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年摄影流派「西学东渐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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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9年8月19日，法国政府正式宣布摄影术诞生。时至今日前人已从史实、艺术或技术等方面对摄影术做了较多研究，但其中关于摄影术是如何传入中国的讨论却甚少，缺乏全面系统的学术梳理。现以西方摄影术的产生为背景，探讨鸦片战争至洋务运动结束（1840～1890年）期间，摄影术传入中国的途径及其特点。

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通商口岸开放，各国传教士、商人、猎奇者等纷至沓来， 正是他们在实现种种目的的同时把新的技术传入中国。其中所涉人物众多，途径复杂，传入时间、地点表现为先东南沿海城市，后北方重要城市，服务对象是先少数人，后大众百姓。那么，西方摄影术是怎样传入中国的呢？

有关摄影方面的研究和论述，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种：陈述国外摄影发展史类的，如《摄影简史》等；讲述中国摄影史的，如《中国摄影史（1840—1937）》等；探讨摄影技术的，如《技术史（第Ⅴ卷）》《技术史（第Ⅶ卷）》《技术发明史》等；阐述摄影艺术文化的，如《摄影史上·探索的足迹》及《摄影史上·名将的功勋》等；还有把摄影历程与技术糅合在一起，并注重实地考察的，如《摄影史话》等。

这些成果虽已从史实、艺术或技术方面做出研究，但关于摄影术如何传入中国的讨论却较少。涉及相关内容的中国摄影史类，只有寥寥几笔交代，缺乏全面、系统的学术梳理，为此本书拟以摄影术的产生与发展为背景，来分析其传入中国的途径。

西方摄影术的产生与发展

摄影术是由英国著名的天文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约翰·赫歇尔在1840年创造的。据《科学技术史词典》定义：“摄影技术是摄影机和感光材料相结合而发展的。”由此可知，该技术涉及摄影机和摄影化学两方面。

摄影机的发展早于摄影化学。16 世纪，已在针孔摄影机上使用了透镜。而到 1824年法国的J. N. 尼普斯在前人基础上才发明了利用感光性的犹太沥青晒版的技术。后来才成功地使用涂沥青的银版制作照相凸版图像，也就是沥青照相法。尼普斯用此法拍摄出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张照片，但当时没引起人们的重视。

1839年，L. J. M.达盖尔运用了银版法的现代摄影技术原理（图1），即由光分解的银盐显像定影，将银铜合金板的一面裸置于碘化银蒸汽中，使该面附着一薄层可感光的碘化银，20～30分钟曝光，表面形成隐约图像；再将其置于一个盛有 60℃汽化水银的箱内显影，20分钟后，被曝光部分形成有光泽的画面，未被感光的碘被溶解，而成阴暗图像。

图1 达盖尔银版法全套设备（1847 年）

同年，法国政府购买了他的发明专利，并命名为“达盖尔法摄影术”，公布于世。于是 1839 年被公认为摄影术的诞生年。

1839年8月19日，阿拉果在法兰西学院宣布摄影术诞生（图2）。此法作为新技术的开端是有其历史意义的，但就其使用的器材或实用技术来说都欠完善，仅能得到一幅正片。用一枚底片制作多枚照片的方法是1841年塔尔伯特发明的，称为“负正法”。他还发明了感光底片。1851 年，F. S. 阿切尔完成了用硝化棉固定感光剂的湿版法。这大大提高了底片的感光速度，使摄影师能拍摄更广泛的生活内容，但使用起来很不方便。直到1871年，R. L. 马多克斯使用溴化银胶化剂在干燥状态下就有感光能力的干版。1878年，C. 贝内特发明了增加乳剂感光能力的方法后，才制作出处理容易、感光度高的干版。从上述可知，摄影术曾有过沥青照相法、银版法、卡罗法、湿版法和干版法。随着技术的完善，它的传播范围迅速扩大，那么它究竟是通过哪些途径传入中国的呢？

图2 阿拉果宣布摄影术诞生

摄影术传入中国的途径

摄影作为一门技术，在其传播过程中受技术、社会意识、经济等因素影响。它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表现出时间跨度大、地域差异显著、先服务于少数人后被广泛接受的特点。

