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三国演义》序跋的价值取向是什么「三国演义成书年代」

大家好，明清《三国演义》序跋的价值取向是什么「三国演义成书年代」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明清两代《三国演义》序跋现存二十余篇，其价值评判体现为多种取向：通俗易懂的历史认识价值，伦理纲常的教化价值，奇异独特的审美价值，独立不羁的人才价值以及军事谋略价值等等。对此进行综合分析探讨，可以更好地把握《三国演义》的多重价值，并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不断开发出《三国演义》的新价值。

自明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载庸愚子弘治甲寅序以来，明清两代多有为《三国演义》撰写序跋者，有论者指出“由于明、清两代的政治环境、社会思潮极不一样，对明、清两代序跋者产生了不同影响”，因此这些序跋关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若从其价值取向方面来看，则体现为多样性和丰富性，如通俗易懂的历史认识价值、伦理纲常的教化价值、奇异独特的审美价值、独立不羁的人格价值和军事谋略价值等等。

一、通俗易懂的历史认识价值

明代著名文人陈继儒、袁宏道都对“通俗演义”的本质和功能做过辨析，陈继儒在《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序》中说：“演义，以通俗为义也者。故今流俗节目不挂司马、班、陈一字，然皆能道赤帝，诧铜马，悲伏龙，凭曹瞒者，则演义之为耳。演义固喻俗书哉，义意远矣！”认为“演义”的本质即是“通俗”，而且意义深远。袁宏道在《东西汉通俗演义序》中对“通俗演义”的功能作了形象的说明：“今天下自衣冠以至村哥里妇，自七十老翁以至三尺童子，谈及刘季起丰沛，项羽不渡乌江，王莽篡位，光武中兴等事，无不能悉数颠末，详其姓氏里居。自朝至暮，自昏彻旦，几忘食忘寝，聚讼言之不倦。及举《汉书》、《汉史》示人，毋论不能解，即解亦多不能竟，几使听者垂头，见者却步。……文不能通，而俗可通，则又通俗演义之所由名也。”“通俗演义”可以让所有的接受者在愉悦欢快的心情之中了解历史，其功用可谓神奇至极。

两人对通俗演义的见解十分精辟，其源头则可以上溯至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演义》刊本甚多，孙楷第先生称“今所知见明本已不下二十余种。书贾刻书时，屡易名色，极不一致”。现存最早刊本明嘉靖壬午(1522)刊大字本，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不难发现，其书名与正史《三国志》不同之处，就在于“通俗演义”四字。刊刻者之所以郑重其事地在书名中加上“通俗演义”四字，就是要使读者明白，此书与历史著作的最大不同，便在于其通俗性。该本卷首有弘治甲寅(1494)庸愚子“序”和嘉靖壬午（1522）修髯子的“引”各一篇，这应当是现知最早评论《三国演义》的两篇重要文献。庸愚子序指出了《三国演义》的多种价值，而最为突出的则是其通俗易懂的历史认识价值。这篇序文首先阐明历史著作“非独纪历代之事”，而是由此“昭往昔之盛衰，鉴君臣之善恶，载政事之得失，观人才之吉凶，知邦家之休戚，以至寒暑灾祥，褒贬予夺”。但是问题在于“史之文，理微义奥”，“不通乎众人”；而野史评话“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既“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又能使读者“人人得而知之”，“一开卷，千百载之事豁然于心胸矣”。这就告诉人们，《三国志通俗演义》不仅与史书具有同样的历史认识价值，而且更为浅显易懂。

修髯子的“引”形式非常独特，前面是一段主客问答式的议论，后面是一首四十韵的诗歌。首先是客发问曰，历史著作已对三国历史有详尽记述，《三国志通俗演义》不有些多余了吗？这一问语似乎透露出了这样一个信息，即《三国志通俗演义》问世之初，人们曾怀疑它存在的必要。接下来主人对历史著作与通俗小说的区别作了比较：“史氏所志，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非通儒夙学，展卷间，鲜不便思困睡。故好事者，以俗近语，櫽括成编，欲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因义而兴乎感，不待研精覃思，知正统必当扶，忠孝节义必当师，奸贪谀佞必当去，是是非非，了然于心目之下，裨益风教广且大焉，何病其赘耶！”可见这位修髯子十分重视《三国演义》俗近的历史认识价值，充分肯定了其通俗性和普及性。

