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男女之别与缠足有关「古代女人为啥缠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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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内混杂的人群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除了明显的几个是例外，其余的人都是男性。《礼记》非常注意“男女之别”，司马光的《居家杂仪》则更为直接、粗暴地把上述原则概况为：“女子十年不出，恒居内也。” 男女从身体上分隔开的概念被类推到行为上的不同。男女应该分工做不同的事，或者同样的事做得不一样。朱熹在他的《小学》里说女人应终日留在内侧，还应该“姆教婉娩听从”，不擅自行动。男女之别的儒家思想被士人阶层接受。

上层家庭的妻子们如果对男子的活动感兴趣，就在屏风后边听丈夫与客人谈话，但从不加入进去。一位叫吴志端的姑娘试图让早熟的孩子们参加童生考试，但遭到主管官员们的反对。一位陪着当官的丈夫和儿子住过许多地方的女人，因为从未想过到附近的名胜古迹看一看而受到赞赏，哪怕家人动员她去，她也不去。

但通常情况下，没有关联的男女不必完全隔开。诗人们会描写在外干农活的妇女，画家也会作画来表示百姓们的男女之别并不是很严重。显然，严格的男女之别只见于深宅大院里的富人和跑腿当差的仆人中间。因而社会性别差异与阶级差别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换句话说，上层阶级用以表示自己特殊的另一种途径是把自家的女人藏起来。

但如果说这是有两套彼此之间没有联系、互不相关的标准，也不是很准确。其实年龄也使隐隐的情欲因素牵扯其间。比如，比起更小或更老的女子，各个阶级都不得不注意让那些风华正茂、具性吸引力或易受伤害的女子（从10岁至35或40岁）躲开男人的视线。

女人的感情天生地比男人多，这种观点不仅仅限于哲学家的小范围内，诗人常常描写女人被感情左右。袁采指出，女人比男人更容易溺爱孩子，女儿出嫁后遇到困难时母亲更愿意给她们钱，女人还爱对仆人发脾气。男人必须同时对付女人更情绪化的性格里慷慨和多变这两方面。出于强调男女之别和角色互补，可以说儒家文献对妻子表示了相当高的尊重。美丽，谦和，殷勤地为男人服务。男人乐此不疲地想像着年轻、衣着漂亮、殷勤和顺从的女人守候在一旁边，满足他的需要。

男女之别并不意味着男人不让女人呆在他旁边，画中描绘的侍奉男人的女子，数量总比男人多，但中心人物是男的，女人只是使男人更愉快的陪衬。女侍的在场证明显男人拥有的权力足够得到很多女人为他服务。传记里反复用来赞扬妻子的字“婉”——顺从、殷勤、忍耐，几乎是唯一用来形容女人的词汇。诗人贺铸在哀悼亡妻的诗中感叹问现在谁来给他点烛添香、缝补衣服。这当然是男子气和女人味的建构： 一个成功的男人有女人服侍着。服侍着男人的女人对于多数女人而言也是审美上好的形象。用外貌和服务取悦男人并因此得到回报的女人可能满意地发现那些重要人物愿意看见她们，愿意让她们围在旁边。

长期以来，学界已注意到宋代的一个转折点，便是美男子普遍向文人转型。这种转变可以从很多层面上看出来，从轿子的使用增多到收藏古董、精美瓷器成风，而狩猎不再流行了。典型的文人学子应该文雅、书卷气、好学深思或有艺术气质，但不需要强壮、敏捷，或身手不凡。文人学子形象的流行无疑得益于印刷术的推广应用，教育的普及，科举制在选拔人才上的胜利以及儒学的复兴。其实还有些外部环境的影响。宋朝统治阶级精英男士们把自己重新塑造为文士的形象，意在强调与北方竞争者形成对比，他的竞争者都是尚武的形象。不言自明，把文人的生活方式视为高等也就断定汉族的文化高于非汉族文化。

可以说在上层社会里不推崇男女差别不大的装束，衣服、发型及装饰都用来表示和强调不同的性别。甚至一般人的衣服样式也与他们粗略地相同。穿着打扮的规矩特别明确。女人的衣服都比男人的鲜亮。男人的衣服以一种颜色为主，一般是黑色或灰白色；女装飘荡摇曳，色彩艳丽，一般由好几种图案和色调组成。男装一般是一件长衫；女人穿得一层又一层，裙子和长袍外面罩短外衣或紧身坎肩，肩上披着披巾、彩带，或又披披巾又扎彩带。

