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耳导演新作无名「程耳的无名演员」

大家好，程耳导演新作无名「程耳的无名演员」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原创 梁静怡 GQ报道 2022-10-10 09:12 发表于福建

程耳是中国少有的同时兼具商业性和作者性的导演。他并不多产，毕业20年，才有4部长篇作品。上一次电影作品《罗曼蒂克消亡史》面世已是6年前。

这20年，中国电影行业天翻地覆。我们好奇，这些年他到底在做些什么。在一个巨变的时代，一个作者导演把自己的作者意志贯穿一切，他是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这条路上，究竟要付出哪些代价，又获得哪些回馈。这是程耳选择的路，也是一个普通人等待、探索、失落以及保持自我的故事。

严肃的人

进门后，是用巨大的黑色幔布分隔出的小道，迷宫一样弯弯绕绕。幔布背后隐藏着数个简易的工作棚，几十名工作人员悄无声息地进出。地下是密密麻麻的黑色电线。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踮着脚，穿越过如《桃花源记》“初极狭，才通人”的层层幔布，豁然开朗，一座日式风格的庭院出现在眼前。

暖黄色的灯光照下来，梁朝伟、大鹏和森博之三人对坐喝酒。

三位演员的造型、屏风、窗户、酒壶，眼前所见已是一幅电影画面。包裹着他们的数千平方米的昏暗摄影棚与灯下的一切形成奇异的对比。

所有走进电影《无名》片场的人，都被一种安静所震慑。正式拍之前，当天临时被叫来调试设备的师傅闲聊说话，立即被提醒，“嘘”——他不理解，“不没开机吗？”一位场务专门负责打开灯给过路人照明，以防踩到电线。可片场实在是太安静了，此刻，他坐在椅子上睡着了。

安静来自于秩序。换机位时，各部门需要铺好光、根据演员位置细调光，化妆、服装和道具跟上，一步完成再接下一步，工作人员看准轮到自己，自觉上位，交流的信息往往通过耳机传达。执行导演刘一舟待过许多剧组，在大多数片场，各类工种往往同时上场，免不了嘈杂。但导演程耳的剧组有着约定俗成的工作秩序，避免了混乱。

机器调试好后，程耳从庭院背后一角钻了上来。黝黑，精瘦，没有声响，像一条露出水面的鱼。他盘腿坐在大鹏身边，凑到他耳边，或低语或沉默，最后悄无声息地钻进黑幔后的导演帐篷。

他穿着T恤、牛仔裤，戴着棒球帽，在现场，如果不被提醒，很难在人群中发现他就是导演。他几乎不在片场大声说话。

片场之外，程耳在电影界也称得上“安静”。1999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时，他的毕业作品《犯罪分子》技惊四座，但过了7年，他才拍了第一部长片，2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目前只有4部作品。

这20年，中国电影高速发展，热钱涌入，票房快速拉高，影展上也不断传来好消息。程耳似乎离这些都很远。导演杨庆说，程耳是“传说中的男人”，年纪轻轻拍出好作品，又神龙见首不见尾。多少年过去，影迷还在讨论：那个导演干什么去了？

不过，每次程耳拿出作品，观众会立刻认出——这就是程耳的电影。程耳偏爱大咖，从《犯罪分子》到这次的《无名》无一例外，这其中包括两位华人戛纳影帝葛优和梁朝伟。在选择演员上，他毫无怯意。

即使众星云集，加上犯罪、悬疑等类型元素突出的题材，也不会遮盖他极具个人风格的表达。他喜欢非线性叙事，对白、结构考究，商业化的配置之下，他并没有无限地去贴合观众的观影习惯。

黄磊和梁朝伟在《无名》中有一段对话戏，全片只有120分钟，而这段对话就长达5分钟。观众觉得可能要推进剧情了，他们还在说、还在说。黄磊觉得，这就是导演的自信，他在跟观众对话，相信观众会慢慢看进去，看他们在讲什么。

“他（程耳）有一个劲儿，但你不知道是个啥劲儿，”黄磊说，现在大家都在拍电影，大多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能让观众觉得好笑或者好哭，观众能不能买票，想着讨好观众，“程耳可能不是这么考虑问题的，他更在乎是否符合电影的表达与审美。”

不过，在程耳的电影中，又几乎看不到作者电影里常见的自我暴露。你总是能从贾樟柯的电影中看到山西的影子，程耳电影里的角色经常讲上海话，但他是个湖北人。也很难像指认第五、第六代导演一样，指认出他的精神原乡和时代症候。他的自我膨胀存在于电影的各个组成元素上，又深深隐匿于每个角色之中。