此后众多的明清序跋作者都强调了《三国演义》通俗易懂的历史认识价值。如明万历刊本《新刻京本补遗通俗演义三国全传》在书名中也特意加上“通俗”二字。卷首“重刊杭州考证三国志传序”的作者已不可考，在这篇简短的序言中，作者指出了《三国志通俗演义》“明白易晓”的历史认识价值，“愚夫俗士，亦庶几知所讲读焉”。

明建阳吴观明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卷首有署名“秃子”（即李贽）撰写的一篇“序批评三国志通俗演义”，这篇序言虽然有些残缺，但不难看出对“俗”的反复肯定：

天地间莫便于俗，……摛词而俗，取青紫如拾芥；治家而俗，积仓谷如聚尘；居官而俗，名不挂于弹章；居乡而俗，宣庙一块生猪肉，死去享受；器具而俗，适市者翘值以售；燕会而俗，设糖饼五牲，唱弋阳四平腔，戏宾以为敬；园圃而俗，卉木比偶，石狮瓦兽，松塔柏球，游人解颐，叹未曾有；写字而俗，姜立纲法帖，一熟胥吏衙门；作画而俗，汪海云、张平山等笔，肉眼珍收，重于石田、伯虎。识得此意，便知《批评三国志通俗演义》矣。然则昔吴门所行一本，较此孰居真赝？曰：昔年之本，香山之黄苦地，今日之本，亦青莲之李赤也。若在雅士，又曰俗子俗子矣。

序言结尾将“吴中本”与“建阳本”分别比作“香山之黄苦地”和“青莲之李赤”，“香山”当指白居易，因晚年白居易曾自号“香山”。“青莲”是李白之号。李赤则为唐代诗人，自以为己诗可比李白，故名李赤。因此这一比喻意为“建阳本”虽然更“俗”，但仍然带有李白的雅。

清初毛宗岗对《三国志通俗演义》作了整理修改，书名也不再出现“通俗”二字。在其评点本《三国志演义》卷首有署名金人瑞的一篇序言，认为《三国演义》“据实指陈，非属臆造，堪与经史相表里”。但即使如此，也同样注意到了其雅俗共赏的历史认识价值：“今览此书之奇，足以使学士读之而快，委巷不学之人读之而亦快；英雄豪杰读之而快，凡夫俗子读之而亦快也。”由此可以看出，与历史著作相比，历史演义小说的价值就在于其运用通俗易懂的艺术形式传播了历史知识。

二、伦理纲常的教化价值

明清两代文人大都十分重视小说所具有的伦理道德教化价值，许多序跋作者从两个方面强调了《三国演义》的教化价值：一是对忠义精神的赞美，一是对正统观念的肯定。

庸愚子“序”和修髯子的“引”都指出了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伦理纲常的教化价值。修髯子的“引”已如前述，庸愚子“序”中有一段话值得关注：“予谓诵其诗，读其书，不识其人，可乎？读书例曰：若读到古人忠处，便思自己忠与不忠；孝处，便思自己孝与不孝。至于善恶可否，皆当如此，方是有益。若只读过而不身体力行，又未为读书也。”杜贵晨先生认为其中的“书例”，即编撰体例，实为罗贯中原作所有。笔者同意这一观点，理由很简单，既然前面说到“诵其诗，读其书，不识其人，可乎？”那么紧接着就应当是如何了解其人，显然罗贯中本人的“书例”正是认识其人的最有效的资料，因此，应当说是罗贯中率先指出了《三国演义》所具有的伦理纲常的教化价值。罗贯中提倡读书要“身体力行”，要将书中的忠孝转化为读者自身的实际行动。正是在这一见解的启发下，庸愚子讲述了自己读《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感受：