1839年，摄影术诞生，不久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1842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条约把中国沿海五个城市—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划为通商口岸。有利于外国的关税协议吸引了大批外国商人，各国传教士也纷纷而来。在日益频繁的外交、经济贸易活动中，开辟了摄影术传入中国南方的通道。

从现有资料来看，1844年，法国海关总检察官于勒·埃及尔和传教士南格禄携带摄影器材来华进行了摄影活动。但1860年前，外国摄影师在中国的活动范围仍受到限制。美国发表的一份资料中写道：“在1860年后，西方的摄影者才获准能稍微自由一些地在这个古国的土地上旅行，而在此以前他们是受到禁止的。他们的头一张照片通常是在香港或是通商口岸上海、广州和宁波等地拍摄的，这些地区是为外国人开放的居住区和贸易区。”这说明该技术传入中国的过程是有时间及地域跨度的，可能在鸦片战争期间先传入中国的东南沿海城市，于洋务运动期间才传入北方的天津、北京等重要城市，传入其他地区估计要更晚。

那么，这个过程是通过哪些方式和途径得以实现的呢？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以各种身份来中国的欧美摄影师，不论是来经商的业余摄影者，还是来旅行的摄影家，或是战地摄影记者，还有官方要员，在他们和中国人的接触中，有意无意地把摄影术带到了中国。同时中国外交官员、学者、出国考察人员及其他人员，在以不同渠道了解近代科学技术的过程中，也最先接受、传播了摄影技术与摄影知识，使得摄影术通过多种途径错综复杂地传入中国。下面分别来看这些不同身份人员的活动。

1. 官员

摄影术在中国的应用，首先出现在清政府的外交活动中，前面提到1844年来华人员法国海关总检察官于勒·埃及尔和传教士南格禄，是至今所知最早来中国拍摄照片的外国人。

他们两人和法国使臣拉萼尼乘坐“西来纳”号战舰来华。埃及尔不仅为中国第一个“外交官”耆英拍摄了照片，还在澳门和广州附近拍摄了一些风景。埃及尔在中国拍摄的这批银版照片和他本人亲手写的文字说明，至今仍保存在法国摄影博物馆里。埃及尔应是首位把摄影术带到中国的人。这里需指出外国官员传入该技术时，中国官员的态度也至关重要。

1843年耆英在和英国人璞鼎查打交道时，曾接受璞鼎查本人及妻女的照片。而且，他认为赠送肖像是外交中不可缺少的礼节。1844年8月，耆英到澳门同法国使臣拉萼尼谈判签约时，意大利、英国、美国、葡萄牙等四国官员向他索取“小照”（照片），他很快将一式四份“小照”分赠。他在给皇帝的奏章中说：“请奴才小照，均经绘予。”耆英所表现出的积极地接受且主动运用的态度，对摄影技术的传入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2. 传教士

他们有的把摄影器具带到中国，有的翻译了一些与摄影相关的书籍。例如，南格禄 1844 年来华时携带着摄影器具，在澳门登陆后不久，就到上海，开始摄影活动。

英国的传教医生德贞，1860年携“聚影匣”（照相机）来华，1863年在北京崇文门内开设照相馆。后他撰写有关摄影的书，即《脱影奇观》，刊刻于1873年。该书介绍了银版法、湿版法、卡罗法，这些都是世界上早期并行发展的摄影方法。随着照相材料和摄影方法的不断更新，作者又补充刊印“续编”一册。

而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和中国科学家徐寿合译另一本摄影著作《色相留真》，这是中外学者合译摄影专业书籍的开端。1887年的版本中，又增加了两段内容，一段介绍照片放大，一段介绍照相石版印刷技术，使此书更臻完善。再有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于1868年完成了《格致入门》。该书“论光”部分以问答方式解说光学原理，对 “照画器具”（即照相机）等光学器具做了介绍，并且每卷后都附有习题。

传教士不仅直接在生活中进行拍摄活动，使人对摄影有了感性认识，更为重要的是陆续编印了有关摄影的书籍，把系统的摄影技术知识传入中国。不过这些书虽然曾一版再版，但受当时读书人数有限，书籍发行量较少的影响，还是不能使该技术在中国迅速得以发展壮大，也仅是服务于少数人。

