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茶馆》何以成为经典片段「茶馆经典片段」

中国文化报记者 刘 淼

今年大年初三，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推出的“福满京城·春贺神州”主题线上演播活动中，平时一经上演便一票难求的看家戏《茶馆》将首次在云端亮相。

自1958年首演至今，话剧《茶馆》已走过63个年头，演出700余场，在海外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为何这部作品能跨越时代和地域而经久不衰？解密这部“永不过时的经典”的创作密码，对今日的创作者，大有裨益。

话剧《茶馆》剧照

歌颂普选的“命题作文”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老舍萌发了要写一个歌颂普选、歌颂人民当家做主行使民主权利的剧本的愿望。

1956年8月，初稿完成后，老舍来到北京人艺，在二楼的一间会议室里给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等人朗读剧本。剧本朗读之后的研讨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剧中第一幕描写秦家开设的“裕泰大茶馆”的故事最精彩。于是，研究决定以“茶馆”为基础单独成戏，以小见大，反映整个社会变迁。

研讨会结束，曹禺、焦菊隐等人来到老舍家，跟他商议剧本的修改意见。老舍听后非常兴奋，立刻表示：“你们的意见非常好！我3个月后给你们交卷。”

3个月后，老舍准时把重新写好的剧本交到北京人艺，剧本以老北京裕泰大茶馆的兴衰为背景，通过对茶馆及各类人物的描写，反映了近半个世纪的社会面貌，揭示了旧中国的动荡和黑暗，定名《茶馆》。

真切反映人们的生存状态

《茶馆》共3幕，文学剧本不过3万来字，但展现了清朝末年、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3个时代的社会变化，有如3套色彩浓郁的风俗画卷。

很多人曾问，为什么要单单写一个茶馆呢？老舍回应说：“茶馆是三教九流会面之处，可以容纳各色人物。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这出戏虽只有3幕，可是写了50来年的变迁。在这些变迁里，没法子躲开政治问题。可是，我不熟悉政治舞台上的高官达人，没法子正面描写他们。我也不十分懂政治。我只认识一些小人物，这些人物是经常下茶馆的。那么，我要是把他们集合到一个茶馆里，用他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的变迁，不就侧面地透露出—些政治消息么？这样，我就决定了去写《茶馆》。”

除了精巧的戏剧结构，《茶馆》中平民化的语言也是其他剧本无法相比的。它不光真实，而且真切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生存状态，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老舍之女舒济说，老舍的写作讲究“人到话到，话到人到，以语言立人物，以对话画精神”。正如老舍所说，“没有生活，掌握不了语言”。

从生活出发 从人物出发

“每幕每场都是珍珠，不是波浪。本身都很好，但不能向前推动。”《茶馆》特殊的结构，给导演焦菊隐和夏淳带来了一个新的课题。他们的办法是，从生活出发，从人物出发。“剧本的真正价值，不在于谈起来动人，更重要的是要演出来动人，这要求导演深刻理解剧本，体验作家写作时的思想情感，也就是对作家想歌颂什么、抨击什么的创作激情要产生共鸣……导演要熟悉了解剧本中的生活和人物，同时要求演员以及布景、灯光、效果、道具、服装、化装、剧务等部门的人员，也要熟悉剧本。”焦菊隐在《导演的构思》中写到。

1958年排《茶馆》时，在北京还可以找到好几家茶馆，虽然规模不像剧中裕泰大茶馆，但也还是可以在里面找到提笼架鸟、整天泡茶馆的人。有的演员还到太监养老院、监狱等处去了解观察与角色有关的人物。剧组不仅翻阅了大量相关资料，还特意请来“老北京”的专家金受申介绍有关的生活情况和风土人情。老舍也对剧中不少人物的音容笑貌、举止动作，都做了绘声绘色的解说或者示范。这才让《茶馆》的创作有了扎实的生活底子。

话剧民族化的重要探索

焦菊隐经常和夏淳谈起话剧要向传统戏曲学习的问题。在夏淳看来，学习的目的，一是掌握运用戏曲表演的特点，用以丰富、发展话剧的演剧方法，再就是为戏的演出形象创造富有浓郁的民族气息的形式和风格。“我理解，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所要表现的，也就是我们主要创造的对象（角色）是中国人民，我们服务对象（观众）也是中国人民。因之就要求我们创造出具有民族气概、民族特点、民族风貌、民族品格的形象来，这就要求我们不但要对我们民族的思想感情、道德品质有深刻的理解和体验，而且要寻求精准鲜明的表达方法，而表达的方式和形式又必须是中国观众所喜闻乐见的。”夏淳说。

《茶馆》是一个民族特点极为厚重的剧本，因此二人决定在二度创作时运用一些传统戏曲的表现手法来处理。比如用各种不同的亮相办法来加深观众对几个主要人物的印象，像两个穿灰大褂的特务上场，常四爷、松二爷的上场，都采用了不同的亮相手法。而这些独特的舞台处理，也成为北京人艺演剧体系中话剧民族化探索的重要一笔。

让角色在演员身上活起来

《茶馆》的出场人物60余个，笔触精炼，寥寥几笔，形神皆备，无一重复。正如老舍所说，他对这些人物十分熟悉，都给他们“批过八字，算过命”。为了在舞台上成功塑造这一个个角色，演员们着实下了苦功。

饰演松二爷的黄宗洛在《让角色在自己身上活起来》中这样写：“我当时只有三十上下，算是个青年演员，对剧本所展示的时代和人物并不熟悉。我是从泡茶馆和看资料入手，敲开《茶馆》大门的。”