予尝读《三国志》，求其所以，殆由陈蕃、窦武。立朝未久，而不得行其志，卒为奸宄谋之，权柄日窃，渐浸炽盛，君子去之，小人附之，奸人乘之，当时国家纪纲法度，坏乱极矣。噫！可不痛惜乎！矧何进识见不远，致董卓乘衅而入，权移人主，流毒中外，自取灭亡，理所当然。曹瞒虽有远图，而志不在社稷，假忠欺世，卒为身谋，虽得之，必失之，万古奸贼，仅能逃其不杀而已，固不足论。孙权父子，虎视江东，固有取天下之志，而所用得人，又非老瞒可议。惟昭烈汉室之胄，结义桃园，三顾草庐，君臣契合，辅成大业，亦理所当然。其最尚者，孔明之忠，昭如日星，古今仰之。而关、张之义，尤宜尚也。其他得失，彰彰可考。遗芳遗臭，在人贤与不贤，君子小人，义与利之间而已。观《演义》之君子，宜致思焉。

这段议论从伦理纲常角度对《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主要人物作出了评判，表露了鲜明的崇刘敬孙抑曹的情感，特别推崇诸葛亮、关羽、张飞等人的忠义。

此后众多的序跋作者都延续了上述观点，认为孔明、关羽的忠义是《三国演义》的重要价值。如明闽书林乔山堂刘龙田刊本《全像英雄三国志传》卷首李祥序称：“至若毅然不拔，关将永为称首；而托孤寄命，矢志靡贰，孔明又何忠贞乎？试读《出师二表》，令千载而下慷慨激烈，宁非扶纲植常之一大枢哉？”明天启间黄正甫刊本《新刻考定按鉴通俗演义全像三国志传》卷首博古生序前面部分残缺不全，但结尾部分明确说道：“是以志《三国》者，志其忠肝义胆，昭昭揭日月而行中天也。”指出了《三国演义》的作者就是要赞颂关羽、诸葛亮的忠肝义胆。直至清末，许多序跋作者依然认定此种价值取向，如清咸丰三年常熟顾氏小石山房刊本《考证古本三国志演义》卷首清溪居士《重刊三国志演义序》，便认为《三国演义》“意主忠义而旨归劝惩”。可见伦理教化的价值取向贯穿了明清两代。

《三国演义》一改陈寿《三国志》奉曹魏为正统的观念，尊刘抑曹倾向鲜明，明清《三国演义》序跋对此都持肯定赞赏的态度，认为这是《三国演义》的重要价值之一。清嘉庆七年刊本卷首有明人吴翼登的《叙三国志传》，开头便说：“余读三国而知统之必以正者为尊也。”刘备虽然理应继承汉室，但并未急于即位：“抚昭烈帝之潜跃，按卧龙之终始，惟以仁以义，无诈无虞。迨汉祚既移，始建元称号，羽扇纶巾，堂堂正正，鞠躬尽瘁，大义凛然。君可以媲美汉高，臣可以下薄萧曹；若关若张若赵常山等，又岂出淮阴下哉？虽数限一隅，志不偏安，一时君臣喜起，大义赖以不坠。曹鬼孙犬，何敢望其后尘。信乎统之必以正也。虽谓三国，止一国；三国之志，止一国之志可。”为了推崇刘备的正统地位，不仅贬低曹操，甚至将孙吴也全部否定。

明崇祯五年遗香堂刊本载有梦藏道人的序，该序特别赞许《三国演义》辨明正统之功。认为陈寿《三国志》“意有偏属，故于正闰贤愚之评断，屡为昔贤所纠。晋习凿齿作《汉晋春秋》，谓蜀以宗室为正，至晋文平蜀，乃为汉亡晋兴。唐李德林谓曹贼罪百田常，祸千王莽，而陈寿依违其事，遂以魏为正朔之国。合参二家，寿之正闰失归已大略具见矣。……贯中合三而一，而模写诸葛独至。盖其意明以古今之正统属章武，以古今之一人属诸葛也。能作是观，思过半矣。愚夫妇与是非之公矣。不者，正其舛讹不发其意指，吾安知世之肉眼，不以良史许寿，而以说家薄贯中也”。“章武”为刘备称昭烈帝时的年号，罗贯中能够“以古今之正统属章武，以古今之一人属诸葛”，纠正了陈寿《三国志》以魏为正统的错误，使读者可以明辨是非，虽然是小说，其价值却超过了正史。