程耳喜欢把自己的电影称为有作者印记的商业电影，拒绝被轻易归类。“我宁愿区分成严肃的电影和不严肃的电影，好看的电影和不好看的电影。”

他说话缓慢，听到一个问题，先陷入沉默，有时桌面上一只七星瓢虫从这头爬到了另一头，他还没有说话，最后，给出一个深思熟虑过的、书面化的回答。就像他电影里的台词，不可能出现那些“没有意义的语言和那些在文学上没有通过提炼的、语汇不准确的、表达不清晰的语言”。

电影拍摄过程中经常有漫长的等待，换机位、调灯光。这样的间隙里，梁朝伟通常都去导演帐篷里休息，和程耳一起一动不动地坐在监视器前。工作人员进来找导演，安静严肃的气氛常常使他们在门口就停下了脚步，不久却发现监视器是黑的，并没有任何画面。程耳是话少的人，梁朝伟也是。他们只是沉默地坐着，望着同一个并没有信号的监视器。日复一日，直到杀青。

控制

拍摄《无名》时，执行导演刘一舟会比开机时间提前一个小时到现场，根据通告调整现场道具摆放的位置。若看见一张圆桌，桌上有一个烟灰缸，他总会把烟灰缸挪到桌子正中间；若是有窗，他会强迫症式地把窗开成一样的角度，连把手的方向，都得对称，“每一场戏（都这样）”，刘一舟说。

他从《边境风云》时期就与程耳合作，熟悉程耳对镜头画面的要求，造物钟爱对称。程耳对细节有偏执，无法忍受墙面出现白点、床单没有铺平，如果可以的话，甚至希望掌控雨滴的方向。一次拍梁朝伟与日本人在哨所雨中对谈，雨水把风衣淋皱，他一直让服装师整理捋平为止。

电影是庞大的工程，对细节的苛刻和讲究，落实到执行层面，意味着金钱和技术。甜点拿破仑打败了米糕、蝴蝶酥和葡萄白脱饼干，成为电影里的重要道具。为了保证奶油的状态和酥的口感，必须是上海最好的餐馆新鲜出炉的，剧组光是买拿破仑就花费不菲。摆日料的碗、演员脚下的榻榻米，是从日本跨越重洋运来的。因为疫情，这批道具卡在海关耽误了两个月。程耳希望银幕上能通过准确的器物呈现出准确的质感。他很遗憾《罗曼蒂克消亡史》的吃饭戏不够完美，桌上的食物不够精致，盛它们的碗也太大了。

当金钱与技术无力满足程耳的期待时，他只能放弃。《无名》和《罗曼蒂克消亡史》都有大量的内景或夜戏，因为一涉及日间外景戏，画面对整体环境的要求就会大大提高。美术指导孙立负责《无名》的前期勘景，程耳希望找到有真实感的上海40年代街景，但孙立找了一圈，发现上海留下的单体建筑，因为经历过太多历史的风霜，早已不复当年的风采。群众演员的服装、走路的状态也是街景的一部分，可现在的群众演员达不到这样的要求，“一两个不对路子就能看出来”。

“在他的标准中，容不得这样的状态，所以就干脆舍弃，”孙立说，“不允许有一点点沙子掺在里面。”

程耳经常使用一些与他们惯常形象有反差的演员。大鹏以往的角色多为喜剧，在《无名》里，他是阴沉忧郁的汪伪政府官僚。“捕捉到演员的潜质，反差带来的结果一定更加有趣，更加吸引人。”程耳这样解释。

程耳从不试戏。王传君演《罗曼蒂克消亡史》前，专程和程耳说，你不要看我以前的戏。程耳说，没看过。他不在乎演员之前演过什么，决定之前只是约来聊天，看“举手投足之间是否传递某种微妙的信息”。他对演员在镜头前的样子极其笃定，“对于演员的每一次表情和每一个举手投足，或者每一次叹息，每个眼神在我的设想里都是很清晰的。”

有时候，演员自己都不那么确信。大鹏不敢问程耳为什么选自己，他担心导演原本会有另外一个选择，只是那个选择没有时间，或者有很多条件限制，才轮到自己。出演《边境风云》前，杨坤以歌手的身份为人熟知，但他要在电影里演一个贩毒的杀手。他有一句关键的台词，“你鞋呢”，为了说好这句台词，他候场时反复练习，身上别着无线麦克风，录音师听到他紧张地重复了不下一百遍“你鞋呢”。等到他上场，“怦怦怦”的心跳声又从麦克风中传来，但在画面中，他是面无表情的冷血杀手。

