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哲学是什么「陈嘉映哲学是什么」

陈嘉映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被认为是“中国最可能接近哲学家称呼的人”，这一方面是因为其深刻的思维和广博的学识，另一方面因为他善于用深入浅出的方式讲解哲学，为普通爱智者指点迷津。陈嘉映举止亲切、随和、几近恭谦，颇具一个智识者的通透与圆融；其言谈睿智、严谨、冷静，语速平缓，乐于鼓励提问者，谈话中拥有令人安心的力量。

思想本该融会贯通

1952年出生的陈嘉映，初中二年级开始失学，随后是八年内蒙古插队生活。1978年2月，他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8个月后，考上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随后留校任教，再随后远赴美国留学，获哲学博士学位。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年多法国研究生涯后，陈嘉映回国，一直在北大、华东师大、首都师大教授西方哲学。

陈嘉映著述极丰。出版过《海德格尔哲学概论》《简明语言哲学》《说理》《价值的理由》等哲学理论专著，翻译过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等，这些著作与译著多系精品，有的曾一纸风行，一版再版。2015年，陈嘉映出版伦理学专著《何为良好生活：行之于途而应于心》，倡导人们“贴切着自己的真实天性行路”。今年，其代表作《哲学·科学·常识》再版，这本“接地气”的思想入门书，让读者再次领会到一个哲学家的魅力。

祝凤鸣首先问及陈嘉映学术近况，陈嘉映说最近除了有本书评、讲演稿等汇编成的新书即将出版外，他多年来对一个哲学问题很感兴趣，那就是“决定论与自由意志”。其大意是，一方面，这个世界好像是被决定好的，但另一方面人们感到人还是有一定的自由，这两者有冲突，所以在哲学里纠缠了几千年，他这几年集中精力在思考这个问题，将来是不是写本书，还没想好。

据陈嘉映介绍，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不久，西方现代哲学与普通读者联系紧密，特别是“欧洲大陆哲学”，如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等，与中国青年的精神状态有呼应，所以萨特、海德格尔这些哲学家流行。自九十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之后，更多年轻人开始转向“英美分析哲学”，因为分析哲学比较精细，多在学院研究，与社会有些脱离——这有好有坏，一方面哲学会做得比较专门，但另一方面与哲学本来的旨归又不太契合，因为哲学不只是一个学院里的活动。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即学术与思想的关系。

陈嘉映说，一般来说哲学是思想性工作，但是没有学术根底的思想往往会流于浮泛，最后会沦成“心灵鸡汤”，所以，在哲学中学术和思想要密切结合才好。就学术而言，人总是要读点书，要下点苦功。而思想是一个流动的、互通的状态，本来就应该融会贯通，有时还必须加上与自己生命的对质。

在祝凤鸣心目中，陈嘉映不仅学养深厚，且兴趣广博，与同时代诗人、艺术家有着深广交游，一扫哲学家古板严谨印象。陈嘉映的看法是，与其说哲学家古板，不如说哲学家工作比较辛苦，康德被认为是一个古板的典型，但生活中也是广交朋友、颇具情趣之人。陈嘉映将他的兴趣广泛，归结为特殊的时代使然，他少年失学，反倒读书驳杂，且交友繁多。他坦言，自己对诗歌与艺术的认知，多停留在古典主义阶段，对当代艺术与新诗还谈不上作客观评介。陈嘉映回忆起曾与学生周濂去看一个小剧场戏剧，赞叹有加，但周濂对同行的年轻人说，你们别听陈老师的，他可能是第一次看小剧场戏剧，那些手法很多人都在用。说起好友洪凌，陈嘉映说洪凌绘画特别合自己的趣向，既有现代性，色彩又纯净，且洪凌善于架构巨幅油画，气势磅礴且细致入微。对陈嘉映而言，洪凌真诚、热情，他既是一代大画家，更是一个江南的好客的主人。

大学哲学系本科应该取消

在最近“单向街”的一个访谈中，陈嘉映认为大学应该取消哲学系本科，哲学作为公共课开设即可，任何专业的学生都可以去听。他最赞成本科生甚至研究生的“哲学论文”，是写一篇好的读书笔记。面对大半辈子在哲学系工作的陈嘉映先生，祝凤鸣试图请他对此观点多做些解释。陈嘉映的回答是，哲学主要是一种反思活动，要说它有什么特点，那就是它是一个系统的反思，就是把很多事情拢在一起来反思。

说到反思，就需要有反思的内容，要么你反思各种各样的知识，要么你反思各种各样的生活经验。一个本科生十八、九岁，既没有什么知识，也没有什么人生经验，那么他反思就比较容易流于空洞。哲学反思的主要层面，叫做概念层面，你要是没有反思的内容，就容易从概念到概念，从语词到语词，就会显得比较空洞。古人都讲，最好是三十岁以后再研究哲学。当然，陈嘉映不反对本科生甚至更年轻的人读哲学，他反倒觉得多读点哲学书更好，只是不要把哲学作为一个固定的专业。因为，只有等到你整个的人生经验、学术底子厚实起来后，再来做系统反思，再研究哲学才有意义。

