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脊梁（书画篇）·走向世界的共和国文化大使·张庆祥作品展
大家好，关于秦腔的问题「秦腔的发展」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和京剧等全国性剧种不同，包括秦腔在内的地方戏很难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论体系，原因之一就是地方戏曲的戏曲史学缺失。如果没有剧种史、剧目汇总等基础工作，对表演形式、唱腔规范的研究就只能是散落的珍珠，单看都很亮眼，聚合却无系统。
就秦腔来看，对剧目和演员的评论比比皆是，其中不乏佳作，但系统而理论的对秦腔史进行梳理的著作则少之又少，因此，高益荣教授的著作《20世纪秦腔史》直接延续了焦文彬所著《秦腔史稿》的历史脉络，在面对浩如烟海的百年秦腔发展史时虽然难以面面俱到，却终于是将这段历史填补起来。
高益荣教授在陕西师范大学求学，毕业后留校工作，是个典型的学者。然而他必然是一个戏曲爱好者，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看来，他并不仅是将《20世纪秦腔史》当做课题来看待，“看来研究秦腔是我冥冥之中命运的安排，也是完成父亲的夙愿、老师的重托”。当一个人将某项工作任务转化为内心需要，转化成宿命中不能逃离的安排，那就意味着他必须从自己内心寻找动力来源，并不断激励自己完成这一使命。
20世纪的秦腔史是很难写的。20世纪的前半叶，秦腔的主阵地西安是西北最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同时又很接近革命策源地延安，可以说这五十年的秦腔发展始终是与当时中国的重大社会变迁紧密联系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同盟会在陕活动、西安事变、延安文艺座谈会等，又几乎都与陕西戏曲界密切相关。因此书写这段秦腔史，难处不在于史料不足，而在于怎样从数不胜数的史料中拣选有用且能用的材料，并以何种方式将之罗列呈现。高益荣采用的是类似于国别体的“社别体”，即将这一阶段的主要秦腔班社分别作传，这就避免了编年体造成的史料冗杂。而在为易俗社作传时，他又将其中几位著名的剧作家单列出来，为剧作家作传。这种纪传体的写法，既浓墨重彩描绘了该编剧在易俗社期间的主要成就，又顾及了其前后的生命历程，分析了成就产生的原因和社会背景。
20世纪后半叶，解放之后国家政治中心转移到北京，秦腔艺术逐渐淡出政治舞台，但戏曲艺术仍然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这段秦腔史的写作难度在于阐明秦腔发展历程与社会发展的联系，即在新的政治环境下，秦腔班社的生存状况、新旧剧目的编演及观众反响、特殊历史阶段如何影响秦腔发展，以及经济快速发展制衡下的秦腔状况。高益荣在写作这段秦腔史时采用了三种方式：
其一是以事件记录发展，如通过十七年间陕西最重要的大规模展演或巡演活动来记录秦腔当时的发展，将演员活动和剧目出现记载于其中；其二是人物记录状况，如为著名秦腔演员刘易平、阎更平、马蓝鱼，剧作家马健翎、王绍猷、谢迈千等人写出人物小传，较为完整地记录了他们的作品和特色；其三是以剧目记录成就，如分析了《骆驼岭》、《枣林湾》的创作过程，特别是对秦腔《西安事变》诞生过程的追忆，将创作时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激荡阐述出来。读者看到的是“事件”背后的“历史”，想到的是“历史”背后的“变迁”。
虽然高益荣谦虚地说“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也非常喜欢秦腔，但没有他那种痴迷”。但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又能读出他对秦腔由衷的热爱。他评价“孙仁玉先生是位自幼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熏陶的道德君子，儒家所强调的以道德修养为内涵的君子人格对他影响特别大”。若不是深入了解过孙仁玉的生平、认真观摩过孙仁玉的主要剧作、仔细体会过孙仁玉的思想心态，恐怕很难得出这样深刻的结论。
《20世纪秦腔史》当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比如研究对象基本上集中在陕西特别是西安的秦腔班社，而很少涉及甘肃、宁夏等省的秦腔事业团体；受篇幅限制主要关注专业群体，而未对如火如荼的民间戏曲爱好者和业余班社进行记录，而他们也是秦腔所生活的土壤和根基；在专业群体中更为关注演员和编剧，而对导演、音乐、舞美等方面的杰出人才未多涉及，而这些领域恰恰也是戏曲艺术的重要组成方面。
读完《20世纪秦腔史》，就能体会到高益荣教授在治学上的严谨。剧评对剧目本身有立竿见影的促进作用，考据对戏曲源流有追根溯源的勘察作用，而资料价值和指导意义建有的戏剧史则更为难得。《20世纪秦腔史》虽不足以全面展示秦腔这一古老剧种在上世纪的完整风貌，却可以为秦腔研究奠定丰厚的基础，让秦腔研究者、爱好者和从业者有了可供借鉴的参考。（李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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