程耳决定杨坤饰演杀手的一个原因是，杨坤曾和他住在同一个小区，但并不认识。他对他的记忆来自数次偶遇，总是在早上六七点钟的小区门口，杨坤穿一件颜色暗哑的长风衣，拎一个贴满各种彩色标签的旧式皮箱独自等车，身影冷酷而孤独。这位大哥，大概又要赶飞机或者去杀某个人。他当时在心里想。

王一博进组后很长时间没有任何通告安排，他被要求自己一个人待在酒店房间，不能玩游戏、看手机，更不能离开剧组拍广告，甚至和朋友家人也不能天天联系。他在酒店房间待得有点发毛。直到一周后，他被“放”出来，程耳才花大量的时间跟他讲当时的历史，剧本中的人物，表演的设想以及重点。“没有放松过，一直都是有压力跟压抑的感觉。”王一博说。

直到现在，程耳仍常常建议他偶尔独处。“因为他的生活仍然喧闹，必须学会安静地一个人过一整天。”

大鹏觉得程耳对表演的指导像小时候看的武侠小说，有人是硬桥硬马的功夫，程耳更像是修炼内力的那类。他从不会给出具体的类似“走几步回头，说完哪句把手举起来”的建议，而是和自己讲“内心如何体验这个角色，在这场戏的当下他是怎么样个心理状态”。

在拍《边境风云》时，王珞丹和倪大红有一场戏，取景在一个真的殡仪馆里。拍着拍着，殡仪馆的工作人员说，你们赶紧的，时辰到了，真办丧事的人家要进场。一位当时的工作人员回忆，话音未落，办丧事的人开始往现场进，演员这边还说着台词，大家都傻眼了。“一般99%的导演都会觉得（拍得）差不多就行了”，但程耳还在那一遍遍地拍，“就是不行，怎么都不能过。”

某种程度上，电影是一项有关控制的艺术。演员、服化道、镜头语言、后期制作，都是画笔，导演需要控制好这些画笔。每一笔浓一点，还是淡一点，导演必须做出选择，选择没有对错，只是会反映在最终的成色上。

程耳目前四部长片，全部是自己编剧、导演和剪辑，还写了电影主题曲的词。

他的台词精练讲究，演员很少有能自由发挥的地方。“每个标点符号其实都是在导演的掌控之中。”大鹏说。

拍摄《边境风云》时，一位有名的演员加入剧组，开拍前一天晚上，和程耳说希望能够改动一下自己角色的结局，否则就不拍。剧组人员判断，他是觉得剧组没钱、时间又紧，导演一般在这个情况下会妥协。程耳回复他，这样的话，明天早上8点通告，我给你改成8点的航班，你回去吧。

《罗曼蒂克消亡史》之后，程耳扩大了自己的工作室。此前他拍过小成本电影，也拍过大制作，总结了许多制作上的经验教训，决定从前期拍摄、后期制作，到宣传物料，都由自己把握。

“思考笛卡尔不担心没人看了吗？”

杨庆是程耳的好朋友。他记得有一次，和赵英俊去程耳公司看《不浪漫》的预告片。预告片只有短短的一分四十五秒，主演贾樟柯开场，“有一天早上，笛卡尔醒过来，他决定把灵魂跟肉体分开来讨论。”

剪辑室灯亮的一刻，赵英俊开始在沙发上打滚，嘴里喊着：“太装X了，我要报警。”这是记忆里他们三个在一起最后一次快乐的时光。“赵英俊是特别天真的一个人。”杨庆说。

《不浪漫》里，许知远问贾樟柯，“思考笛卡尔不担心没人看了吗？”贾樟柯答，“思想是孤独的，有没有人看很重要吗？灵魂这个东西，可以变来变去吗？”

1995年，程耳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当年导演系每两年招生，一届只招8个人。电影教育在当时非常稀有，大家看电影的渠道单一或缺失，而他们可以在学校里接触到“几乎所有的电影”。程耳迷恋布努埃尔，当时有双月刊的《世界电影》，每本最后都会附上一个西方电影的剧本。他找来布努埃尔所有的剧本反复阅读。

他爱读书，偏爱小说与历史。文学深刻影响了他后来的电影，不仅仅表现在台词精练，而且在结构和叙事的逻辑，“就像我们聊天，会有各自不同的表述方式，生活中你会愿意与某人聊天，不愿意与另外一个人聊天，这都是基于某种文学的基础，”程耳说，“我仍然认为文学是电影的土壤，文学修养的高低大致决定了未来电影的好坏。”

