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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斯炎伟:20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当代文学的三个时期」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3期P23—P24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摘自《文艺研究》2021年10期,张跣摘
关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创作,普遍的认知是线性而模块化的,即伤痕、反思、改革、寻根、现代派、先锋、新写实、新历史等文学潮流的更替,构成了线索清晰、逻辑井然的存在。它仿佛在昭示后人:80年代的文学创作就是按顺序在这些板块之下进行思想演绎与形式探索的。这种“常识”的获得,一方面来自文学史的强大叙述,另一方面则与当时文学批评的“潮流化”有关(在某种程度上,前者其实来自后者)。“潮流化”不仅为80年代文坛建构了一条发展主线,而且也构成了当时文学创作的一股强大驱力。与此同时,这种“潮流化”的文学批评也历史性地留下了某些问题。
作品的“被入潮”及其意义的嬗变
文学批评“潮流化”的一个结果,是一些作品在发表后,自觉或不自觉地被某种文学思潮裹挟,原本不乏个人化的创作动机,极大程度地被该文学思潮的话语收编,而文本可能存在的别样意蕴,也经这种话语的特定阐释,实现了面向潮流的更替。
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由于强调“革命与非革命”“道德与非道德”的二元对立思维仍然流行,因此,文学批评对一位作家最大的压力,或许还不是对其创作水准高低的评判,而是根本性的对创作合法性的质疑。在这种情形下,个人化的创作想要获得认可,其实并不容易。将作品与那个时代某种颇具感召力的集体话语发生关联,或索性将其定格为该话语的一个注脚,就成了文学批评帮助作品摆脱尴尬境遇的有效方式。当时最具影响力的集体话语,无疑是依附于新启蒙思想之上的伤痕或反思文学。《爱,是不能忘记的》《人到中年》《灵与肉》《绿化树》等作品,都有着相似的经历,它们被反思文学“拯救”,同时又被反思文学“规限”。
如果说80年代初一些作品的“被入潮”带有某种形势所迫的意味,那么80年代中期的一些小说被批评裹入寻根文学思潮,则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寻根文学为当时创作的局促找到了突围的路径,又因其对民族与文学的双向关怀获得了强大的号召力。一旦被批评纳入寻根文学,作品将不仅变得安全,而且陡增了热度,对此,作家一般不会对这类批评加以反驳,有时反而乐见其成。“民族”“文化”“仁义”等关键词变得炙手可热,几乎成了批评家阐释《小鲍庄》时的必备符码。《小鲍庄》的文化寻根意义就此沉潜下来,一部寄寓着作家对小说形式进行艺术探索的作品,就这样获得了寻根文学经典的文学史定位。
“祛潮流”写作的尴尬及其历史化的难题
“潮流化”的文学批评具有吸附与排斥的双重功能:既能通过批评的集体效应,汇聚某种文学潮流,也能以失语的方式,疏远乃至遮蔽那些“祛潮流”的写作。对于那些疏离潮流的个人化创作而言,它们多少遭到了这种批评的怠慢。
这种怠慢,首先体现在对“祛潮流”写作意义或价值的低估上。那些因不入流而多少显得不够时髦的作品,往往得不到及时的批评,其文坛影响力就难以与那些被批评家屡屡谈及的作品相匹敌。这方面的典型个案,或许当属路遥的《平凡的世界》。
其次,对80年代“祛潮流”写作的怠慢,也体现在因话语准备不足而导致的批评的飘忽与游移上。除了被视为“过时”的东西,80年代的“祛潮流”写作也有让批评界“眼睛一亮”的时候,但这种“亮点”往往被批评家处理为一个即时性的话题,或者某种一闪而过的印象。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文本意义的悬置,并为作品随后的历史化预设了难题。近年来连同汪曾祺一起被不断经典化的《受戒》,在80年代的文学批评中就曾遭遇这种尴尬。被寻根文学思潮“召回”,使得汪曾祺和他的小说热度陡增,但作家本人对此似乎并不认可。
批评范式的趋同与批评品格的问题
本文在这里谈论的所谓“问题”,不是对这种文学批评合法性、合理性或重要性的质疑,而是说,当这种批评构成了某个历史阶段“全部”或“整体”的批评事实时,它可能会留下一些历史后遗症。如前所述,“潮流化”文学批评一个突出的价值取向,是对新思想、新方法的强调和运用,体现着批评者接受新观念、运用新方法的虔诚与急切。在一个新启蒙的时代里,这种根据某一语码赋予作家、作品意义的文学批评,带有某种先验色彩,它相对强调批评主体“内在精神”的标准和价值(包括思想观念、知识结构、审美趣味以及理论视野等),凸显着文学批评作为一门“艺术”的文学性与美学品格。但是,文学批评也应是一门注重系统研究的“科学”,有整体性与开放性等学科品格。除了是强调内部研究的本体批评,它也可以是强调外部研究的实证批评、强调心理机制的心理批评、强调知识内在的连贯与统一的系统批评等。强调任何一个侧面,文学批评都能发现作品某些方面的价值,但如果把这视为作品的全部,则多少会有些偏颇。“潮流化”作为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一大症候,使批评界对本体批评特别尊崇,相对来说忽略了对历史意识、科学性等批评品格的关注。
除了历史意识的匮乏,“潮流化”文学批评还存在欠缺科学性的问题。自80年代终结以来,随着当代文学研究思维、视野与方法的拓展,“潮流化”文学批评的主观性、绝对化等问题开始受到关注,一些批评的结论也变得不那么可靠,这恰恰构成了新世纪以后学界纷纷重启80年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前提。另外,筛选文学经典是文学批评的主要功能之一,80年代的批评家对此也怀有普遍的自觉,但“潮流化”的文学批评似乎也没有筛选出共识性的80年代文学经典谱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