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史记等历史散文作品「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册重点笔记」

记载历史事件的叙事散文在散文史上首先成立。甲骨卜辞和殷商铜器铭文是我国最早的记事文字《尚书》《春秋》提供了记言记事文不同体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散文的出现，标志着叙事文的成熟。

第一节从甲骨卜辞到《春秋》

一、散文的萌芽：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

（一）甲骨卜辞。殷人用龟甲、兽骨占卜，占卜后把占卜日期、占卜人，所占之事，有的还包括日后吉凶应验情况，刻在甲骨之卜兆旁，此即甲骨卜辞。卜辞所记内容包括祭祀、农业生产、田猎、风雨、战争、疾病等许多方面，反映了殷商时期社会生活各方面；记事较简单，不成系统，保持了商代记事文字原貌。

（二）铜器铭文。商周铜器铭文反映我国早期记事记言文字由简至繁的发展。模式：开头交代事件发生时间，然后叙事，内容大多是殷王赏赐，最后还有告于先祖的祭日；出现记言文字，如《曶鼎》；《毛公鼎》侧重记言，文字最长。

二、记言叙事文之祖：《尚书》《春秋》。

（一）《尚书》是商周记言史料汇编，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

1、《虞书·尧典》等记载尧、舜、禹等人传说，是后人的追述；

2、《商书·盘庚》是殷代作品，也是我国记言文之祖；

3、《周书》主要是诰与誓两种文体，记周公言论最多。《洛诰》、《无逸》、《立政》是告诫成王之言，《大诰》是对诸侯的训令，《多土》、《多方》是对殷民的训诫，《康诰》教训康叔如何治理殷民，《君奭》是周公与召公的谈话。周公的这些谈话和训令，反映周公的心态，周人的政治思想和周初社会关系。《周书》的《金縢》和《顾命》以记事为主。

4、文字古奥典雅，语言技巧超过卜辞、铭文，而且这些文诰都是单独成篇，有完整的结构。

（二）《春秋》记事系统，有自觉记事意识和写作义例。

1、《春秋》本是周王朝和各诸侯国历史通称，后特指经孔子修订的鲁国的编年史。

2、记载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722－前481）的历史，并作大纲式叙述。

3、按时间顺序编排历史事件，记事方式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具备明确的时间观念和自觉的记事意识。

4、但其记事很简略，因此非真正意义上叙事散文。

5、“礼义之大宗”（《史记·太史公自序》）。

（1）维护周礼，反对僭越违礼行为，贬斥邪说暴行，是其主要的思想倾向。

（2）春秋笔法：

①在史事的简略记述排比中表现思想倾向；

②以一字寓褒贬，在谨严的措词中表现出作者的爱憎，如杀有罪为“诛”，杀无罪为“杀”，下杀上曰“弑”等，在史著中灌注感情色彩。

第二节《左传》的叙事和记言

一、概述。

（一）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

（二）相传为传述《春秋》而作，作者是左丘明。

（三）记事自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前722－前468），还有个别战国初年史料，大约成书于战国早期。

（四）不只对历史事件作客观罗列，还表达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和理解，并站在儒家立场上总结经验教训，作出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道德伦理评价，提供历史借鉴。

（五）思想倾向：

1、维护周礼，尊礼尚德，以礼之规范评判人物。

2、以敏锐的历史眼光，记述周王室衰落和诸侯争霸，表现新旧政治势力的消长，揭示社会变革趋势。

3、揭露了暴虐昏庸、贪婪荒淫之辈，肯定赞扬了忠良正直之士。

4、尤其是重民、以民为本的思想，更反映了《左传》进步的历史观。

5、在人神关系上，人的地位提高；在君民关系中，民的地位提高。

二、叙事特色：

（一）以《春秋》的记事为纲，增加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叙述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把《春秋》简短记事，发展成完整的叙事散文。

（二）发展了《春秋》笔法，不再以事件简略排比或个别字褒贬来体现作者的思想倾向，主要通过：

1、对事件过程的生动叙述、人物言行举止的展开描写，来体现其道德评价。

2、创立新形式，即在叙事中或叙事结束后直接引入议论，以“君子曰”、“君子是以知”、“孔子曰”等来对事件或人物作出道德伦理评价。这种形式，更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立场和感情，增强了叙事的感情色彩。《左传》确为先秦散文“叙事之最”，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

3、情节结构：主要是按时间顺序交代事件发生、发展和结果全过程。

（1）倒叙与预叙：倒叙就是在叙事过程中回顾事件的起因，或交代与事件有关的背景等。如“宣公三年”，先写宣公之死，后写其生。

（2）插叙和补叙：常用“初”字领起。预叙即预先叙出将要发生的事，或预见事件结果，如秦晋崤之战；

4、第三人称作为叙事角度，视角广阔灵活；个别段落中，作者也从事件中人物的角度来叙述正在发生的事件及场景。如写鄢陵之战“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师”。