他也爱音乐，尤其熟悉古典音乐。在他后来的电影中，大量使用了古典音乐作为配乐。如果说北影的电影教育教了他什么，那就是，“电影有自己独有的语法，基于某种认知和美学之上。要懂得区分电影与其他视频类产品，这很重要。”

临近毕业，程耳书包里装着学校给的10万元现金，到上海拍摄毕业作品《犯罪分子》。同学孙立负责美术，他还记得因为没钱，他们住在上影厂对面的宾馆标间，把两张床拼在一起，他睡一边，副导演睡一边，中间有个缝，留给程耳，地毯上还躺着七八个场工。

《犯罪分子》用胶片拍摄，“每一次拍摄都要掐着表”。程耳不得不审慎地对待每一格的胶片。电影里用的是演员家的老洋房，因为没有多余的钱去租场地。

程耳至今怀念那个胶片年代，马达转动与胶片飞速滑过暗盒的声响让一种紧张感转化为专注，整个摄制组的专注。如今电影拍摄门槛不断降低，“带来的好处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实现自己的表达，拍出想拍的东西，更多人有机会脱颖而出，得到大众的认可，”他说，“不好的地方是一种审慎的态度正在丧失，一切都太清淡了，一天天更加草率。

《犯罪分子》的故事很简单，照相馆老板要筹一笔钱给母亲治病。程耳后来成熟的个人风格在这部作品里初露锋芒，采用非线性叙事，大量的古典配乐，探讨人的生存困境主题。电影最后在学院标准放映厅放映，电影学院的学生向来气傲，如果觉得拍得差，会当场吹口哨，发出嘘声。《犯罪分子》放完，全场安静了片刻，然后响起热烈的掌声。程耳在黑暗中手足无措，有点担心灯亮的那一刻迟早都要到来。同时，他最开心的四年在这里收场，这是超出预期的回报。

程耳的同学回忆起当时的放映现场，他形容程耳的第一次正式亮相，“横空出世”。

第三条路

自《犯罪分子》之后，程耳的电影履历出现了大段空白。

他去了上海电影制片厂，做过电视剧编剧，拍过广告。时至今日，他也很少详述这些空白的时光，只一笔带过。在小说《罗曼蒂克消亡史》里，他提及当时常去漕溪路制片厂门口破败的小店吃他想念至今的拉面，一对中老年夫妇终年煮面，大锅里永远躺着几根发白的巨大牛骨头，他坚持认为去年或者再往前一年也是相同的这几根。这来源于他真实的经历。

那个年代电影不挣钱，投资难找，导演系的学生一般毕业即失业。他想等环境发生变化，“在等待，一边写剧本一边等待。”

摄影、美术、录音系的毕业生更容易找到工作。孙立很快加入名导的剧组做美术，程耳没了动静。过了五六年，程耳给他打电话“毕业6年了，没有拍过一个电影，必须得拍了。”孙立回忆。

2006年，程耳筹到三百万拍了《第三个人》。在孙立的印象里，这部电影有诸多遗憾，钱太少，租不到想要的场景，画面不足要对白来补，结果就是，“没有那么响亮，它不像《犯罪分子》那么响亮。”这部电影也没有取得良好的市场效果。程耳并不承认艺术上有遗憾，认为《第三个人》同样是自己重要的作品，他拒绝被票房评价，反问：“你觉得现在票房好是一个褒义词还是一个贬义词？”

杨庆第一次见到程耳是2010年。那时距离程耳的《第三个人》上映又过去4年了。那天晚上程耳跟他聊《边境风云》的想法。

冬天，他第一次去到程耳之前的办公室。客厅里只有一张餐桌，连沙发都没有，空空荡荡，“一个人的客厅怎么可以这么干净？”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程耳会找他聊。年少出名、入行早的程耳认识业内很多人。在他的想象中，程耳一呼百应，家里高朋满座，可实际上却很冷清。“我发现，其实他真的去聊创作的人好像很少，觉得这个人好孤独。”

他们就在那张餐桌上抽烟、喝酒，聊剧本，“特别自在”。

相对于自己电影里的讲究，生活中的程耳却很朴素。杨庆经常去找程耳，看他总是穿着背心和人字拖，坐在一张宜家的桌子旁剪接，抽烟喝酒，烟雾弥漫。然后一起去吃火锅喝啤酒。每次杨庆听到外面有人说程耳装X，艺术上是，但生活上，“你们根本不认识他”。

