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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颐和园中的石狮文化是什么「颐和园古建筑介绍」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石狮文化在中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石狮的形象通过雕塑、浮雕等各种形式出现在园林、陵墓、祠堂、宫殿、府邸、寺院、庙宇等场所。从石狮造型艺术产生的汉代到两千余年后的今天,石狮文化无可厚非地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之一,同时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颐和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将中国石狮文化展现在世人面前。
石狮文化的起源
中国的狮子主要是作为朝廷的贡品来自西域各国。秦代以前,人们对狮子非常陌生,狮子作为贡品正式入华滥觞于汉代,在元、明时期达到高峰期,明末清初,贡狮活动基本停止。期间,中国人民对狮子的崇拜日渐盛行,终衍生出特有的石狮文化。人们运用想象力,根据自身的需要,用本土文化改造了西域狮,形成独具匠心的崇狮文化习俗。人们崇拜的不只是狮子的身躯,更是狮子的精神,甚至是想象中的狮子的精神。狮子作为瑞兽与中国“灵物”共居显位,遍布通都大邑和穷乡僻壤,并向文化生活各个领域扩散,成为中国喜闻乐见的吉祥物。
佛教的影响
在古代印度,狮子是佛教艺术常用的纹饰,更是神瑞的象征,《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中说“佛初生时,有五百狮子从雪山来,待列门侧。”《灯下录》也中有这样的记载:佛祖释迦牟尼降生时,曾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发出狮子一样的大吼:“天上地下,惟我独尊”。后来,佛祖在古代印度讲法时,大群狮子都汇聚前来听道,由于狮子拥有了这样先天的灵性,因而狮子被佛教徒视为庄严吉祥的神灵之兽而倍加崇拜。中国的石狮头部鬃毛的“螺髻”发式,就是仿照佛祖释迦摩尼的塑像中头部的“螺髻”而雕刻。在中国佛教中,狮子成为神化的灵兽,后来它又被升格为龙生九子中的一个,这就是狮子状的“狻猊”。
在《大智度论》中有云:“佛为人中狮子,佛所坐处若床若地,皆名狮子座”,可见狮子与佛的渊源甚深。在《玉芝堂谈荟》中谈到:“释者以师子勇猛精进,为文殊菩萨骑者”,由此可见,狮子在佛教中被看作文殊菩萨的护法使者,这也就解释了在许多石雕塑像或绘画中,狮子形象都与文殊菩萨一起出现的原因。
佛教在西汉时由西域传入中国,自此受到历代统治阶级地推崇并迅速传播。狮子作为佛教圣物,其形象随佛教的传入而传入。正是因为狮子与佛教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狮子形象真正得以在中国流传和为大众所知主要是通过佛教传播。
中国对狮子的不同称谓
师子即狮子,佛家用以喻佛,指其无畏,法力无边。
辟邪是汉代至南北朝时期对狮子的一种称呼,它是梵语Vasimha的音译,意为“大狮子”。唐代颜师古对辟邪作注释:“射魁,辟邪皆神兽名。辟邪,言能辟御妖邪也。”汉代的玉器,东汉和南北朝的神兽、晋代的水注造型,都称为“辟邪”,其实都具有狮子的特征。颜师古还认为“似麟而有二角为辟邪。”所以洛阳出土的一件有角的神兽和西安博物馆陈列的成阳出土的狮虎混合兽,都称为“辟邪”。
符拔、挑拔也同样是狮子的异名,多在古籍中出现。《后汉书·班超传》记载:“是岁,贡奉珍宝符拔狮子。”李贤为此作注释:“符拔,形似麟而无角。”颜狮古注引孟康的说法:“挑拔,一名符拔,似鹿长尾,一角者为天,二角者为辟邪。”这样,就把“符拔”、“挑拔”,“辟邪”视为同类了,称无角的符拔为符拔狮子,简称狮子。
唐代高僧慧琳说:“狻猊即狮子也,出西域。”
清代康熙年间,汤文璐在其选编的《诗韵合壁》中节录了一首描写《狮》的诗。全文如下:“掉尾端如斗,吹毛利似刀,异名称白泽,奇气应金精:贡非从寨北,吼漫说河东,座缘参佛国,法好问波斯。蹲余轻卷雪,吼处响生风,博兔拳轻擘,驱蝇尾善挥;搏象卷何捷,输麟角未成,扶拔原同类,狻猊只异名。”这首诗对狮子的名称、别称、体貌、传说由来及狮子的威猛动势作了生动的描写。
