造力，结合悠久传统的现代呈现，会结出具有当代性的理论成果。

再例如，立足于文艺理论前沿，不断追求理论思考和建构的曹顺庆曾经提出：“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的话语，一套自己的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有办法说话，活生生一个学术‘哑巴’”。他坦诚地指出文论界的一个基本状况，有着很强的问题意识。这个问题的深化，已经延续到了有关西方文论“强制阐释”的讨论，焕发出反思和建设的活力。

多年之前，刘中树和张学昕编辑过一套“学院批评文库”，他们提出：“我们总是在不断地强调和思索当代文学写作的原创性问题，那么，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原创性是什么呢?”这是针对整个文学批评现状说的。当文学理论原创性不足时，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就要打折扣。我注意到文学理论界和文学批评界都参与了“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话题的讨论。这个话题涉及文学批评的内涵和外延，文学批评的心脏和臂膀，其实也深层地涉及当代中国文学批评所要依托的理论形态和理论话语。我也注意到朱国华教授关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相恋又相离的讨论，他的讨论描述了一个时代浓厚的理论兴趣，一个文学共同体自觉的理论追求，对文学批评理论感的建立提供了更具有人文感的思路。

南帆先生说：“当代文学乃至社会文化具有很高的理论含量，这些对象完全可以承受深度理论分析。”作为一个当代文学批评家，南帆结合自己的批评实践，提出了更有现实感的问题，把对当代文学批评理论感的自觉要求向前推进了一步。当代文学批评理论感的建立，不仅是文学批评自身的需要，而且是一个文学实践乃至整个社会文化向文学批评提出的一个现实课题。

当代文学批评领域有许多话题需要上升到理论高度

经典作家十分重视理论思维。恩格斯把理论思维看作人类把握世界的最高级、最重要的思维形式，是一个民族站在科学高峰的必备条件。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实践和理论大厦，是超越经验、现象层面的理论形态，具有长远的洞察力。考察当代文学实践和当代批评历史，打量当代文学批评现状，有许多经验需要总结，有许多话题需要上升到理论高度。

远的不说，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新世纪二十多年来，文学实践和文学批评中有许多现象与思潮，既具有历史感和时代感，又具有理论含义，但在理论层面思考、讨论、总结得还远远不够。

比如说，现实主义是一个长盛不衰的主导性命题。现实主义从十九世纪走到当代，遭遇过不同的社会形态，不同的时代思潮，也经过了各种文学观念、文学思潮的冲击，就是在当代中国，新时期以来经过现代主义冲撞之后重新兴起的现实主义，在何种意义上是具有这个时代特色的现实主义?它丢弃了哪些旧质?又增加了哪些新质?或者说应该增加什么样的新质?这些都需要有一种具有厚度和高度的理论阐释。

有些则是基于时代发展和文学自身演变双向促动提出的新问题。比如最近有关“小说革命”的讨论。小说的变革历史上发生过多次，为什么现在重新提出?是偶然还是必然?我们看到，创作界和批评界的有关讨论，更多地限于感性层面和现象分析，而缺乏更高的理论思维。

如果我们深入当代文学现场，会看到当代文学批评家对当代创作投入巨大的热情，一部新作刚出现，会得到热烈、迅捷的呼应，然后就被放置了，甚至被遗弃了。当代文学批评就等于年度文学批评?对于这个现象，人们或许要问，当代文学如何历史化与经典化?这样的批评方式会不会让我们从总体中滑落?会不会导致我们忽视对具有普遍性理论命题的发现?

如果说文学实践达不到理论总结的水准，那是文学实践的问题。如果说我们不能总结，不能从个案、现象中超出，那是否就是文学批评缺少理论能力的问题，或者是理论自觉不足的问题?恩格斯曾对19世纪的自然科学发展进行过考察。他说，经验自然科学积累了如此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因而在每一个研究领域中系统地、依据其内在联系来整理这些材料，简直成了不可推卸的工作。于是，自然科学便走上理论的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不中用，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管用。这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应该具有方法论的启示意义。

当代文学批评理论感的增强，理论意识的自觉，仿佛被恩格斯的论述所召唤，这恰恰说明理论具有照彻功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的自觉，是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演变的双重结果，是文学批评自身的反思与觉悟，也是整个社会现实与时代思潮的要求。讨论当代文学批评，把握它的脉络，这应该是一个有意义又有价值的命题。

(作者：李国平，系陕西省作协副主席)

原载《光明日报》( 2021年07月14日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