三、奇异独特的审美价值

《声山别集》本《古本三国志》卷首有李渔序，此序开头便说王世贞将《史记》、《庄子》、《水浒传》、《西厢记》列为“四大奇书”，冯梦龙又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列为“四大奇书”。两者相较，冯梦龙的“四大奇书”一说更为合理，因为“书之奇，当从其类”。贯华堂刊本《三国志演义》卷首有署名金人瑞的序，其内容与李渔序十分相近。两篇序言都对文学作品的“奇”表现出了极大兴趣，尤其对《三国演义》奇异独特的审美价值作了细致评判。历史演义小说虽然通俗，但毕竟要忠于史实，那么，其“奇异”的审美价值又如何体现呢？因两序内容相近，不妨就李渔序作些分析。

李渔认为：“野史类多凿空，易于逞长。若《三国演义》，则据实指陈，非属臆造，堪与经史相表里。由是观之，奇又莫奇于《三国》矣。”《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要符合历史的实际，与《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小说不同，因此《三国演义》尤为奇特。历史演义小说很多，为何只有《三国演义》可称作奇书？这是因为“三国者，乃古今争天下之一大奇局；而演三国者，又古今为小说之一大奇手也”。这就从两个方面揭示了《三国演义》之所以奇特的原因：一是三国历史本身便为“古今争天下之一大奇局”，二是《三国演义》的作者为“古今为小说之一大奇手”。从客观上看小说题材奇，从主观上看作者手法奇，故而造就了《三国演义》的“奇”。

首先是历史题材之奇。汉末董卓擅权，群雄并起，刘备若能及早得到诸葛亮的辅佐，或许早就可以见到光武中兴的局面。但是天运善变，董卓虽然被诛，曹操却又挟天子以令诸侯。迫使刘备历经磨难，失去了建大义于天下的良机。这时大江南北或为曹操所有，或为东吴所据，唯有西南一隅，为刘备托足之地。若非诸葛亮帮助东吴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西南一隅恐怕也被曹操占据，东吴也难独立，那就会形成王莽篡汉的局面。但是天运再次变化，于是便有了三分天下的格局。政治军事局势的反复变化造成了题材之奇。

其次是历史人物之奇。“曹操一生，罪恶贯盈，神人共怒。檄之，骂之，刺之，药之，烧之，劫之，割须折齿，堕马落堑，濒死者数，而卒免于死。为敌者众，而为辅亦众；此又天之若有意以成三分，而故留此奸雄以为汉之蟊贼。”曹操虽然恶贯满盈，但却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危难。除曹操而外，周瑜、司马懿也都是奇异之人。曹操虽死，却又有司马懿成为诸葛亮的强劲对手。东吴也是人才济济，周瑜死后，又有陆逊作统帅，致使刘备惨败。“似皆恐鼎足之中折，而叠出其人才以相持也”。由于奇异人物的不断出现，造成了故事情节之奇。

再次是同起同灭之奇。“自古割据者有矣，分王者有矣，为十二国，为七国，为十六国，为南北朝，为东西魏，为前后梁，其间乍得乍失，或亡或存，远或不能一纪，近或不逾岁月，从未有六十年中，兴则俱兴，灭则俱灭，如三国争天下之局之奇者也。”假如三国并存时间太短，很难有复杂奇异的情节。反之，如果时间跨度太久，也同样很难驾驭。魏蜀吴三国几乎在数十年间同起同灭，这一历史奇局为小说家提供了绝好的素材。

最后是阅读之奇。《三国演义》的奇，“足以使学士读之而快，委巷不学之人读之而亦快；英雄豪杰读之而快，凡夫俗子读之而亦快；拊髀扼腕，有志乘时者读之而快，据梧面壁无情用世者读之而亦快也”。这就是说，不同的读者都可以通过阅读《三国演义》获得奇异的快感。