3. 商人

1860年前后，外国人在广州、上海等地开设了照相店或销售摄影耗材及照片。这在清代倪鸿的一首《观西人以镜取影歌》中，描写得非常真切。诗中说，作者本人听说有个外国商人在广州城内开了一个照相店，不需绘画，就能取得人的容貌。当地人争先前往拍照，使店主大发横财，以致“日获洋钱满一车”。作者感到惊奇，就亲自跑去观看。诗中接下去是说作者看到拍照片的过程：“竿头日影卓午初，一片先用玻璃铺，涂以药水镜面敷，纳以木匣藏机枢，更复七尺巾幂疏，一孔碗大频觇觎，时辰表转刚须臾，幻出人全躯神传……”从诗中可知商人为了谋利把该技术传入中国并进行实践活动。而且， 有可能进一步将它在各地传播开来。可见，商人也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4. 外国摄影师

19世纪50年代，西方一些摄影师开始尝试用摄影来表现战争场景。其中伊利法特·布朗、费利斯·比特等人随军来中国进行了纪实性拍摄，他们把这一技术带到了中国北方，使人对摄影术有所认识，对摄影术传入中国北方起了一定作用。

天津地方史文献记载了英法联军中的摄影师在天津拍照的情况。又据《津门闻见录》记载：“英匪入天津时，志颇不小，心亦过细。凡河面之宽窄，城堞之高低，所有要紧地方，无不写画而去。尤可异者，手执玻璃一块，上抹铅墨，欲象何处，用玻璃照之完时铅墨用水刷去，居然一幅画图也。如望海楼，海光寺，玉皇阁，皆用玻璃照去……”

洋务运动期间，曾在中国拍摄过照片的外国人为数不少。如法国人托马斯·甲尔德、W. 桑德斯和 F. 菲勒斯，英国人约翰·汤姆森等，由于人物众多，就不一一列举 了。这里仅以约翰·汤姆森这位卓越的“街头摄影家”为例。

1862～1866年，他在中国旅行拍照。1869年他再次来到中国，在香港皇后大道开设了摄影室，拍摄人像和出售香港风景照片。随后，他雇用了八个“苦役”，背负笨重湿版法照相器材，从香港启程，经过广州、台湾、汕头、厦门、福州、上海、宁波、南京等地，然后沿长江溯流而上，直到贵州。以后又北上，到达天津和北京。

上面所谈外国摄影者，他们行程远，有的甚至涉足中国大部分地区。在大量拍摄照片过程中，可能首次把摄影活动展现给当地百姓，使他们对摄影有所认识，因此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5. 学者

邹伯奇是中国摄影史上的重要人物。李迪、白尚恕的文章中有所涉及，另戴念祖在《中国物理学史大系·光学史》中谈及他于 1844 年最先设计以摄影术测绘地图的方法，并约于欧洲同时以摄影法做实地测绘。邹伯奇以玻板摄影术最早成功地拍摄人物肖像。

1877年，中国近代科学家徐寿与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合译《色相留真》。此外，徐寿还编辑出版了《照相器》《照相干版法》等摄影小册子，介绍新式照相器材和干版摄影技术。

数学家吴嘉善，字子登。《王韬日记》载：“二十日甲申（1860年4月10日）清晨，吴子登来访，言拟学《照影法》。其书，壬叔已译其半。照影镜已托艾君约瑟购得, 惟药未能有耳。”“二十四日戊子（4月14日）清晨，吴子登来，同访艾君约瑟，将壬叔所译《照影法》略询疑义。”1862年，湖南湘潭等地发生教案。他因会摄影，被误以为信奉洋教。后来，他当众解释、演示拍摄法，才幸免。咸丰末年，他旅居湖南湘潭，常以摄影自娱，并向当地人传授摄影知识，影响很大。而且在他客居广东时，曾和邹伯奇等一起切磋摄影术。还有，当时报纸上时有学者介绍摄影术的文章发表，如1876年的《申报》刊登过《照相法》一文。

学者们的摄影活动或其出版发行的书报，不仅提高了人们对摄影的认识，明白它是一门新兴的科学，同时，又使摄影术的传播走上了理论化和规范化的道路。对消除摄影术传入中国初期时的迷信思想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晚清学者对摄影术传入中国及其进一步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限制和出版印刷条件落后，早期这些书籍报刊的影响，局限在一定的读者范围之中。摄影术还仅服务于少数人。