头发的不同也很明显。男人的头发都拉到头顶上梳成顶簪，有时用小黑帽子罩住头发。这是男子成为成年人的标志之一。比较之下，女人和女孩，头发也扎着，但不戴帽子，发型各种各样。低阶层妇女，则在出门时头上戴着一块布。宋代并不是完全没有男女不分的情况。佛教的目标之一是在消除阶级和种族界限的同时消除男女界限。名为菩萨的参悟者与其说被雕得既像男又像女，不如说融合了两性特征；可以说中国艺术家在塑像时对菩萨的性别做了大胆的想像。但是即便在这里，性别特征更分明的趋势也很明显，宋代的观音菩萨塑像越来越普遍地表现为女性。

比起唐代艺术家，宋代画家笔下的女子更纤弱，甚至更娇气、脆弱。这可能是女人共同向往的形象。李清照在一首词里形容自己比花朵还瘦。视女子为柔弱、娇小的普遍愿望可能与缠足在宋代的普遍化有关。缠足在宋代似乎从宫廷和娱乐场所波及到经常出入这些地方的社会精英家庭。周密记载道，后唐的宫廷里，一位舞者把脚绑起来让它变得很小、很弯，像月牙一样。这种做法可能在10世纪跳舞的人里推广起来，她们认为绑起来的脚显得有力、好看。

到了11世纪，一位相当严肃的学者徐积显然对这个习俗已有所了解，他在赞扬一位寡妇时写到：“何暇裹两足，但知勤四肢。”12世纪初，缠足习俗的广泛流行导致学者张邦基探究它的起源。张邦基指出，把脚真的裹成弯形，像弓一样，让它变得比天足小，只不过是最近的事，唐和以前的诗歌里都没提到过。

宋代文人认为缠足代表精致的美。诗人们写了用手掌握住缠足时感到的惊艳。有的诗惊叹纤细、弓形的小脚或把它形容为一弯新月。陈亮自嘲说，自己像三四十岁的丑女人枉然忍痛缠足，但已无用。在他看来，缠足是女人为了显得美丽愿意付出的代价，但只有从小开始，才能奏效。尽管缠足与女人愿意为了美而奋斗有关，宋代至少有一位男子对缠足的好处提出了质疑。13世纪中叶，车若水可能是反对缠足的第一人，他写道：“小儿未四五岁，无辜无罪而使之受无限之苦，缠得小来不知何用。”元朝初年有人注意到，程颐的第六代孙女们既不缠足也不戴耳环。但是在宋代末年，缠足的习俗已变得根深蒂固。

缠足给女人身体带来的改变不只是局部的，还牵扯到整个体态。她将很少走动，尽量坐着而不站着，留在家里而不外出。由于活动变少，她的身体变得软绵绵，而且总是无精打采的。从诗词里我们知道，对于男人来说，慵懒，不快乐，怀着思怨的美人，是很有吸引力的。女人变得更小、更软、更不爱动、更提不起精神，当然会衬托出男性的强壮、结实和好动。因为宋代理想的上层男人形象是内敛、温和和优雅，除非女性更优雅、沉默不语、呆在家里不走动，否则男人就像是带着女人气。通过缠足引起的变化，新的男子气内涵催化了女性美标准的改变和再生。

女人为什么会明显地积极参与这个环节呢？宋代货币经济增长，商业城市遍及全国，纳妾之风盛行于富裕人家。到了北宋中期，男人已经不满足于出入色情场所狎妓的老办法，现在男人已经渴望把女人买回家里做妾。女人们知道妓女和妓女般的妾对男人的魅惑力，因而会考虑怎样把女儿打扮得有利于日后做妻子。妈妈们会考怎样才能让女儿既不降低身份又能和妓女一样魅人？教会女儿挑选衣服、梳妆打扮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还得让女儿显得谦和、保守、不喜欢到处出头露面，以免混同于毫不羞耻地在陌生男人面前露面的妓女，这才是根本之道。使妓女显得活泼迷人人的手段、伎俩对妻子是否构成挑战？教女儿作诗是好主意吗？或许会让女儿更像妓女？

我估计母亲给女儿裹脚是因为小脚既是显得更美的诀窍，但又不是任何催促孩子早熟的办法。裹足是个人私事，不示于人。即便是青楼女子，缠裹之事也是在私室里面做，使她们归于“内”，无涉于与男人竞争。一套特定的思想也会在赋予妇女权力的同时压迫妇女。把宋代妇女留在内外使她们既受到限制又得到权力，它使女人处于公共领域以外但又合法地成为家内的权威。在当代社会，哪里对女人的谦卑和隐匿要求得比较高，哪里的女人就既不被动、也不萎靡不振，甚至具有不低于丈夫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