为尽快获得人物的自我感觉，并回到历史的环境和氛围中去，黄宗洛采取双管齐下的方针：一方面在家里、在日常生活中，给自己来一番彻底的改变——脱掉制服，改穿长袍；不喝凉白开，改沏盖碗茶；还特意像松二爷一样，养了只黄鸟。“另一方面，我们这个创作集体有个好风气，就是大家都往里边‘晕’，排第一幕时，竟把排练场当成半个世纪以前的老裕泰大茶馆了。到了排练场，演员之间尽量保持剧中人物关系，一切都按当年的老规矩办事，行礼如仪，然后各就各位，纷纷入座。我每天起身之后，换上长衫，提着鸟笼，带上早点，溜达到剧场，请‘伙计李三’给我沏上一杯小叶茶，有滋有味地开始一天的‘有闲’生活。严格地生活于规定情境之中，根据场上所发生的事件认真地交流想法。很多比较精彩的片段就是这样一天天地靠大家伙‘泡’出来的。”

在不断碰撞中提升剧本质量

大家不仅“泡”出了人物，也让剧本在碰撞中不断修改提升。

《茶馆》的3幕戏，每幕相隔一二十年。了解历史背景的人看来容易明白，但其他观众就比较吃力。如何从演出的表现形式上弥补这个不足，剧组颇费了一番周折。一直到排练后期，大家集思广益，才决定在幕间加一个数来宝的角色。大家把想法告诉老舍，他欣然同意，很快写出了三段快板唱词。演员根据自己观察生活的积累，丰富了这个角色，特别在造型方面下了不少功夫，这就是剧中数来宝的乞丐大傻杨。

初稿结尾是“王掌柜救了革命者，自己饮弹牺牲”。当时于是之提意见说，希望在结尾处有几个老头儿话沧桑的戏。老舍只是“嗯”了两声，并没有说话，于是之也没再说什么。没想到一周后，老舍写出了3个老人说着掏心窝的话、最后掷起漫天纸钱的结尾，这一幕也成为话剧史上最经典的画面。

从全新创作到回归老版

1958年3月29日，《茶馆》在首都剧场公演，反响非常强烈。后来虽两度停演，也终于在1979年2月以原班人马复排演出。1980年，《茶馆》应邀赴西德、法国、瑞士访问演出，这是中国话剧第一次走出国门。其后，又到了日本、新加坡、加拿大等国家。在柏林有一场演出，《茶馆》谢幕24次，观众欢呼、跺脚长达7分钟。1992年7月16日，北京人艺建院40周年之际，《茶馆》在首都剧场演出第374场，也成为老版《茶馆》的“悲壮”告别。

1999年10月12日，北京人艺以全新演出阵容重排的《茶馆》在首都剧场公演，导演是林兆华。这一版的《茶馆》，林兆华认为“要创新就必须寻找新的表现方式”。但对于这一版本很多观众都不接受。林兆华最终也承认这是一次失败的创作。

2005年，美国演出商与北京人艺接洽，邀请《茶馆》赴美演出。演出商提出的要求只有一个——就要《茶馆》的老版本。同年6月，借纪念《茶馆》导演焦菊隐诞辰100周年，北京人艺重排1958年版《茶馆》。此番演出除了演员变换之外，在场景和调度上都与老版别无二致，由林兆华任艺术指导。

同年10月，《茶馆》赴美国演出，这也是中国话剧首次在美国演出。演出中的“包袱”，观众都能很快反应过来，笑声几乎是同步响起，现场效果非常好。这要归功于老版中“刘麻子”的扮演者英若诚。他对《茶馆》的翻译不是简单的直译，而是将剧本中老北京的土话翻译为相应的美国俚语，十分口语化。

全面继承 谨慎创新

北京人艺如今上演的《茶馆》几乎保持着1958版的原貌。而《茶馆》的第三代演员可能也会在今年集体亮相。

在《茶馆》的第二代演员、接替林兆华担任复排导演的杨立新看来，一个剧院要有它的招牌，要有它的名牌剧目，《茶馆》就是北京人艺铁打的剧目，是剧院的金字招牌，所以会永远演下去。“《茶馆》是一部滋养演员的好作品，目前北京人艺的大多数骨干都是在《茶馆》复排后锻炼成长的，所以说《茶馆》是非常能够培养年轻演员的作品。《茶馆》台词的背诵，都会让演员有享受感，焦菊隐导演天才性的舞台布景、创造性的细节呈现，都值得保留。话剧同京剧不同的是，京剧之所以有门派是因为表演的程式化，但话剧表演可以有新的角度和理解，每一次创作可以结合自己的条件对创造的这个角色有所调整，同时又不能脱离作者笔下的人物。你演的仍是老舍笔下的常四爷、秦二爷，演的仍是曹禺先生笔下的周朴园，万变不离其宗。”杨立新说。

在杨立新看来，老一辈艺术家创演这部戏的时候有他们的创作初衷，他们对戏中描写的那段历史比如今的创作者有着更真实的理解。“随着年代久远，不论是台下的观众还是台上的演员都会有陌生、不熟悉的感觉。但我觉得作为北京人艺的后辈人，一定要坚持全面继承，谨慎创新。把《茶馆》这个戏先吃透，是后辈人首先要做的事情。”

原标题

北京人艺经典剧目

话剧《茶馆》何以成为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