那时的杨庆正处在迷茫期。几乎所有人都告诉他，把钱挣了再说。他迷迷糊糊地接下一部电视剧的邀约，签约时连剧本都没看到。泡沫的结果是，拍摄完成却积压未能播出的电视剧高达上万集，杨庆的这一部就是其中之一。他发现自己还是想拍电影。

又过几年，资本带着热钱滚滚涌入了电影行业。杨庆开始有很多困惑，票房变得愈发重要。那段时间他碰到同行，大家就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打开实时数据，聊电影票房，“甚至会聊今天多少了，昨天多少了”，那些数字在这些创作者的口中反复蹦出。“但实际上关于电影真正的质量如何，艺术上的突破或缺失是什么，却没有人聊。”

到底要走哪条路，把钱赚了再说，还是坚持自我表达？杨庆来回摇摆。他回看程耳，“好像他独立在行业之外，一直都没怎么变，”不管行业如何巨变，程耳雄心壮志，“始终很单纯的就是想做出杰出的电影。”

只有挣钱或坚持自我表达这两条路吗？

“不，还有第三条路，”杨庆说，就是程耳走的路，既可以自我表达，也可以不放弃市场，“但那条路需要更大的能力和野心。”

程耳尝试弥合这两条看似无法相融的岔路，拍摄有作者印记的商业电影。电影是商业，也是艺术，“艺术这种东西应该有卓尔不凡的野心。”

野心在《罗曼蒂克消亡史》（以下简称《罗曼》）得以实现。电影讲述了一段上海的往事。程耳靠自己写的剧本请来了葛优、章子怡等明星，并获得1.2亿元投资。他撬动了巨大的资源，这也给他带来巨大的压力。

执行导演刘一舟在《边境风云》时把程耳当成大哥哥，两人在路边乐呵呵地吃烧烤。但他在《罗曼》片场时，却感到和程耳有了距离，“有点怕他了”。在他印象里，程耳是一个极度克制的人，现场出现混乱时，“可能也是源于某种压着的精神压力，他在控制自己，尽量不用一种很简单或者粗暴的方式去解决。”但刘一舟能感受到程耳抑制自己脾气的气场，“我知道他可能不高兴了，我离他远一点吧。”

刘一舟理解。拍《罗曼》时，程耳才38岁，只拍过两部长片，“突然一个多亿砸在身上”，跟章子怡、葛优这样的国际明星合作，国内有过这样经验的年轻导演屈指可数，“他不可能没有压力”。

作为操持大局的青年导演，程耳有时会做出需要勇气和魄力的决定。演员闫妮原本饰演浅野忠信的太太，在闫妮第一次说完对白之后，程耳说，大家先停一下，不拍了，我要想一下。闫妮的表现让他觉得应该让她去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王妈，不然实在大材小用。这一换角，涉及所有演员的时间、场景的重新布置，但为电影的最终呈现，导演必须做出类似关键性的决定。

孙立说，电影就是这样，“银幕后面的东西都看不到，最终只看到银幕上的表演，表演拿到了就是最大的胜利，剩下的都不重要。”

程耳不愿意回顾拍摄《罗曼》时的困难，只是婉转地说道，有时自己坐在帐篷里，听到外面欢声笑语，每个人都很轻松，他有时羡慕帐篷外的轻松，也会出去找人闲聊，但效果并不理想，他仍然只能感到沉重，因为“我是那个需要对结果负责的人”。

《罗曼》终于杀青。杨庆记得那段时间，程耳经常到望京一家火锅店喊他吃饭，“那是我见过的最开心的程耳了，”杨庆说，他觉得真的拍了一部自己觉得很好的电影，“整个人是有光芒的，好像有一种达成了自己多年心愿的感觉。”

“我不会让狼狈被旁观”

2016年12月16日，经过数次改档之后，《罗曼蒂克消亡史》上映。到2017年1月15日，《罗曼》从电影院下映，票房最终只有1.22亿人民币。

这与程耳的判断相左。他坚持认为《罗曼》是极富商业潜力的大片，最终的市场表现让他费解。

“如果这样一部电影还收不回成本，这是不可理解的。”他感受到了名利场的势利，后来写过一篇文章《对得起这碗白米饭》，他能读懂别人狡猾眼睛里的句子以及撇嘴时的唇语，“但是不卖钱哦。是啊，但是不卖钱哦。”他只能“沉默地举起酒杯来化解尴尬，推杯换盏。”

