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国家发展「企业最重要的竞争领域」

作者：约瑟夫·麦凯（Joseph MacKay）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研究员，博士毕业于多伦多大学。

来源：Joseph MacKay, Art World Fields and Global Hegemonie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ume 66, Issue 3, September 2022, sqac029, https://doi.org/10.1093/isq/sqac029.

导读

作者探讨了大国如何在国际舞台上操作视觉艺术以提升国际地位和国际威望。大国早就开始在国际舞台上操作艺术以达到自身的政治目的。然而，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往往面临独特的挑战：往往是国家越出力，公众越反感，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这是为什么？作者从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研究中获得灵感，将艺术世界界定为一个具有独特抗争动态和象征政治的社会场域。作者认为，各国想要追求艺术世界中的地位，必须依靠艺术世界的网络和机构，遵循艺术世界的游戏规则。作者将艺术界的声望定义为象征资本，国家力量不加掩饰地干涉艺术界，会事与愿违。霸权国和挑战国在这方面所面临的挑战有所不同。现存的全球艺术世界的游戏规则是当前的霸权国所制定的。挑战者必先适应现状，然后才能改变现状。作者随后以美国、中国和印度为例分析了这些国家在全球艺术市场地位的转变以及在威尼斯双年展这一经常举办的全球艺术世界活动中表现出的国家力量。

引言

本文讨论了视觉艺术在霸权政治中的作用。具体来说，作者研究了大国如何影响全球艺术世界的航向，包括视觉艺术的生产、评估、交流和流通，以及大国这样做的得失。

大国在通过视觉艺术达到自身目的的时候往往面临独特的挑战。例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美国艺术家获得了威尼斯双年展的国际大奖。美国政府毫不掩饰的努力引发了公众的批评，被普遍视作不恰当的行为。为什么会产生如此矛盾的现象？作者借助布迪厄的理论，讨论了大国在艺术世界运作的目的和约束。

艺术鉴赏要依靠专家网络和市场做中介。公开受政治影响的艺术和艺术机构正在失去合法性。国家在艺术世界的竞争中需要隐藏自身施加的政治影响。此外，艺术世界对霸权国和挑战国的约束和激励是不同的。当前全球艺术世界很大程度是霸权国国内艺术界的翻版，其市场结构、估值标准基本上是美国化的。挑战国必先适应这些领域结构，才能对其加以修改。

作者之后通过三个探索性案例研究，讨论了发生在威尼斯双年展这个具体且反复举办的艺术活动中的国家行动和国家抗争。威尼斯双年展是各国向全球展示其艺术节地位的关键场所，各国在这里直接参与艺术世界中的威望竞赛。

作者的研究对国际关系的贡献主要有三点：从一个新的角度观察威望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揭示具体的场域动态如何约束国家行为；将文化视作积累威望的方式加以研究。作者之后先阐述了布迪厄的相关理论，然后将全球艺术领域描绘成一个政治竞争的空间，接下来开始相关的案例研究。

全球场域和艺术社会学

布迪厄学派确立了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在内的多种资本形式，这些资本形式的不均匀分布构成了社会生活，导致了社会分层。成功的社会行为，需要一个人拥有正确的资本，了解在其周围流动的资本，并知道如何将其用于自己的目的。文化资本是解读文化关系和文化制品的能力，可以在组织或机构角色中制度化。艺术界的文化资本是有形的艺术作品，如文字、绘画、纪念碑、乐器等，因此是可交换的。社会资本则产生于社会联系。象征资本是超出文化、社会或经济资本价值之上的超额价值，可以以此验证权力关系。例如，当1937年西班牙政府委托毕加索创作《格尔尼卡》时，他们不仅获得了具有文化资本的艺术品，还获得了毕加索声誉的象征资本。同样，通过举办威尼斯双年展，意大利获得了象征资本，超越了其在当代艺术中有限的全球地位。

资本是在场域中争夺的。场域是不平等的社会空间，行动者在其中争夺资源和相对位置。场域有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以及共同的期望。全球艺术界也不例外。在这个场域竞争，不仅要积累和消耗资本，也要熟悉游戏规则。大国的文化工作是为了正当地占领和加强在文化场域中的主导地位。大国也经常耗费经济、政治、军事资本来产生象征资本，例如明朝“郑和下西洋”与美国的阿波罗计划。

作者认为，由于大国及其政治精英不熟悉艺术界的游戏规则，在追求艺术界的文化、社会和象征资本时往往力不从心。艺术价值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艺术品的自主性，这种独立于外部权力和机构的自主性由来已久。破坏这种自主性的国家行为，可能会削弱艺术品的象征价值。因此，国家对艺术的影响方式要非常巧妙。