中外狮文化对比
在西方文化中,狮子的宗教意义同样神化了,只是象征意义与中国有不同。世界最古老的狮子形象是与太阳神崇拜联系在一起的。曾出现在古代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的艺术作品中。公元前334到公元前30年的希腊文化时期,地处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的中心,宗教神秘主义因东方的宗教与西方的唯心主义哲学相互影响而流行。同时希腊的文化也被阿拉伯人从亚历山大传播到中世纪的欧洲。因此,埃及的古老文明对包括语言在内的西方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也成为必然。狮子成了神庙宫殿和坟墓的象征性的守卫者,它的凶狠残忍能使邪恶势力不敢靠近。
建于公元前26世纪吉萨巨型石雕狮身人面像斯芬克斯象征着法老的威严,用来守护女神缪斯传授给她各种隐秘;在基督教艺术中,狮子既象征“犹大部落之狮”,又代表咆哮如雷的撒旦;在文艺复兴的寓言中,狮子还象征坚毅的美德。
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使得不同民族的人们可能会对相同的狮子产生不同的文化认知,再加上各民族独特的民族心理、历史变迁、宗教传统等使得相同的狮子在人们心目中的褒贬形象有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颐和园中的石狮
北宫门外石狮
北宫门外的石狮面北呈坐蹲式,东、西各一,为乾隆年间所雕造。东侧雌狮左前足下踏一仰卧状小狮,西侧雄狮右前足下踏一绣球,一对石狮头微内侧,张口,鬃毛皆作螺样卷曲,胸前束一响铃。狮身与几形座为一块整石,通高2.45米,石狮下几形座长1.44米,宽1.07米,束腰有太极图纹,狮身与几形座下承石质须弥座。
须弥灵境遗址石狮
万寿山后须弥灵境遗址的石狮面北呈半蹲伏状,整石圆雕,前肢直立,东、西各一,为乾隆年间所雕造,东侧石狮足踏幼狮,西侧石狮足踏绣球,一对石狮作披躐状,镙结形眉,造型凶悍,雕刻手法写实,具有西藏风格。石狮高1.63米,长1.47米,宽0.7米。石狮下须弥座高0.57米,长1.77米,宽1.05米。
荇桥石狮
荇桥的四个桥墩北面、南面外侧各雕刻一只石狮,不成对,石狮均呈站立状,为乾隆年间所雕造,石狮头呈90度外转面水,张口,头上有独角一只,体形矫健,肌肉纹理,鬃毛似真狮,气势雄伟。
十七孔桥石狮
乾隆年间所造的十七孔桥,桥长150米,宽8米,由17个连续券洞组成,桥栏两边望柱石狮数量较多,有544只。这座桥是参照北京的卢沟桥和苏州的宝带桥特点建造而成的,桥上石狮子形象比较丰富,大小不同,神态各异。十七孔桥两桥头还有石雕靠山狻猊4只,形象威猛,极为生动。
其它石狮
玉澜堂门、益寿堂门前各摆放抱鼓石一对,抱鼓石主体上部雕有石狮首部。慈福慧因牌楼及其南二处遗址牌楼抱柱石上雕有行走状石狮。“万寿山昆明”石碑的须弥座束腰的上下四面刻有16只浮雕石狮。
颐和园石狮的文化内涵
几千年来,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狮子凭借它高贵、威武、吉祥的王者风范,被奉为护国镇邦的守护神,恰恰是这些优秀忠诚的品质,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共鸣。在中国有这样耳熟能详的民谣:“摸摸石狮头,一生不用愁;摸摸石狮背,好活一辈辈;摸摸石狮嘴,夫妻不吵嘴;摸摸石狮腚,永远不生病,从头摸到尾,财源广进如水流。”石狮被奉为“中国人的守护神”。石头本来是冰冷没有感情的,可用石头雕刻的狮子却一直传承着吉祥如意、平安祥和的寓意。
神灵驱邪