6. 出国考察人员

当时福建地区对外贸易活跃，绘画暗箱比较流行，为摄影术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久居厦门的林鍼，1847年，到美国讲学。1849年回到厦门，写了《西海纪游草》，其中 《救回被诱潮人记》介绍了他在国外时所学习实践的摄影术。广东人罗森，1852年曾任美国银版摄影家布朗的助手。1854年，他回到香港，以日记方式把他随美国舰队采访拍摄的情况在《遐迩贯珍》上连载发表。另外，斌椿、志刚、张德彝、容闳、王韬、 郭嵩焘、曾纪泽、徐建寅等二十多人有出国记载，其中有记录他们接触摄影及其技术的文字。出国人员较早接触西方科技，主动掌握技术，回国后以不同形式进行介绍传播，这种引进的方式，已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吸收，对摄影术传入中国及其进一步发展起到了较为积极的作用。

7. 中国摄影师

在19世纪60年代前后，中国的职业摄影师已在东南沿海城市出现。在中国最早开业的照相馆中，不少摄影师是由画师转行的。如1851～1861年，画师周森峰、张老秋、谢芬三人，他们合资延请了当地外国士兵传授技术。学成后改营照相馆。几年以后，除周森峰留香港继续经营外，谢芬去福州开照相馆，张老秋回到广州，开设了“宜昌”照相馆。这在早期摄影发展中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主动学习掌握这一技术并开设照相馆进行实践应用，为摄影术传入中国，以及摄影事业的发展壮大做出了不可抹杀的贡献。除画师以外，另外一些中国人也通过各种途径学会了摄影技术，纷纷开业。

除前面提及的，还有广东人赖阿芳、罗以理、罗元佑等。这些早期摄影师是将摄影术引入中国并发展壮大的主要力量。他们的创作实践和所取得的成绩，为在中国创立一门新兴的实用技术，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以上探讨了摄影术传入中国的主要方式和途径，且各自所起的作用不尽相同，至于大小，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摄影术在中国的发展及其产生的影响

晚清中国经历了第二次西学东渐的高潮。在此期间，摄影术随着外交及贸易等活动传入中国且在中国发展起来。

首先，外国人举办摄影作品展览。例如汤姆森早期在上海的展览及1873年后格致 书院博物院公开陈列的各种照片展览等。偶尔还有一些外国侨民举办的摄影展览。此时，摄影术由先前关注技术逐渐兼顾艺术风格，选题由人物肖像开始转向纪事摄影。其次，我国自己的摄影队伍逐步形成并不断扩大，在一些城市中产生了照相行业。同时产生了一些著名的专业摄影师，除前面已提到的，还有天津的梁时泰，北京的任景丰、杨远山等。他们的作品现在多为中国摄影家协会所收藏，成为难得的中国摄影史料。

另外，前文提及此期间出版发行了一些摄影书籍报刊，这对摄影术传入中国及其进一步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此以前，不管是专业摄影师或业余爱好者“大都从西方之来华传教者或商人，略得一二简易手续以为谋生之计。其时传教者或商人，对于斯道， 未能深明其学理技术，可断言也。而得之者，复视同枕密，不肯轻以示人，师徒相承，辗转传播，以讹传讹，遂致毫无新知，纵有好学者，亦不得其门而入”。早期摄影书籍在中国揭开了摄影技术的奥秘，对普及科学知识、破除迷信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摄影书籍和读者见面后，开辟了更广泛的传播途径，扩大了传播范围。尤其对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采取教科书的形式来传播摄影基础理论，其意义更加深远。

本文摘编自《晚清科学技术研究》（罗见今主编）第四章第四节，作者为李莉、关晓武，标题和内容有调整。语音播报为智能生成，如有疑问请以文本为准。科学创造未来，人文温暖世界。在科技引领发展的时代，与您共同关注科技史、科技哲学、科技前沿与科学传播，关注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科学人文在线，创造有价值的阅读！欢迎关注、点赞、留言、转发、参与赠书活动，联系邮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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