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真卿《祭侄文稿》艺术原理浅析「颜真卿的祭侄文稿被称为什么」

文◎关建平

摘要：《祭侄文稿》作为“天下第二行书”，对后世书法有很大的影响。本文从艺术原理角度出发，从三个方面对《祭侄文稿》的艺术内涵进行分析：从一切艺术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剖析《祭侄文稿》的社会性，从艺术形象的审美性分析《祭侄文稿》的审美价值，从艺术的民族性讨论《祭侄文稿》的民族性。

关键词

《祭侄文稿》、社会性、审美性、民族性

正文

公元758年，作为统帅的颜真卿为了悼念被安禄山杀死的堂兄颜杲卿和侄子颜季明，提笔写下了《祭侄文稿》。元代书法家鲜于枢称誉《祭侄文稿》为“天下第二行书”。《祭侄文稿》对后世的书法理论和实践影响深远。欣赏者之所以能够与作品表达的情感产生共鸣，是因为其本身具有丰富的社会性、审美性和民族性。

颜真卿《祭侄文稿》局部（一）

一、《祭侄文稿》的社会性

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艺术创造的客体是客观物质生活和主观精神生活的统一，是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就艺术作品的内容来说，它是艺术家对现实生活中的美自觉能动的反映。而艺术作品的内容又有两种倾向：一是描绘、再现社会现实生活的再现性艺术，一是直接抒发内心情感的作品表现性艺术。书法艺术属于后者。《祭侄文稿》作为中国浩瀚书法作品中的佼佼者，其包含的社会性不容忽视。

所谓艺术的真实性是指艺术家将生活真实进行提炼、加工、概括后创造出来的艺术真实，它不是客观真实，却比客观真实更接近真实。通过艺术形象集中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真正面貌，是每个艺术家天生的责任与使命。

《祭侄文稿》虽然凌乱，却恰好反映出当时颜真卿看到自己兄长和侄子残骸时的真实心境，这是作品具有的最真实的品格。中国书法史的传承是有序的，只有成为入室弟子才能获得书法秘籍，那些道德、品性、智商等都达到了老师要求的人才可能成为书法大家的入室弟子。颜真卿的书法学习就反映了这一事实。《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载：“众有师张公求笔法，或有得者，皆曰神妙。”由此可知，张旭在当时书坛名声大噪，颜真卿作为他的入室弟子得到了他的真传，他书写的作品自然也得到了人们的肯定和欣赏。

二、《祭侄文稿》的审美性

（一）《祭侄文稿》的内容

《祭侄文稿》是一篇祭文，写于“安史之乱”期间。作为平原太守，颜真卿被推为统帅，他集结将士20万人共同抗击安禄山，但在起兵抗击安禄山的过程中，安禄山杀死了他的兄长和侄子颜季明，颜氏家族的其他成员也先后遭受迫害。公元758年，颜真卿见到自己兄长和侄子的遗骸后，悲愤交加，一气呵成写下了这幅享誉海内外的千古名作《祭侄文稿》，表达了自己失去兄长和侄子的哀痛、对乱臣贼子的痛恨以及对山河破碎的惋惜。颜真卿有着极高的艺术修养和创作技巧，他在这幅作品里将自己当时的心境表现得淋漓尽致。

黄庭坚在《山谷题跋》中曰：“鲁公《祭侄季明文》文章字法皆能动人。”可见，《祭侄文稿》的书写内容就是颜真卿的所感所悟，情真意切，它不仅表现出颜真卿失去亲人、面对亲人残骸时的痛苦心情，也表现出其忠君思想和颜氏一门忠臣烈士、道德君子的形象，其包含的忠君思想与传承数千年深深植根于每个中国人内心的儒家中正仁厚的价值观相吻合。

颜真卿本人亦是忠于儒家思想的典范，他说：“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言晚节末路之难也。”“盖太上有之德，其次有之功，是之谓不朽。”颜真卿将自己的理想与儒家的传统道义相结合，将自己的实践与笔墨结合在一起，使笔墨更加视觉化，他开创了一个不同于魏晋时期的气韵生动、风流萧散而只属于唐代以雍容典雅、气魄宏大为主流的书风。

颜真卿《祭侄文稿》局部（二）

（二）《祭侄文稿》的形式

艺术作品的内容要借助一定的艺术语言才能表现出来，物化为供人们欣赏的艺术形象。没有艺术语言，也就没有艺术作品的现实存在。书法作为一门独特的艺术，以笔墨线条为形式，表达书写者的喜怒哀乐，体现书法家的匠心追求和文学作品内容的风格情趣，进而反映时代的精神风尚。《祭侄文稿》作为一幅草稿，将艺术家最真实的一面表现了出来，也正是这份真实使无数欣赏者为之动容，正所谓“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无意于佳乃佳”。通览全篇，行文如泣如诉，颜真卿的满腔悲愤之情跃然纸素之上。