国家有动机寻求在艺术场域的地位。一是由于其他国家都在这样做。二是由于艺术界的威望竞争成本少，三是由于艺术界的全球竞争可能会影响国内的观众。霸权也因此会从中受益，并且会设法塑造艺术场域。目前全球艺术场域和美国国内艺术场域相似，人们期望自由表达和交换作品的市场。其他国家也受此影响。霸权国家虽然不能单方面制定艺术场域的规则，但是可以用本国艺术场域的模式同化全球和其他国家的艺术场域。例如，美国霸权下的全球艺术世界的典型特征就是新自由主义市场化和自由的艺术表达。中国若想要在艺术界争取领导权，必须与美国在艺术场域的地位、规范和做法相抗衡，然后才能对该场域进行修改。

构建全球艺术场域

全球艺术场域包括展览、画廊、博物馆等多种公共和私营的机构和活动。双年展是艺术评估和竞争的经常性场所，因此也是寻求国际地位的场所。包括经销商、收藏家、策展人和评论家在内的艺术界“象征性权力经纪人”对艺术家及其艺术的文化资本评估具有“认知实践权威”。

在艺术世界中，地理上的中心和艺术的制作、销售、展览等地点相关，这些支撑了城市在艺术节的声望，有着巨大的象征资本。另外，国家在全球艺术场域中的地位和其综合国力不同。例如，小国瑞士在艺术界影响力巨大。而大国印度在艺术界影响甚微。国力的消长和国家在艺术场域中的声望也不是同步变化的。直到80年代初，全球艺术品拍卖中心才从伦敦搬到纽约。

国家利用艺术进行政治宣传由来已久，例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外交史上艺术的作用，以及上世纪毕加索的《格尔尼卡》。苏联的经验表明国家公开影响艺术的局限性。苏联艺术受制于其官方机构，用于合法化苏联统治，但对全球观众来说，这种艺术价值有限。国家的力量使得艺术贬值，破坏了其潜在的象征性资本。阿布扎比酋长国对艺术项目进行了大量投资但是收效甚微，说明了仅通过经济资本也不足以大幅提升国家在艺术场域中的地位，不足以无限制地换取象征资本。总之，国家在全球艺术场域积累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所面临的挑战是独特的。

艺术世界的权力转移

作者以美国、中国和印度为例，探讨了艺术世界中霸权的竞争和转移。在美国，真实但有限的国家投入与世界上最高的年度拍卖成交额和顶级艺术家和机构的长期集中相结合。与此相反，印度在艺术世界国家力量是缺席的，国内艺术场域也较小，与国际的互动也更有限。

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依靠卓越的国际地位，全球艺术世界和美国国内艺术世界相伴而生。由自由的艺术市场、艺术家的明星体系，以及由策展人、经销商、收藏家和其他人组成的精英网络，塑造了全球艺术世界的声誉。尽管如此，美国艺术界仍然呈现出重要的政治特征，例如抽象表现主义在“文化冷战”中的作用。由于美国政府的参与并不明显，文化、政治和经济资本因而被有效转化为象征资本。这个例子既显示了艺术界国家干预的潜力，也显示了其局限性。美国只有通过谨慎花费和淡化参与才能取得成功。

中国进入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艺术世界，并且地位迅速上升。然而，中国艺术在全球艺术世界中的地位还不确定。

上述情况与两国在威尼斯双年展上的表现一致。在双年展上，美国政府参与得越多，所积累的象征资本的可靠性就越低。总之，美国在双年展上的存在与全球艺术场域的规范和实践相一致，因为全球艺术场域很大程度是美国塑造的。中国则需要先遵循现有的游戏规则才能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展现自己，并按照自己的形象重塑艺术场域。印度在双年展上的表现提供了一个反面案例。印度政府在艺术领域的影响有限，艺术领域的主导力量是私营机构，与全球的联系很少，经济产出也低。在威尼斯双年展上，印度大多数时候没有正式的国家馆。2011年和2019年是例外，但这两次展览主要是由私人资助。国内艺术场域的增长和国家综合实力似乎不能自动使之在艺术世界中的地位提升。

结论

本文旨在解释国家在全球艺术场域追求地位所面临的挑战。本文采取了布迪厄的场域和资本理论，展示了艺术世界场域的具体情况，表明国家及其代理人需要遵守相关规则，避免公开和过度干预，以免贬损他们在艺术场域获得的象征资本。当前，全球以及很多国家艺术场域的结构都是以美国为原型的。局外人必须先遵守规则，然后才能修改或推翻这些规则。

未来，全球艺术界可能有三种发展方向。一是美国或欧洲继续做中心，二是中国成为主导，三是碎片化，即反抗霸权的艺术品的扩张。

词汇积累

社会场域

social field

象征资本

Symbolic capital

象征性权力经纪人

symbolic power brokers

认知实践权威

epistemic practical authority

译者：邵良，国政学人编译员，中国人民大学。

审核 | 丁伟航

排版 | 杨凌晶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郑重声明：文章仅代表原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如有侵权、违规，可直接反馈本站，我们将会作修改或删除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