中国民间的神灵信仰与宗教信仰是不同的,宗教学者克雷维列夫说过“只有在人的心目中悬挂着某些目的而又无法达到时,才会造成神经上的紧张状态,才能使人的现实感丧失无遗,使实践活动徒劳无功,使人不受天地的拘束去做非非之想,直至出现宗教幻影。”中国民间所创造出来的鬼神充满了整个宇宙,几乎与人们生活相关的所有场所都有着特定的神鬼管辖驻扎,但中国却没有西方般的宗教意识。在中国,狮子威震百兽,随着佛教护法故事传入,狮子为神兽的神话传说也就出现了,狮子也就自然地被奉为神兽。石狮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个符号,一个体内蕴含着神秘力量的自然界中的神灵的符号。《潜研常类书》中记述:“师子为兽中之王,可镇百兽,故古代常用以镇山门、镇墓、护法、辟邪”。本来冰冷的石头雕刻成狮形之后便附着了神兽的灵性,最关键的是它获得了百姓的信仰,这种神灵的威慑力便具有了永恒的意义。人类几乎都经过这种特殊的阶段,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而创造出各种信仰来,并且传承下去,其实这也是一种积极的生活念度,这种崇拜信仰都来自人们心中的美好愿望,中国民间祭神就是为了讨神的欢心,以求其庇护,因为一旦神不高兴了就会出现祸灾于人间,狮子作为神灵被崇拜已经不是崇拜自然界中狮子的属性,拜的是为人雕成石狮后体内附着的“灵”,再加之佛教中狮子身影的不断出现,石狮文化便具备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十七孔桥是一座石桥,建筑材料都是石头,石头在中国一直有着特殊的地位。古人相信石头上有灵神存在,西游记中孙悟空蹦出于石头中,汉书中还记有大石自立的神话故事,《汉书·昭帝纪》“元凤三年春正月,泰山有大石自起立。”石头既然有灵神自然附着,于是有了“石敢当”。十七孔桥的望柱把如此多数量的石狮装饰集中在一起,其神灵与驱邪象征性是显见的。
预测洪灾
在民俗中,认为石狮具有预卜灾害的功能,如果遇到洪水泛滥或者陆地沉没等等自然灾害,石狮的眼睛就会变成红色或者流血,这是这类灾害将要来临的前兆。
在《龙图公案·石狮子》中记有一个神话传说:“一僧人去到一个市镇,因对方善施,僧人道:‘但见东街宝积坊下那石狮子眼中流血,便要收拾走路。’长者道:‘既有此大灾,当与乡里说知。’僧人道:‘你乡皆为恶之徒,岂信此言;就是长者信我逃得此难,亦不免有苦厄累及。’长者问道:‘苦厄能丧命否?’僧人道:‘无妨。将纸笔来,我写几句与长者牢记之。’天行洪水浪滔滔,遇物相援报亦饶;只有人来休顾问,恩成冤债苦监牢。长者看了不解其意。僧人道:‘后当知之。’斋罢辞去,长者取过十两花银相赠。和尚道:‘贫僧云游之人,纵有银两亦无用处。’ 竟不受而去。长者对张氏说知,即令匠人于河边造十数只大船。人问其故,长者说有洪水之灾,造船逃避。众人大笑。长者任众人讥笑,每同令老妪前往东街探石狮子有血流出否。老妪看探同久,往来频数,坊下有二屠夫问其缘故,老妪直告其故。二屠待妪去,自相笑道:‘世上有此等痴人。天旱若是,有甚么水灾?况那石狮子眼孔里哪讨血出!’一屠相约戏之,明日宰猪,用血洒在石狮眼中。是日,老妪看见,连忙走回报知,长者即吩咐家人,收拾动用器物,一齐搬上船。当下太阳正酷,热气蒸人。等待长者携得一家老幼登船己毕,黄昏左侧,黑云并集,大雨滂沱,三昼夜不息,河水拥入市头镇。一时间那人民居屋流荡无遗,溺死二万余人。正因乡民作孽太过,天以此劫数灭之。止有崔长者夫妇好善,预得神人救之。”由此可见石狮在人们心中具有着预兆洪灾的作用,一旦石狮眼睛流血变红,便会有洪水发生。
据测量,昆明湖海拔比紫禁城高约10米,清代每到雨季,湖水高涨泛滥,就会淹没周边的农田村庄,直接危及皇城故宫的安危。1750年乾隆皇帝兴修水利,疏浚昆明湖,并建造十七孔桥,石狮成为整座桥梁的重要装饰形式,祈求石狮预卜昆明湖洪水灾害。
吉祥纳福
中国的狮子装饰离不开吉祥寓意于其中,吉祥自古就是中华民族所追求的精神之源。《庄子》载:“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庆之征”。这种吉祥纳福观念历经千年存于华夏文明中,中国狮子装饰的各种使用形式一直在影响着石狮文化的衍殖。民俗中的狮子是祥瑞的象征,给人们以吉祥与幸福。“民间吉祥图案中,青狮加白象象征吉祥如意,太狮(师)和少狮(师)象征官运亨通,狮章进宝象征子孙步步高升,狮子滚绣球象征喜庆富裕,莲花灯和狮子组合象征连(莲)登(灯)太师(狮),双狮与如意的组合象征事事(狮狮)如意,狮子与花瓶的结合象征事事(狮狮)平安,等等”。作为中华狮文化的一支,颐和园石狮装饰也附着着吉祥之意,如石狮装饰的各类回纹、卷云纹、螺旋纹、莲花纹、盘长纹等等,以独立或者组合的形式构成图样,丰富了颐和园石狮的吉庆之用。此外,荇桥的4只石狮也代表了吉祥如意。