（三）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最突出成就在写战争，不重对交战过程记叙，而揭示战争起因、醖酿过程及其后果，如“僖公二十八年”写城濮之战。

（四）对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常有道德化、神秘化特点。

1、道德化。如在总结城濮之战经验时云：“谓晋于是役也，能以德攻。”（僖公二十八年）。整个《左传》叙事中，礼、义、德等道德因素，都被作者当作影响事件成败的重要原因加以叙述。

2、神秘化。以常出现的预兆为例，大都有道德化倾向：符合礼义要求之事，常有吉兆，而悖于礼义之事，则常有凶兆。如“僖公十四年”晋卜偃“期年将有大咎，几亡国”的预言。这反映了春秋时代人们的世界观和认识水平，具鲜明时代特色。

（五）戏剧性。

1、戏剧性情节；

2、有的叙事记言，不是对历史的真实记录，而出于臆测或虚构。如“僖公二十四年”记载的介子推母子间的对话。成为后代小说家为人物虚拟对话的萌芽；

3、大量占卜释梦和神异传闻。如“成公十年”记晋景公之死的三个梦。

三、人物。

（一）人物言行事迹大多分散记录在事件发生的各个年代，很少对人物集中描写。

（二）还有一些人物并不是反复出现而形成的一个完整形象，而是仅在某一时、某一事中出现，表现其一生中某一片断，反映其性格中的某一方面，往往生动传神。如“晋灵公不君”中，鉏麑、提弥明、灵辄三位武士。

（三）有些展现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表现人物性格的变化。如写晋文公由贵公子成长为政治家，由四处流亡到一代霸主，人物性格有一个曲折的成熟过程；楚灵王即位前争强好胜，弑王自立，即位后残暴等，显示其是昏君，但同时又表现他宽容纳谏，不记前怨，风趣等性格特点，并写他最后悔恨自己残暴，性格复杂。

（四）人物行动、对话构成表现人物的主要手段，绝少人物外貌、心理等主观静态描写。通过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言行，展现人物性格。如齐晋{安革}之战中卻克、解张、郑丘缓三人的形象。

四、琐事的描写。大量描写琐事细节，利于生动叙事和人物刻画，如记楚白公之乱写叶公子高平叛，就叶公戴头盔这一细节反复渲染，突出国人对叶公的爱戴和叶公急于争取国人的心理。

五、语言。主要是行人应答和大夫辞令，包括出使专对之辞和向国君谏说之辞等。

（一）“文典而美”，“语博而奥”（刘知几《史通》），简洁精练，委曲达意，婉而有致，栩栩如生。如“烛之武退秦师”的说辞；

（二）因事因人而具不同特点，都用辞典雅。

（三）语言简练含蕴，词约义丰。如晋楚邲之战中，写晋师溃败之状云：“舟中之指可掬也。”“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史通·叙事》）

第三节 《国语》的文学成就

一、体制。

（一）国别史，21卷，记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是各国史料汇编。

（二）成书约在战国初。各国“语”各有侧重。

1、《周语》对东西周的历史都有记录，侧重论政记言。

2、《鲁语》记春秋时期鲁国之事，但不完整，主要是针对一些小故事发议论。

3、《齐语》记齐桓公称霸之事，主要记管仲和桓公的论政之语。

4、《晋语》篇幅最长，共9卷，较为全面，叙事成分较多，侧重记晋文公事迹。

5、《郑语》则主要记史伯论天下兴衰的言论。

6、《楚语》主要记楚灵王、昭王时期的事迹，较少记重要历史事件。

7、《吴语》独记夫差伐越和吴之灭亡；《越语》则仅记勾践灭吴之事。

二、思想倾向。主要反映儒家崇礼、重民等观念，在神与人的关系上人神并重，由崇天命，转向重人事。因而重视人民的地位和作用，以民心向背为施政依据。如《鲁语上》鲁太史里革评晋人弑其君厉公时，认为暴君之被逐被杀是罪有应得。

三、语言。

（一）以记言为主，多朝聘、飨宴、讽谏、辩诘、应对之辞，在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方面都很缜密，又有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生动活泼而富于形象性。

（二）由于素材来源不一，编者亦未作统一润色，其记言水平参差不一，风格也颇有差异。如《周语》旨在说教，行文委婉，多长篇大论；《鲁语》篇幅不长，语言隽永；《楚语》、《吴语》、《越语》则文字流畅整饰，颇有气势。

（三）有的为《左传》不载的辞令也颇有特色。如周襄王不许晋文公请遂，辞婉义严（《周语中》），越王勾践求成于吴，辞卑气低等（《吴语》）。

（四）一些议论说理文字，往往精辟严密，层次井然。如邵公谏厉王弭谤等。

四、叙事。

（一）没有单纯的议论文或语录，有一系列故事穿插其中，因此表现出叙事技巧和情节构思上的特点，有时也能写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如晋语中骊姬和里克。