关于小说家手法之奇，李渔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罗贯中的手法甚至超过了陈寿：“然三国之局固奇，而非得奇手以传之，则其奇亦不著于天下后世之耳目。”陈寿的《三国志》“质以文掩，事以意晦，而又爱憎自私，去取失实，览者终为抑郁不快。”“作演义者，以文章之奇而传其事之奇，而且无所事于穿凿，第贯穿其事实，错综其始末，而已无之不奇。”李渔认为，由于素材本身之奇，所以《三国演义》的作者只要“贯穿其事实，错综其始末”就可以取得“无之不奇”的效果。而要做到这一点，实非易事。作者只有匠心独运，精心营造才能完成。李渔在清两衡堂刊本《三国志演义序》中进而指出：“首尾映带，叙述精详，贯穿联络，缕析条分。事有吻合而不雷同，指归据实而非臆造。”“传中模写人物情事，神彩陆离，瞭若指掌，且行文如九曲黄河，一泻直下，起结虽有不齐，而章法居然井秩，几若《史记》之列本纪、世家、列传，各成段落者不侔。是所谓奇才奇文也。”从叙事手法、情节结构、人物塑造等几个方面肯定了小说家的“奇才”。

李渔之外，清代还有不少人指出了《三国演义》奇异的审美价值。雍正七年致远堂刊本卷首有穉明氏所撰《三国演义叙》，这篇序言的作者是一位古文家，他将《三国演义》与古文作了比较，认为毛宗岗在《读三国志之法》中所说的“起结关锁，埋伏照应，所续离合宾主烘染之妙，一皆周秦汉魏六朝唐宋之文之遗法也”。虽然“《三国志》之奇，固不若周秦汉魏六朝唐宋之文之尤奇”，“但人情听古乐而欲卧，闻新声而忘倦者比比。今既不能强斯世之人，尽喜读周秦汉魏六朝唐宋之文，而犹赖评野史者，尚能进以周秦汉魏六朝唐宋之文之法，则视一切蛙鸣蝉噪之书，相悬奚啻倍蓰乎！”《三国演义》虽然是部小说，但却可以使人们了解古文奇异之法。

雍正十二年郁文堂刊本黄叔瑛《三国演义序》对毛评本给予了高度评价：“观其领挈纲提，针藏线伏，波澜意度，万窍玲珑，真是通身手眼。而此书所自有之奇，与前此所未剖之秘，一旦披剥尽致，轩豁呈露，不惟作者功臣，以之追配圣叹外书，居然鼎足，不相上下。”认为毛评本的功绩就是揭示了《三国演义》的“自有之奇”。光绪七年群玉山房刊本莼史氏《重校第一才子书叙》认为：“《三国志演义》一书，小说也，而未尝不可以观文章。自毛氏评之，圣叹称之述之，人知其书非寻常小说家比，且有以大文章视其书者。夫文章莫不妙于平庸陈腐，而莫妙于奇。”“然则以奇说奇，上下数十年间，俾阅者知国势之鼎立，征战之逞雄，运筹之多谋，人才之散处分布，不择地而生。书中演说，有陈氏所未发，申之而详者；有陈氏所未备，补之而明者。陆离光怪，笔具锋芒，快心悦目，足娱闲遣，足助清谭；人皆称善，则虽谓之大文章可矣。”指出了《三国演义》“以奇说奇”的审美价值。

明清两代对《三国演义》奇异独特审美价值的揭示，丰富了古代小说的幻奇理论。不仅神魔志怪小说以及英雄传奇小说具有幻奇的特点，即使历史演义小说也同样具有这一特点。但历史演义小说的奇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即题材奇、手法奇。真正能够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历史演义小说并不多见，这也正是《三国演义》难以超越的原因。

四、其它价值取向

晚明异端思潮的代表李贽在明书林熊冲宇种德堂刊本卷首撰写《三国志叙》，表现出了一种全新的价值取向，他说：

且古来割壤窃号，递兴倏废，皆强并弱款，并未有如三国智足相衡，力足相抗，一时英雄云兴，豪杰林集，皆足当一面，敌万夫，机权往来，变化若神，真宇内一大棋局。两国手争能，不相下哉，宜志士览古乐观而忘倦也。乃吾所喜《三国》人物，则高雅若孔北海，狂肆若弥正平，清隐若庞德公，以至卓行之崔州平，心汉之徐元直，玄鉴之司马德操，皆未效尽才于时。然能不为者，乃能大有为，而无所轻用者，正其大有用也。若人而可作，吾愿与为莫逆交。若诸葛公之矫矫人龙，则不独予向慕之，虽三尺竖子，皆神往之耳。世之阅《三国》者，傥尚多古人，将无同志乎？敢以质之知者。