宣扬佛教
狮子是佛教圣物,被视作释迦牟尼的化身。在公元前3世纪古印度阿育王石柱顶部刻有3头狮子,表示佛的威慑力,佛经将释迦牟尼比作“人中狮子”。慈福慧因牌楼及其南二处遗址牌楼抱柱石上的行走状石,就是在宣扬佛教。须弥灵境遗址前的一对石狮注视着来往的信众,弘扬佛教的众生皆平等。
镇宅避凶
狮子有雄壮威猛的外形和至尊无敌的个性。狮子体型硕大、身姿威武,有如雷的吼叫声显示威风和王者般的霸气,因此狮子有镇宅避凶的作用,被用来守门。狮子又是兽中之王,有显示尊贵和威严的作用。玉澜堂门、益寿堂门前摆放抱鼓石石狮亦是如此。
阴阳和合
中国人的天人合一思维方式,讲究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世界的和谐。颐和园按照中国男左女右的传统阴阳哲学,在北宫门外门口左侧放置雄狮,右前爪放着一个寓意“脚踏环球”的绣球,象征权定乾坤、国泰民安,右侧放置的雌狮,它的左前爪抚摸着一个幼狮,象征着母仪天下、子孙后代绵延万世。
颐和园石狮雕刻艺术价值
装饰的细致丰富
首先,关于雕塑的装饰性主要有以下三层含义:一是与内容美相比较,更注重的是形式美;二是与客观的真实性相比,更偏重的是画面的自律性;三是创造出赏心悦目的优美效果是在各种艺术效果中最为注重的。石狮雕刻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触角广泛,兼收并蓄。
古代的石狮雕塑具有多姿多彩的面貌,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这就决定了石狮雕刻艺术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系统,因而装饰性也在不断的发展。其次,对自然形象的大体形状和主势的精心提炼是指概括性,是从审美的视角对富有感染力的美感因素进行的艺术归纳,是将具有表现力的造型特征,从纷杂无序的自然形态中进行简化,明晰形象语言,从而构成石狮在造型纹饰,形式审美等方面的基本因素。即使是原始人打猎用的粗糙的斧子也是人类智慧情感的产物,这就是装饰美,是人类对艺术的灵感和创造的感受力最生动、最为确切的表露和升华的结晶。
颐和园石狮雕刻艺术具有非常突出的装饰性,无论是十七孔桥的石狮还是北宫门石狮,都体现出浓厚的装饰意味。装饰艺术不同于真实的生活,但是却又是人类生活中无处不在的艺术真实。清代,石狮装饰效果已经达到了高峰,石狮身上的纹饰以及图案用最佳的方式展现了石狮具有的强烈装饰感,富有中国风情韵味。
石狮的装饰还带有浓厚的宗教信仰和图腾的意味,包含着人们的意愿风情和想象力,同时也寄托了作者的精神追求。装饰特征在增强石狮的庄严肃穆方面,也是非常有效的。另外石狮采用了变形的装饰艺术,融合雕饰和图案,使石狮看起来更加的威猛,不可侵犯,更好的发挥了丰富的装饰功能。
材料的工艺制作
石狮雕刻的创作不仅是装饰美的形式问题,同时也包括了材料特性即材质美的体现。每一种材料都具有自身的审美价值,但是材料的价值不等于审美价值。开发材料的审美特性也是一种艺术的创造,也就是把艺术的想象与材料的自然效果融合在一起,给材料注入一个内容具体的造型,让思想和物质特征凝固下来结合的一个形体,达成材料的特性与造型完美结合的目标。在不同内涵和形体的石狮雕刻中,既展示了物象的视觉美,又体现出自然与人工物质的材料美,传达出人在加工材质过程中的制作美。这些美的因素以立体的物质形态存在于环境之中,具有浓厚的艺术气息。
自然造物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资源,不同的材料体现出不同的质地。原始的材料本身就是自然之美,加上艺术化的工艺制作,材料美就在石狮雕刻设计中更加明显的具有了独立的审美价值。在石狮雕刻中,其材质自身所具有的审美价值往往通过它的肌理、质感直接作用于人的视觉感受。在制作石狮所使用的材料中,无论是金属还是不同的石材,这些材料都具有不同的特性,也就显示出特有的材质美。颐和园石狮雕刻艺术向着多种工艺手法发展的这种趋势,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越来越明显。材料品种与工艺手法的多样,不断强化着人们认识石狮雕刻艺术的审美特性。