很多观众看完《罗曼》后，感觉到被冒犯和被挑战，“你为什么拍这个，看不懂，你在装什么？”这让程耳困惑。

在《罗曼》上映前曾经做过市场映前调查，邀请观众提意见，写下哪里觉得不好、看不懂、觉得拖沓、不好笑。有的导演会根据调查意见重新调整影片剪辑和结构，但程耳把反馈结果放在一边。

与他合作多年的制片人认为他“从未把电影看作单纯的消费品，去迎合观众，作为创作者，观众的审美需要引导、培养，告诉他们什么是好的”。

时至今日，程耳依旧认为映前调查没有意义，因为观众既不知道怎么拍电影，也不知道他们想看什么样的电影。程耳说，这是导演的工作，“不要把自己的工作转嫁给观众”。

可某种意义上，“程耳是高估观众的。”杨庆说。《罗曼》上映前，杨庆去看了粗剪版本。他感受到这样的影片有着明确的类型元素，有悬念、有反转，但同时，又有着程耳强烈的个人表达，“两个都非常浓烈的东西混在一起时，信息量是很大的。”

直到第5次看剪辑版本时，杨庆才理解了《罗曼》的结构。他隐隐为《罗曼》担忧，预感到大部分观众可能很难接受。

程耳很少看国产片，他总是定期去资料馆看展映，接触到的都是专业的影迷。

“程耳有特别天真的一面，他懂的，他会自动认为别人都懂。”杨庆说。最终，杨庆并没有把自己的担忧告诉程耳。“有时候你会知道那个差距的存在，你怕讲了之后，他会更孤独。”

“他认为观众不应该被低估，永远不要低估观众的审美判断。”制片人说，程耳的电影自带门槛，也许只有10%的观众会喜欢。可最后却发现，影片的宣传并没有抵达那10%的观众，甚至不及1%。

程耳的电影已经不是第一次在宣发上遇到困难。作者性强的商业电影直面市场时，宣传方很难将程耳的电影归类，就套上爱情、犯罪、谍战这些快速提炼电影类型元素的卖点，而被这些宣传词吸引过来的观众，又会因为没看到自己期待中的类型，而感到被冒犯。

《边境风云》原名叫《边境》，但宣发为了增加商业性，加上“风云”二字，冲着打杀场面入场的观众失望而归；《罗曼》的宣传主打全明星，在黄浦江花大钱租了游轮开发布会，在外滩挂海报。有观众看到葛优以为是喜剧片，带着孩子去看，结果“哭着出来了”。

杨庆理解，当看到《罗曼》这样的电影时，可能当时的宣传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它有强烈的个人风格，也有大明星，宣传的经验在于后者，“大家就很急切地、很粗暴地把它推向市场”。

程耳希望《无名》能够尽量被准确地总结。电影里的主要人物是地下工作者，但他拒绝使用“谍战”“悬疑”这样的标签。那他会怎么形容这部电影呢？“我觉得它是关于无名者的史诗，是那个年代的挽歌。”程耳说。

“宣发的确是我们一直困扰的问题。”制片人说。

《罗曼》上映一周后，电影业内的口碑开始发酵。豆瓣、知乎上出现了大量的影评和解析，帮助观众理解电影的表达和更深层的含义，这才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普通观众愿意买票。

庆功宴上，觥筹交错间，《罗曼》的宣传总监喝多了，说，如果他能早点看到那些影评，明白电影在讲什么，可能会宣传得更好。

杨庆很失落，他觉得《罗曼》和普通观众的距离需要一个转化或铺垫。在国外，有强烈作者表达的类型电影都是先去影展，再回到市场，而不是像现在，“很粗暴地直接推给观众”。

但那年金马影展，参选名单里却没有《罗曼》。对于其中缘由，程耳依然不愿意详述，只说：“我没有觉得很惋惜，最多只是有些‘傻X’。”

杨庆知道程耳郁闷，但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就劝他说，你发一个骂人的朋友圈，宣泄一下。因为牵扯到具体的人和事，有些话也不能讲，“他是冷静克制的，而且身上那个知识分子的气质也压抑着他。”杨庆说，但你总得宣泄，总得表达，哪怕用最粗暴的方式。程耳晚上发了一个朋友圈，只有一句骂人的话。

即便不明白、不甘心，程耳也不会诉苦。他很少讲艰辛的事，消化掉教训，然后继续走，不抱怨过往。他有着坚固的骄傲。同样是《对得起这碗白米饭》这篇文章，程耳写道：“我不会让狼狈被旁观，会胜利，会去到目的地。”