笔法上，《祭侄文稿》以圆笔为主，遒劲婉转。颜真卿改变了行草书中侧锋相结合使用的传统笔法，以中锋用笔为主。章法上，此稿也不同于“二王”飘逸秀美的结体章法，其开张自然，点画之间相互配合，字间行气随作者感情的变化而变化，圈点、涂抹随处可见，且生动多变，使欣赏者能够明显感受到作者内心的复杂情绪。

（三）《祭侄文稿》表现的情感

艺术情感是在艺术创作中产生的，它贯穿于创作始终。艺术情感被很多艺术家视为艺术创作的灵魂，它是艺术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祭侄文稿》就是颜真卿饱含着丰富的情感写下的。从作品本身看，颜真卿刚开始书写时极度克制自己的情感，他运用平淡、清婉的笔法叙述，书法线条平铺直叙，透露着满满的回忆和淡淡的感伤。继而，他开始述说事件的缘由，待写到“仁兄爱我，俾尔传言”之时，情感瞬间从沉溺的回忆回到残忍的现实世界。

从“尔父竭诚，常山作郡”开始，往昔所有美好的回忆刹那间被残忍的现实击碎，此时的书法线条沉稳，举手投足之间尽是迟缓凝重的节奏，使欣赏者感同身受，一起坠入痛苦压抑的情绪之中。此后，颜真卿面对战争遗迹，情绪激荡，行文如咬牙切齿：“贼臣不救，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其中，“父陷子死”是全文用墨最重之处，以圆笔中锋重彩着纸，之后藏锋出之。此时的笔力穿透纸背、浑朴苍穆、杀笔狠重、戛然而止，可见他的情感已进入低沉状态，内心无可比拟的沉痛在此时迸发出最强音，他透过笔墨直击现实，发出对叛军和贼臣的血泪控诉，这一段的艺术情感达至全篇的巅峰。

在抚摸侄子颜季明的首级之时，他“抚念摧切，震悼心颜”，悲痛之情近乎崩溃，感伤悼怀亦无以复加。透过字里行间笔墨的长短、粗细、收放之间的转换，欣赏者不难发现作品的墨色与他当时撕心裂肺般的情感浑然一体。然而，修养是一个人高尚品格最完美的展示，作者的笔法并没有停滞在控诉和悲愤之中无力自拔，在最后一段，笔触变得灵动起来，墨尽笔枯、苍遒劲道，英风烈气始于笔端而落于纸墨。此时，他不再呐喊，不再压抑悲怒，转而祈祷上苍，若“魂而有知”则“无嗟久客”，好像是在叮咛侄子的英魂不要继续漂泊，及至结尾处的“呜呼哀哉”，尤以“呜”字的狂草大有千里之势，又如一缕青烟，随着魂魄淡然长逝。纵观全文，所有的文字都是因情而起，为势所迫，为情所作，于苦痛中显沉稳，激愤时笔致抑扬，铺陈时行笔恬静，追溯时用笔飘逸，赋予了作品饱满丰富的情感性。

颜真卿《祭侄文稿》局部（三）

三、《祭侄文稿》的民族性

早在18世纪，德国戏剧家、文艺批评家和美学家莱辛就主张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要描绘德国人民自己的民族性格和习俗，他反对一味地模仿外国。后来的哲学家赫尔德认为，每个民族产生的诗歌都可以反映本民族的风尚、习俗、劳动以及生活情况，他主张研究艺术的民族特点。歌德则认为只有具有一定水平的民族才会产生卓越的民族作家。

书法作为一门特殊的独立的艺术，与其他视觉艺术的根本区别在于它的文字书写性。书法渊源于实用文字书写，是实用文字书写的艺术化。从它的产生、发展历史来看，书法创作从来离不开汉字，它始终以汉字作为自己特殊的创作素材；书法也从来离不开书写，它始终以书写作为自己最根本的创作手段。书写性成为书法作品的审美要素之一。《祭侄文稿》的书写性极强，用笔随意，充分表现出书法的民族特点。

中国书法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从实用纪实慢慢地具有了相应的艺术价值，不再以实用性为主。书法中的一笔一画、抑扬顿挫、或重笔或提笔、或浓墨或淡墨，都包含着艺术家深刻的思想和情感。颜真卿将自己的心情倾注于笔端，写出来的不仅仅是一篇文章，更是他内心深处思想和情感的表达，这是任何艺术门类都无法取代的一种表达方式。《祭侄文稿》因此具有了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双重属性。一般形式的美经常是静止的、程式化的、规格化的和失去现实生命感、力量感的东西（如美术字），书法则恰恰相反，它是活生生的、流动的，富有生命暗示和表现力量之美。

民族生活之间的差异性导致了民族精神的差异性，这种差异反应在艺术上，就导致了艺术之间的民族差异性。《祭侄文稿》在遵守笔法的法度上，线条变化各异。颜真卿将自己的情感融合在变化的线条之中，体现出中国书法线条的伟大和独特之处，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

（文章摘自：《美术文献》2021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