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作品：于希宁玉兰图
9月25日是鲁迅诞辰141周年，即日起至2023年1月1日，上海鲁迅纪念馆在奔流艺苑专题展厅推出“一纸书信 万千情怀——上海鲁迅纪念馆藏名人书信展”，展出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50多位名人撰写的70多封书信。
上海鲁迅纪念馆设有近现代名人专库——“朝华文库”，内容丰富，涵盖面广。其中馆藏书信内容涉及教育、文学、语言、美术、戏剧、出版、翻译、学术研究等工作领域。书写者都是行业中的佼佼者：鲁迅、梅兰芳、陈望道、叶圣陶、范文澜、巴金、卞之琳、臧克家、萧军、丁玲、郭沫若等。展览特别选取了与图书出版、左翼文艺、解放区文艺、《辞源》修订、现代版画、鲁迅研究等重大文化成就相关的一批书信，彰显一代代文化人孜孜不倦、默默奉献的精神。
展品中，郭沫若致汪静之的一封信，写于1925年4月24日。内容主要关于汪静之文章投稿、创造社当时情形等，提及郁达夫、成仿吾、应修人。信中的“我前一礼拜生了一个女儿”指长女郭淑瑀。郭沫若还谈到创作于1925年的爱情诗集《瓶》，该组诗发表于1926年4月《创造月刊》1卷2期。郁达夫在这一期“编辑者言”中说：“但是沫若的《瓶》，光赤和全平的小说，都是一时的力作，大约可告无罪于读者诸君的。……沫若在近一年中，思想上起了变革，完全把方向改了过来”。
曹靖华致鲁迅的一封信，写于1934年10月10日。曹靖华是翻译家、散文家、教育家，1927年起在苏联任教，从1930年年初到1933年秋回国的4年中，他为鲁迅搜集了苏联木刻家的木刻原拓100余幅，鲁迅把这些作品编成《引玉集》《拈花集》。当时鲁迅需要苏联木刻家的生平，曹靖华为之一一联系，翻译后寄给鲁迅。《引玉集》于1934年出版，此信所涉及的是《引玉集》出版后，鲁迅将此书寄给苏联木刻家，加强中苏木刻艺术交流，曹靖华为之进行翻译和联系的事项，记录了鲁迅对木刻事业的热忱投入。
鲁迅致杨晋豪的一封信，写于1936年3月11日。当时，杨晋豪担任北新书局《小学生》半月刊编辑，他致信鲁迅约稿。鲁迅于1936年3月11日复函，信中对少年读物现状表示担心，并坦诚地说“我向来没有研究儿童文学”，“相识的人里面，也没有留心此道的人”，“曾有的一两本童话，那是为了插画，买来玩玩的”，“所以真是无能为力”，婉言谢绝约稿。这体现了鲁迅一贯的风格：自己没有深入了解，就不能误人子弟。但他建议：“不过改进需要专家，一切几乎都要得从新（重新）来一下”，显示了鲁迅对中国儿童文学建设的关心和重视。
曹聚仁致许广平的一封信，写于1937年3月31日，回复许广平关于鲁迅书信和纪念鲁迅的基金等事宜。鲁迅去世后，许广平征集鲁迅书信，准备出版。曹聚仁将他整理粘好的23封寄给许广平，另有17封他认为“很简单的信”则未寄返。曹聚仁晚年回忆与鲁迅相处时，曾有“天下滔滔，又有多少人可以共语”的感慨。字里行间充溢、流淌着知己相契的欣慰和怀念之情。
语言学家、教育家、翻译家王力致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的信，写于1963年4月14日，内容是对《辞源》修订相关问题的回答。中国辞书文化源远流长,从古代的《尔雅》《说文解字》《康熙字典》到近现代的《辞源》《辞海》，都是历代学人勤劳和智慧的结晶。《辞源》是一部古汉语专门工具书，始编于1908年，续编于1931年。新中国成立以后，1958年，《辞源》修订工作开始。由于与《现代汉语词典》《辞海》的分工，《辞源》由综合性百科辞书，修订为一部大型的古汉语辞书。商务印书馆设置了“辞源组”，1964年，《辞源》修订稿第一册出版。王力的这封信就是对当时“辞源组”征询专家意见的回复。
科技的日新月异带来通讯方式的不断发展，手写纸质书信逐渐淡出当下的实际生活。与此同时，名人书信引起学界、收藏界、文博行业和普通读者的关注。今人读书信等非虚构文学作品的目的，大致如鲁迅先生所言：“远之，在钩稽文坛的故实，近之，在探索作者的生平。”书信承载着文化内涵和情感，名人书信更是重大文化发展进程的多侧面记录。这些文化名人的书信不仅是鲁迅研究的重要学术延伸，也是中国现代文化发展中的缩影，兼具史料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
图片来源：主办方提供
来源：作者：施晨露
郑重声明：文章仅代表原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如有侵权、违规，可直接反馈本站，我们将会作修改或删除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