拍完《罗曼》最后一个镜头，刘一舟看到程耳从帐篷出来，独自一个人走到离帐篷十几米远的地方，背对着所有人，他揣测，程耳“是不是在哭，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好像是”。

问及程耳这个情景，他说：“没有印象了。”

“我一般都是赶紧走，跟大家告别，我不喜欢那种伤感的气氛。”

漫长的回馈

导演工作里有无数等待的空档，程耳胸前的口袋里插着一支钢笔，手里拿个破本子，在这些空档里，写完了《罗曼蒂克消亡史》的小说。

拍完《罗曼》，程耳有点心灰意冷，也谈不上“心灰意冷”，他像纠结电影台词一样纠结自己的用语，“这个词也不一定准确，”只是，“我觉得太麻烦了。电影这个工作可能对我来说太复杂，涉及的成本太大，需要我协调的东西太多，我有时候会失去耐心。”而写小说，能完全控制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

那几年，电影市场烈火烹油。《罗曼》之后，有不少人邀请程耳给电影做监制。业内确实有一种情况，监制挂个名，聊聊剧本，就挣到了好大一笔钱。程耳都拒绝了，他觉得很矛盾，如果干预得多，就干预了导演的创作；如果干预得少，万一作品不太行呢？你不能眼睁睁看他拍烂片。

程耳家里有一个阳光房，早上9点起床后，他在这里枯坐到凌晨两三点，抽烟、看片、写作。桌上有一摞纸和墨水，墨水只用某一个牌子的蓝黑色，是习惯也是某种要求。一条捡来的叫大麦的流浪狗陪着他，因为和程耳待的时间最长，狗和他最亲。这几年，他写了至少10个剧本。

热钱滚过，从业者做大蛋糕之际，也都难逃一个追问，电影到底是什么？有的电影极力讨好观众，观众并不一定追随，行业又陷入了另一种迷失，“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到底抓住什么东西，才能让电影能够成立呢？”杨庆说。

电影的票房动辄数10亿，黄磊直言他看到很多是段子电影，弄个段子、谐音梗，再来个反转包袱。孙立到各个电影项目做美术指导，发现很多电影剧作本身有太多逻辑问题，故事没有内核。在他看来，美术是导演气质的皮肤，但对糟糕的电影根本帮不上忙。有很多古装戏置景花了一大笔钱，却毫无益处，“变成了越美、越塑造、越使劲，反而就越糟糕。”

摄影师蔡涛这两年很少拍电影，甚至都想转行了，“很多本子太肤浅了，从创作理念和投入的心气儿就知道都是当活儿在干。”调色工作一般是影片制作最后阶段的修补，但大多数影片“从不及格弄到及格就已经不错了，我们只是在擦屁股而已”，一位调色师说。

“感受不到电影的魅力了，看电影，熄灯，你是在看一个梦，这种东西逐渐消失殆尽了。”孙立说。

程耳好几年不再有消息传出，《罗曼》在电影圈内的影响却在慢慢扩大。刘一舟和别的导演合作，发现许多用心搞创作的人很认可程耳。他有个朋友网剧拍得好，骄傲地自称，我是网剧界的程耳。他感受到，时代巨变下，其实圈子内人们都希望看到《罗曼》这样的电影，只是因为各种原因没能拍出来；而程耳的存在，“就是意义”。

2021年，程耳想邀请梁朝伟演《无名》。这几年，梁朝伟已经很少拍电影了，他“常常觉得拍电影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必须自己觉得很喜欢才会去做”。他此前并不知道《罗曼》，找来看后，很喜欢，希望试试看。“导演的个人风格也是非常强烈，”梁朝伟说，“我好像很少见到这样的中国导演。”

大鹏看过程耳所有的片子，包括他在综艺上拍的《沙县小吃》。“我大概了解一个电影的气质跟创作者本身是脱不开关系的，我也很想知道跟他一起去经历一次共同创作到底是什么体验，”他说，这份邀约，他不考虑角色类型、戏份多少，“因为程耳来到这个电影”。

“一个导演最大的魅力是对于演员的吸引，这是创作的第一步。”杨庆说。也许在电影刚出来时，大家会讨论电影回报和市场数据，但电影真正的价值在于内容和质量。他身边很多演员都想和程耳合作，“对我来说，这是非常正向的鼓励，把东西拍好，它自然有别的寓意，”就像《罗曼》之于程耳，“也许是漫长的回馈，它终究会来的。”

