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在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中的作用「抽象表达」

大家好，情感在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中的作用「抽象表达」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1876年，莫斯科音乐学院举办了一场特殊的音乐盛典，之所以说他特殊，是因为这场音乐会并不是一场普通的音乐会，而是为了一个人而举办的，这个人就是当时大名鼎鼎的列夫托尔斯泰。

俄国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在当时俄国的地位不可谓不高，那么谁有资格能给这位大文豪奏乐献礼呢？当然是另外一位著名的音乐家柴可夫斯基。柴可夫斯基为列夫托尔斯泰带来的曲目是《D调弦乐四重奏》的第二个小乐章，也就是《如歌的行板》。

当列夫托尔斯泰在听完整个演奏之后，深受感动，激动的流泪，并说“我已经接触到忍受苦难的人民的灵魂深处”。

那么，我们考察开柴可夫斯基的这部曲子，就会发现，他并不是柴可夫斯基最成熟的作品，而是他早期风格的代表作。但是托尔斯泰敏锐的艺术嗅觉让他感受到了这首曲子背后所蕴含的不一样的情愫。

实际上，这首曲子并不是柴可夫斯基的纯粹原创，1869年，他到妹妹家的庄园度假，偶然听到庄园中泥瓦匠哼唱一首当地的民谣，随即他将这首民谣所启发的灵感记录下来，谱成曲子，这就诞生了柴可夫斯基一生最为著名的乐章。而早期风格的柴可夫斯基，他的创作往往寄寓了深刻的变革意味，这与当时沙皇俄国的国情有关系。

十九世纪的沙皇俄国在整个文化艺术界是一个非常另类的存在。当时的俄国虽然还未摆脱农奴制，依然保留着最为原始、落后的生产制度，但是沙皇俄国腐朽的统治下，却诞生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艺术家群体。在音乐、美术、舞蹈、文学、戏剧上空前繁盛。

作为当时文学家的托尔斯泰以及音乐家柴可夫斯基，自然对社会有着深刻的观察，对于当时社会有着强烈的批判和变革意识，他们在各自的作品中，都给予了他们对于整个俄罗斯民族遭受苦难压迫的同情和体会，这其中也蕴含了无限的情感积淀。这也难怪托尔斯泰在第一次听到这个曲子的时候激动的落泪了。

当一件艺术作品寄予着创作者无限的情感寄托之时，作品中浓郁的情感色彩往往可以感人至深，使得观赏者陷入到创作者创作时候的状态，或者说陷入到作品所营造的环境和情绪下，无法自拔。

这就是艺术作品的情感感染力。这种情感感染力可以突破地域、时间、人物的限制，抵达人心深处。

不仅仅是俄国艺术是这样，中国的文化艺术也是如此。

如果说中国的诗歌是以声音来打动，文学以语言所营造的氛围、场景来打动人，绘画以线条、构图、色彩、意境来打动人，那么中国书法，则是以线条所构成的黑白艺术造型来打动人。

所以，中国书法艺术是一门抽象的艺术，他和绘画不同，绘画虽然也有线条，但是绘画所组成的线条可以构成具体可感的事物，但是书法的线条却只能构成一个个文字。

而如果我们要想弄清楚书法书写者真正的内涵用意，除了在欣赏这幅书法作品作品时候，对他的艺术造型进行分析之外，还需要对于文字内容进行考察。

而我们说，中国书法的发展、变化，是离不开文字的发展变化的。很多时候，古人的思想、情感，其实就蕴含在这些汉字中，蕴含着汉字的结构中。比方说文字的“文”，文字概念的演变、传承，就很能说明中国文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汉代有一位著名的文字学家，叫许慎，他编写了中国历史上鼎鼎有名的文字学巨著——

《说文解字》。对于“文”这个字的考察，许慎是这样说的：

文、错画也，象交也。

什么意思呢？许慎认为，“文”最古老的含义是指那些线条相互交错而形成的图案文字，因此他才说“错画”、“象交”。

在这里，许慎所揭示的“文”字含义，并不是文的引申意义，而是“文”最古老、原始的含义。

当我们在其他古籍中看到类似的解释时候，就很能佐证这一点了。例如古代儒学经典《乐记》中，就有这样一段描述：

五色成文。

这里面谈到的“五色”，并非我们在艺术上谈到的“墨分五色”，应该是传统意义上的五种颜色。老子曾经在《道德经》中说：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

细究起来，五色是青、赤、白、黑、黄，而古代也用这五种颜色代指各种各样、五彩斑斓的颜色。所以，五种颜色交织在一起，就是“文”，后来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文身”，也就是用颜色来装饰身体的的意思。也正是从这里开始，“文”有了另外一重意思，即“装饰”、“修饰”。我们常常说的“文过饰非”的“文”，也有一定的“掩盖”、“修饰”的意思存在。

而同样是儒家经典、上古奇书的《易经 系辞》也谈到：

物相杂，故曰文。

从上述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文”的意义演变经历了一个内涵的拓展，从一开始线条交错图案符号，到注意到颜色图案的修饰，文不仅仅成为了一个符号象征，而且他还往修饰、美化的方向演进了。

所以，从源头上讲，中国文化和中国艺术在一开始就有非常强烈的情感色彩，从文字的演变上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一点。

文字以及文字背后蕴含的情感，和书法艺术作品之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书法作品中的文字以及书法作品本身的艺术造型，根本无法割裂开来。

正如中国书法上著名的书法作品《兰亭序》所呈现的那样，作为一篇字字珠玑的散文，王羲之的《兰亭序》做到了将诗文与书法的完美融合，文风清新秀丽而不失力度，与书法空灵玄妙、潇洒自然相映成趣，因而，王羲之《兰亭序》不仅仅是因为书法天下第一、文笔也是超一流。

所以，《兰亭序》之妙，不仅在于他的书法，更在于他的思想意义、文学价值。

中国古代的文化艺术理论著作，也多次谈到关于“情” 的作用。《文心雕龙》和《典文论文》中对于文艺作品以及文学和情感之间的关系有较多的论述。明代著名戏剧作家汤显祖，更是提出了他著名的“至情论”。

在《牡丹亭》题词中，汤显祖这样说道：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而汤显祖一生四部作品《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都是汤显祖一生“至情论”的艺术实践。

如果一件艺术作品，缺乏了情。没有情，那么他就不能称之为带有人化的色彩，也就无法将其归纳入人文作品的行列了。

所以，无论古今中外，西方还是东方，对于艺术作品创作和欣赏过程中的情感关注，对于艺术美感的鉴赏和体会，对于抽象文字与具象实体的感知，是我们创作、享受艺术作品必须要感知的三个重要方面，唯有如此，一件艺术作品才能真正被我们看到、欣赏到、触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