李贽不再纠缠于正统与非正统之争，也不再关心仁义道德之高下，而是将目光转向了孔融、祢衡、庞统、崔州平、徐庶、司马徽等人的气质与才华。不难看出，上述人物或特立独行，或隐居林下，李贽认为他们只有“不为”，才能大有作为。这是对个体人格价值的充分肯定。

明建阳吴观明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卷首载有缪尊素的《三国志演义序》，其价值取向亦十分独特。他认为刘备未竟其业，诸葛亮未尽其用，都不值得遗憾。使人感到遗憾的是，刘备、诸葛亮未能充分发挥吕布、周瑜的才能：“吕布一无赖匹夫，然有诛董卓之功，便当十世宥之；况布既能诛卓，亦必能诛操，借之为用，事在反掌，昭烈思未及此乎？若夫武侯之才，非死于周瑜者也；而周瑜之才，实能制曹瞒者也。赤壁一战，胆气已裂，倘使周瑜得尽其才，而武侯阴为之辅，曹瞒即奸雄，未必骄横至此。‘既生瑜，何生亮？’武侯倘闻此言，得无有悔其太骤者耶？”吕布虽然人品极差，但具有盖世武功；周瑜虽然与诸葛亮各事其主，但其军事才能非同一般。假如刘备、诸葛亮能够联合吕、周二人，曹操未必能够得逞。这是对人才的一种全新见解，表现出了与李贽相同的价值取向。

明人熊飞将《三国演义》、《水浒传》合刻，名曰《英雄谱》。卷首有杨明琅的序言，其价值取向也很独特。序曰：“夫《水浒》、《三国》，何以均谓之英雄也？曰：《水浒》以其地见，《三国》以其时见也。……向使遇得其时，而处当其地，则桃园之三结，与五臣之赓歌何以异？……寿亭侯忠义千古，黑旋风孝勇绝伦，持其青龙偃月扑刀大斧，何难劈开霄壤，扫荡妖氛耶？至若正平吐气于三弄，与日月而争光，夜叉发愤于一剑，登人肉于刀俎。其一时之志士贞夫烈女壮妇，靡不接踵辈出，以逞奇于天地之间。而又无所谓圣君贤相者，以大竟其用，而卒究其才。则时安得不为三国，地安得不为水浒？……故为君者不可以不读此谱，一读此谱，则英雄在君侧矣；为相者不可以不读此谱，一读此谱，则英雄在朝廷矣。经略掌勤王之师，马部主犁庭之役，又不可以不读此谱，一读此谱，则干城腹心尽属英雄，而沙漠鬼哭之傪，玉门冤号之声，各不复闻于耳矣。”这就是说，《三国演义》可以让君相明白用人之道，使英雄能够施展才能，为国效力。

清光绪十年上海铅印本《三国演义》卷首傅冶山《三国演义跋》认为《三国演义》具有军事价值：“《三国演义》一书，所载战法阵法及雄韬武略，其深裨于实用者，诚非浅鲜。凡为士者，自束发受书，皆欲博览古今，贯通史事，求其宜古而不戾于公者，储有用之学，以为他年庭献之资。然史之所记，不过悉历朝君德之盛衰，臣品之忠奸，与夫礼乐典章宏纲巨制而已，绝未有记战法阵法如《三国演义》者。是书也，世人咸谓之为小说耳，不知是书虽曰小说，而其行军议论严正，余常玩索之，辄爱其贯串群书，深有合于六韬与夫司马穰苴之法。”这一价值取向并非空穴来风，清人陈康祺《燕下乡脞录》称：“嘉庆间，忠毅公额勒登保，初以侍卫从海超勇公帐下，每战，辄陷阵，超勇曰：‘尔将材可造，须略识古兵法’。以翻清《三国演义》授之，卒为经略，三省教匪平，论功第一。”可以看出，《三国演义》的确能够在兵法谋略方面给人以启发和帮助。

上述《三国演义》的多重价值在当下仍有重要意义，历史认识价值、审美价值自不待言，李贽所指出的人才问题，也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即使忠义等伦理道德价值也并非迂腐之见。当今社会亟须重新审视和建构价值观，明清序跋对《三国演义》的价值取向应当是一个有益的参考。（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