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作品论析《左传》的叙事艺术「举例分析左传的叙事特色」

引言：

西方叙事文学的源头是史诗，而中国叙事文学最直接的源头是史传（有学者认为神话、寓言等也是源头，故此处称“最直接”），这导致了东西方叙事文学不同的发展方向，即西方优先发展虚构型叙事文学，而中国优先发展纪实型叙事文学。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出现了早期的虚构型小说，其体例带有明显的史传色彩。如《搜神记》第一卷上称神农下至曹魏，沿用的明显是史传的框架结构，而其所叙述的故事亦如传记般呈点状分布，最终表现为“串珠型”结构。

此时存在一个有趣的问题，虚构型小说为何脱胎于纪实型史传？这个问题其实也不难回答，因为先秦两汉时的史传也并非完全的纪实型历史叙事，而是一种虚实结合、有着丰富叙事技巧的文学叙事。这种同时包含历史叙事及文学叙事的史传写法，最早可追溯到《左传》。

一、为何说《左传》兼有文学叙事和历史叙事？

《左传》是为注解《春秋》而作的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一般认为作者是左丘明。《春秋》是当时周朝与各诸侯国史书的通称，在孔子修订鲁国的《春秋》之后，《春秋》一般专指鲁国的《春秋》，下文亦采取这种说法。《春秋》和《左传》的关系有以下三种：有经有传，有经无传，无经有传；本文意图通过对比《春秋》和《左传》的关系，指出《左传》是中国文学叙事的起点，故而只讨论有经有传的部分。

《春秋》为经，是纯粹的历史叙事，如《隐公元年》为：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賵。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短短六十多字，叙述了隐公元年一整年所发生的事情，如隐公与邾仪父在蔑地结盟、郑伯在鄢地打败了共叔段、鲁国与宋国结盟。

为什么说《春秋》是纯粹的历史叙事呢，因为它只有故事而无情节，如“郑伯克段于鄢”这个故事，它交代了郑伯在鄢地打败了共叔段这个历史事件，但却不叙述任何情节。有无情节是区分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的核心因素，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为情节和故事做出过如下定义：故事和情节都是关于一个个事件的叙述，只是情节强调事件间的因果关系。

因此，“国王死了，然后王后也死了”是故事，而“国王死了，王后因伤心而死”是情节。同理，《春秋》中的“郑伯克段于鄢”是故事，而《左传》中叙述的则是情节。

《左传》先交代了庄公因难产而遭嫌弃的出生：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继而写明了庄公对共叔段放任的态度：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最后才写时机成熟之时郑伯克段于鄢：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相比《春秋》中简略的叙述，《左传》写明了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同时也塑造出了姜氏、庄公和共叔段几人的人物形象，所以它是一种兼带文学叙事的历史叙事。

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左传》在注解《春秋》的时候，其丰富性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虚构性。当然，这些虚构往往是一些不改变历史事件主体的无法证明亦无法证伪的虚构。如左传·宣公二年》中有这么一段：

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

这是鉏麑在槐树下自杀前的一段感言，除了当事人之外恐怕再也没有人知道了，这样死无对证之事，《左传》的作者如何能知道的这么清楚？钱钟书即在《管锥编》中调侃道：上古既无录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方，驷不及舌,而何其口角亲切,如聆罄欬欤?与此类似的还有《僖公二十四年》所载：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遂隐而死。对于介之推与其母的对话，作者不可能知道的这么清楚。

钱钟书

因此不难看出，《左传》在进行文学叙事之时明显有代人记言的特点，而之所以要代人记言有两大目的：一是使故事情节更为合理，二是为了塑造人物形象。《左传》对“郑伯克段于鄢”的扩写亦是为了交代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塑造姜氏、庄公及共叔段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它们正是小说三大要素中的两个。而《春秋》并不具备这样的要素，因此我们认为《左传》是文学叙事的起点。

二、《左传》丰富的叙事技巧

《左传》依《春秋》的编年体例，记述了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二十七年之事，从整体上来看它采用的是顺序的叙事手法。但值得注意的是，《左传》虽以顺叙为主，但并不仅仅局限于使用顺叙，它还采用了倒叙和预叙等手法。