（二）许多事件前因后果及经过都一笔带过，把重点放在议论文字上。

（三）也有情节生动曲折，富戏剧性的叙事，如写晋献公诸子争位的故事。

（四）由于国别史的特点，有时记叙某一国事件时，集中写个人言行，如《晋语四》专写晋文公等，有向纪传体过渡的趋势。但尚未把一个人的事迹有机结合为一篇完整的传记，不是独立的人物传记。

第四节《战国策》的文学成就

一、体制。

（一）33卷，记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诸国军政大事。上接春秋，下迄秦并六国。主要记载谋臣策士游说诸侯或进行谋议论辩时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非一人所作，作者大多是战国后期纵横家，也可能有若干篇章是秦汉间人所作。西汉刘向编校整理成书，定名为《战国策》。

二、思想倾向：纵横家思想。

（一）政治上崇尚谋略，强调审时度势，肯定举贤任能；

（二）人生观上追求功名显达，富贵利禄。

（三）《战国策》思想内容又比较复杂，所记人物也反映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反映出士人精神的张扬。大量描写策士奔走于诸侯之间，纵横捭阖，令“所在国重，所去国轻”（刘向《战国策叙录》）地位作用，是士、尤其策士行迹的生动写照。

三、人物塑造。

（一）对战国时各阶层人物、尤其“士”都有描写。纵横之士如苏秦、张仪，勇毅之士如聂政、荆轲，高节之士如鲁仲连、颜斶等，具典型意义，代表士的不同类型。

（二）虚构和想象的文学性描写。言论事迹虚构的，如苏秦；具体描写虚构的，如写苏秦夜读。夸张虚构不合史著要求，却使叙事更生动，有利于人物形象塑造。

（三）以波澜起伏的情节，个性化的言行，传神的形态和细节来描写人物。有意追求行文奇特惊人，如荆轲刺秦王，于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展现人物性格；人物个性化言行，如苏秦落魄后的喟叹。

（四）一方面继承《国语》相对集中编排同一人物故事的方法，另一方面有所发展，出现了一个人物的事迹有机集中在一篇的文章，为纪传体的出现开创先例。如冯谖客孟尝君，显示了由《左传》编年体向《史记》纪传体的过渡。

四、语言。“文辞之胜”。

（一）春秋时期行人辞令，已演化为议论纵横的游说之辞，风格“辩丽横肆”。

（二）引类譬喻，借动植物或习见事物为喻，循序渐进地辩说。如庄辛说楚襄王。

（四）大量的寓言故事、佚闻掌故，如鹬蚌相争故事。

（五）行文夸张铺陈，大量运用对偶排比，如鲁仲连义不帝秦。

（六）叙述语言长于铺张渲染，如写苏秦说秦王不行时的狼狈；有时描写精细，如写触龙入朝。

第五节 先秦叙事散文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一、体例、思想、艺术等的影响。

（一）体例。《史记》在先秦编年史、国别史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汉纪》、《资治通鉴》等，是对《春秋》、《左传》等编年体史书的直接继承。

（二）艺术。

1、先秦叙事散文记述历史事件直书其事、褒贬鲜明的特点，《左传》、《战国策》的写作艺术，对后世史传文学的影响。

2、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等继承《左传》开创的既叙述故事，又描写人物的形象生动的写史传统；

3、《左传》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发展过程的重视，对历史事件故事化的描写，历史事件的叙述条理井然而又富于变化等特点，在后代史传文学中都有体现；

4、《左传》简练蕴藉的语言风格，为后代史家所继承；

5、《史记》的奇谲文风与《战国策》的辩丽恣肆有关系。

二、叙事艺术。

（一）叙述历史事件时褒贬分明的倾向性。《左传》、《国语》等作品中用“君子曰”等对事件进行的评述，在文言小说如唐宋传奇、《聊斋志异》等书中被直接借鉴，就是在明清白话小说中，也有明显的痕迹。

（二）奠定了我国古代小说基本的叙事结构。如：

1、按时间顺序安排结构，串联情节；

2、特别重视对故事起因、过程、结果的完整描写；

3、并以倒叙、插叙、补叙等方式追叙事件起因，以预叙方式暗示故事结局。

（三）我国古代小说写人基本手法在先秦叙事散文中已初具规模。如：通过人物个性化言行、生动的细节描写来刻画人物，较少长篇的外貌描写、心理描写。

（四）我国古代小说和戏曲作品对历史题材的重视，也受先秦叙事散文启示。

第四章 《孟子》、《庄子》等先秦说理散文

《尚书》中记言文字，已初具说理文的论说因素；《论语》语录体，在《墨子》中得到发展，进而形成《孟子》对话式论辩文；《庄子》丰富的寓言和奇崛的想象；《荀子》、《韩非子》专题论文，标志着我国古代说理文体制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