总体说来，哲学不像数学、物理学，需要按部就班、由浅入深的进阶学习——哲学可以循环阅读，有时候你读得深了，可能回过头来会读比较浅的；也可能开始读比较浅的，后来再读比较深的。对一个爱智者而言，哲学书既充满致命诱惑，又令人费解乃至望而生畏。祝凤鸣回忆起自己和朋友们，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青春时期，赶时髦读过一些艰深的西方哲学书，但现在看来吸收的营养并不多。陈嘉映也坦言，他年轻时读康德、黑格尔，等到几十年回头看，当时自己也实在没读出什么东西，但是好处当然有，就是对文本有一点熟悉，资源还留存在脑子里。陈嘉映认为，关于读哲学书，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有些人注定不想成为哲学专家，不想以研究哲学为终生志业，他只是爱哲学，想了解一些哲学，就不必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或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这类专业哲学书，因为那样得不到多少收获。许多晦涩艰深的书，对普通读者而言可能只是一个激发器，而不是一个文本。

至于年轻人读哲学书，陈嘉映的建议是，去读那些你大致能读懂、还需要努力一把的书，就像一个人爬坡，你攀爬一下就过去了，读这些书会有较大收获。总是读比你理解层面低的书，或者读你够不着的书都不好。结合当天“双十一”网络上开始的购物潮，当祝凤鸣言及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相比，当下中国物质欲望高涨、精神生活极为稀薄时，陈嘉映的看法显得冷静。他认为，消费主义、消费文化实际上都是从西方开始的，中国有大概一百年的物质生活高度匮乏期，所以对物质追求有点报复性反弹——谈到精神生活，中国从来就没有像西方基督教那样一个成建制宗教，某种意义上，中国人没有独立的精神生活领域。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当代史上罕见的十年，刚刚改革开放，人们对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同样热情。中国曾经对精神生活的如饥似渴，陈嘉映将它视为一批精英人士的追求，九十年代之后，商业化大潮加上政治因素，总的说来是，中国精英阶层逐渐消亡，取而代之的是成功人士阶层。成功人士完全是用世俗标准来划分的，但精英人士不是这样，比如有些十分落魄的人，你不能说他是一个成功人士，但仍然可以说他是精英。

中国文化是一个吸收性文化

刚刚出版的《读书》杂志有一个讨论，就是“如何让哲学说中国话”；前几年，李泽厚先生也出版著作论述“该中国哲学登场了”。当祝凤鸣问及陈嘉映如何看待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时，陈嘉映的回答是，他个人的想法跟流行观点相差太多，不知是否合适讲出来。

陈嘉映认为，人们经常说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实际上中国文化是一种相当固定的文化，而西方文化是一个很广的概念——古希腊也是西方，基督教世界也是西方，而两者相差很大。西方文化，原本是地中海沿岸各个族群、各个文化互相激荡后的产物，它处于强烈变化之中，而中国文化则相对比较稳定、封闭。某种程度上，日本文化比中国文化还要封闭，虽说最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很多西方人迷恋日本文化，但是真正受日本文化影响却不多。总体说来，中国文化更多是一种吸收性的文化，不是一个贡献的文化，这不是说中国文化没有对外的影响，但跟中国吸收外来文化的规模相比，完全不成比例。

如果把亚洲周边的日本、朝鲜等排除在外，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一向不是太大，基本上不西传。中国文化吸收能力很强，在战国时就开始吸收外来文化，更多的是在汉朝、汉以后的佛教文化，包括唐朝文化——在文化吸收方面，中国人的心态很开放。历史上，外来文化到中国后，就形成了一个相当中国化的体系，很成熟，很有韵味，到宋朝达到顶峰。后来由于元、清异族统治，中国文化可能有点支离破碎，但它的核心还在往下传，文化还挺严整。中国文化之所以对世界贡献不是特别大，也是因为它太严整了，不大容易一小块一小块地输出。

实际上，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陈嘉映就倡导“哲学说中国话”。但是，这与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是两码事。在陈嘉映看来，中国文化体系，就哲学而言，在概念层面反思这个维度上，一直比较弱。让哲学说中国话，主要不是瞄着让中国在世界上有什么发言权，而是要使我们的文化变得更丰富、更有意思。孔子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意思是如果他不服你，你不是要想办法让他服，而是要修自己的文德，把自己事情做好，把自己国家发展好。当然，随着中国国力上升，中国在世界格局中更有发言权，那是必然的事，但究竟什么东西会被他人吸收，中国人不用特别去考虑。

文章来源：安徽网 2018.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