《罗曼》上映半年后，一份陌生的包裹辗转寄到程耳手里。打开，里面是一只金色镂空的蝴蝶胸针和一封信。它们来自一个陌生的女人。女人生日那天去电影院，第二次看了《罗曼蒂克消亡史》，她在信里说：“这个电影让我和我的过去握手言和。”

程耳一下子明白了。在同名小说里，有一篇《皮囊的诗篇》，写了一个无法与过去握手言和的人。他在死前回忆起女人们，“她们四肢均匀，身姿柔软，张开后的光滑躯体，像展开巨大翅膀的蝴蝶——他钟爱的一切。”

人鱼

曾有导演找到程耳，希望他帮忙写剧本。程耳说：“当然可以帮忙，但你为什么要我来写？”对方答：“我拍了这么多电影，没有被赞美过。我也很渴望被赞美的感觉。”

创作终究渴望认可，钱和地位并不必然抵达赞美。不过，采访中的另一种声音是，不断有人为程耳感到惋惜。他似乎一直和时代错位：资本狂飙突进时，他没有多拍几部；中国电影在影展一路风光时，他也没有赶上趟。

但程耳拒绝一切苦情化的叙事，“我还不够幸运吗？”“我永远会认为，我得到的比我付出的多得多。”

首先这是工作，其次是拥有表达的机会，最后还有赞美。被赞美总是让人喜悦的。“拍电影的前提，我常想应该如何去回报，你如何通过自己的电影让陌生人受益，亦如其他陌生导演的电影让我受益。”

又怎么计算辛苦呢？和其他行业比，投入产出比已经太高了，“你比起全世界绝大多数行业，你就偷着乐吧，这有什么可抱怨的？”

拍《边境风云》时，程耳想找一个小女孩饰演王珞丹小时候的角色。畹町与缅甸之间有座不长的桥，缅甸那头是一座赌场。赌场的生意特别好，畹町在桥这头就盖了一座百货大楼。从楼的天井和采光上看，他能感受到盖楼者巨大的野心。但在缅甸取缔跨境赌博后，赌场凋敝，百货大楼也逐渐无人问津。

楼里住了很多流浪者，他在那里发现了小女孩。女孩妈妈领着她每天捡螃蟹，从缅甸每天运来一筐筐的螃蟹，捡出死的扔到一边，活的送到当地大排档。程耳至今记得小女孩妈妈的手，因为每天弄螃蟹，“那个手完全（不能看），像放到水泥里再拿出来。”

程耳说，自己电影的主题从来没有变过。大时代之下的个人命运，人在“可以为之奋斗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之间的宿命”。

黄磊认识程耳20多年了。拍完《无名》，他觉得程耳“最大的进步就是没有进步，他一直保持着他的文学和美学上的敏感并运用到电影创作中去，这是他很珍贵的地方。他也应该不会刻意地去改变自己”。

《无名》杀青了，刘一舟感到不舍。拍摄时，每个部门都有一个监视器，片子的质量和精神内核通过画面传递出来，所有人都受到鼓舞，“我们对导演的创作能力是欣赏且钦佩的，（那）是一种很澎湃的精神能量。”

有一场王一博和王传君的戏是在海滩拍的。那天深夜，恰逢遇到涨潮，道具卡车陷入泥滩，开不动了，车子在水里泡了几个小时。剧组几乎所有人都去推那辆卡车。推着推着，卡车动了，太阳从海的远方升起来，天亮了。

创作者也不用去争抢时代最大红利的位置。杨庆说，有时艺术就是这样，艺术家追求超前，不断去突破自身时代的语境，自然世界对他的回馈就是滞后或错位的，而“错位本身，恰恰是程耳身上的一种魅力”。

问程耳，如果仅仅为自己拍一部电影，会选择一个怎样的结局？

程耳答：“我不大想这种问题，我并不是那么爱拍电影，也并不享受拍电影的过程。”

如果是写小说呢？这次，他思索了很久。

“应该是《人鱼》的结尾吧。”他缓缓说道。

《人鱼》是程耳短篇小说集的第一篇章，说了一位为了谋生而在水族馆扮演人鱼的女孩的故事。最初给出的结局里，女孩决定不再浮出水面，放任自己的身体一直跌落一直沉下去。随后他话锋转折，仿佛是某种自省或是对自己的嘲讽，这真是令人生厌的写法，他写道。真正的结尾，他是这么写的：

事实上，她仍是那样，并将一直那样，依靠贫乏的资源活下去，什么都不会改变。

（原文刊载于《智族GQ》十月刊）

采访、撰文：梁静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