材料不仅是石狮雕刻表现的媒介,而且材料的工艺美感也大大丰富了整体的造型语言。因此对材料自然形态美的认识和发掘材质的审美价值,共同构成了石狮雕刻材料的审美观念。
意象的整体统一
中国古代雕塑漫长的几千年,装饰工艺品后来在不断的文化发展传承中,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根据生活体验,再加上主观的想象,进而加工美化变成艺术形象,形成了意象性的特点。可以说,精神文明与艺术创作推动了石狮艺术的发展,显示出高度的艺术思想和艺术底蕴。装饰艺术富有夸张性,比如书法艺术中的狂草,绘画艺术中的大写意,石狮雕刻也是如此。石狮的艺术表现是从感觉和理想出发,耐人寻味,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周易》有云:“圣人立象以尽意。”也就是说,借助形象可以表达圣人的意向。意是在审美和创作构思时的感受和情志;象是想象中出现的物体形象。象是具体的,显露的,变化多样的,意则是深远的幽静的。二者融合构成了审美者的审美意象和作品中的艺术意象。在《文心雕龙·神思》中有云:“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说的是构思时须对审美中的意趣和外在的形象相结合而成的审美意象进行加工。在《中国艺术形象发展史纲》中有讲到:“在宗教的氛围里,人主要是通过自然事物来看内在的精神,某些自然事物约定俗称的内在神韵,人们趋向内在精神,首先必须接近那些自然事物,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内在精神的象征,石狮正是这里所说的意和象的桥梁。中国绘画和石狮雕刻无论从形式上到造型上都浸透着浪漫与现实的结合,显示了艺术的思想和艺术的功底。文人绘画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就是不求肖似,具有高度的意象性。把注意力放在物象“神韵”的表现上,经过工艺美化形成艺术形象。颐和园石狮雕刻艺术也是如此,从整体的艺术形式来看,艺术的表达是以形象为主的,但主次粗细的对比把握的也很好,可以说这是石狮雕刻艺术意象描写之中扎实和精美之处。
颐和园石狮的隐喻
颐和园中的石狮象征着无边佛法,狮子作为文殊菩萨的坐骑,间接代表着文殊菩萨,而乾隆皇帝就是文殊菩萨的在世间的肉身,其实代表了清代帝王的统治无处不在。
文殊菩萨在藏传佛教的地位
文殊菩萨(Majusri),全称“文殊师利”,又译作“曼殊室利”,是佛教中地位极为特殊的一位尊神。文殊菩萨三世果位均为佛(过去为龙种上佛,现在为欢喜藏摩尼宝积佛,未来为普见佛),但因其要助释迦牟尼教化众生,故此以菩萨身显现于世,是佛部地位最高的菩萨,集诸佛智慧于一身。文殊菩萨的造像通常表现为右手持金刚宝剑, 寓意以智慧斩断一切无名烦恼,左手拈青莲花枝,上托“般若经”,代表以般若之智教化众生。因藏传佛教密乘修行注重用智慧观照,藉此破除烦恼,即身成佛,所以,作为智慧化身的文殊菩萨是世俗百姓心中的第一菩萨, 受到了藏族人的极高尊崇。
乾隆皇帝与文殊菩萨
明代迅鲁伯所著的佛教史书《青史》中,称汉地(即中原)为文殊菩萨的教化之地,而西藏则是观音菩萨的教化之地。自此,藏传佛教把中原皇帝看作是文殊菩萨在世间的转轮圣王,称之为“曼殊室利大皇帝”,即“文殊菩萨大皇帝”。由此可见,西藏称呼中原皇帝为“文殊”历史已久。
乾隆帝被六世班禅尊称为“天神文殊大皇帝”,又被八世达赖喇嘛称为“文殊菩萨大皇帝”,还被三世章嘉活佛认为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得到了藏传佛教高层领袖的一致认可,使乾隆皇帝“文殊菩萨在世间的转世圣王”这一形象深入蒙藏信众心中。
清王朝的怀柔统治
乾隆皇帝利用“文殊菩萨在世间的转世圣王”这一称号,励精图治,利用宗教力量,比较圆满地解决了中原与蒙藏地区的民族关系。
乾隆皇帝认为自己对藏传佛教的推崇是“蒙古遵黄教,其时已久矣。以神道而设,因俗习为治”,是“为从宜从俗之计”。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乾隆皇帝为警示子孙,在雍和宫立下“喇嘛说”石碑,再次强调道:“我朝之兴黄教则不然,盖以蒙古奉佛,最信喇嘛,不可不保护之,以为怀柔之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