1. 《左传》中的倒叙手法

前文讲到了“郑伯克段于鄢”这个故事，这里采用的即是倒叙手法。前文叙述的是“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此时是隐公元年四月。为了把庄公和共叔段的故事交代清楚，作者用了一个“初”字，将叙事时间拉回了“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这个时间点，接着叙述了庄公的出生、姜氏的偏爱、母子交恶及兄弟交恶，直到兄弟间交战于鄢地。故事的最后为“五月辛丑，大叔出奔”，此处正好又接上了前文的“夏四月”，保持了整体性的顺叙。

以“初”字起首的倒叙，在《左传》中还有很多，如《隐公·七年》中的“初，戎朝于周，发币于公卿，凡伯弗宾”，《桓公二年》中的“初，晋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条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桓公十年》中的“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等等。此外，《左传》中还有以“往岁”、“于”起首的倒叙。《左传》之所以采用倒叙的手法，往往是为了将故事的前因后果讲清楚，如“郑伯克段于鄢”这个故事在《左传》中的时间点是兄弟交战之时，若不采用倒叙的手法则无法将故事情节讲清楚。

《左传》中的倒叙可视为一种被动性的倒叙，也就是说作者在不得不用到它时才会使用，这与西方早期叙事文学中的倒叙有所不同。在古希腊史诗《奥德赛》中，到达斯刻里亚岛之后的俄底修斯讲述他遇风暴、遇独目巨人、遇风袋、遇女妖、遭雷击等一系列海上经历。这一大段经历跟《左传》中的补充说明性的叙述不同，作者完全可以将之放在俄底修斯到达斯刻里亚岛之前讲述，此处作者采用倒叙的手法，为的是将叙述的权力交给俄底修斯，因此这是一种主动性的倒叙。受此影响，西方较早发展出了广泛使用倒叙手法的小说，而中国古典小说则注重保持框架性的顺序时间结构。

2. 《左传》中的预叙手法

热拉尔·热奈特曾在《叙事话语》中指出：预叙明显地较为罕见，至少在西方叙事文化传统中是这样。但在东方的古典小说中，我们却不难发现预叙手法的使用，如《源氏物语》中第二回的“雨夜品评”，《红楼梦》中第五回的“游太虚幻境”。这种预叙手法，在中国叙事传统中最早可追溯到《左传》中。

《左传》中预叙的方式有很多，如通过童谣预叙、人物语言预叙及人物行为预叙等，但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梦境预叙及异象预叙。这三种预叙手法都跟传统文化有极深的联系，梦境预叙对应的是人们认为梦与吉凶祸福有关联的心理，异象预叙对应的是天人合一的心理。

《左传》中的梦境预叙主要有象征性和因果性两大类。象征性梦境预叙如《僖公二十八年》中的“晋侯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脑，是以惧”，《宣公三年》中的“郑文公有贱妾曰燕姞，梦天使与己兰”等。因果性梦境预叙如《成公十年》中的“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公梦疾为二竖子”等。

《左传》中的异象预叙主要是通过奇异的天象来预叙灾难性事件，如《僖公十六年》中通过“十六年春，陨石于宋五，陨星也”来预叙“齐有乱”，《昭公十年》中通过“有星出于婺女”来预叙“七月戊子，晋君将死”。这种试图借奇异天象解释历史事件的叙事思想，直接影响了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司马迁即言：义失者，罚出岁星。岁星赢缩，以其舍命国……五星皆从而聚於一舍，其下之国可以义致天下。

司马迁

这种异象预叙在我国古典小说中也多有体现，如《水浒传》通过“那道黑气直冲上半天里，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预叙一八零八将零落四方继而汇聚梁山，《西游记》通过“化作一个石猴；五官俱备，四肢皆全；便就学爬学走，拜了四方；目运两道金光，射冲斗府”预叙孙悟空日后闹天宫。

此外，梦境预叙也不仅体现在先前所说的《红楼梦》第五回中。《三国演义》中吴老夫人怀孙策时梦月入怀，怀孙权时梦日入怀，这即是预叙孙权将来成就要超出孙策。《水浒传》中晁盖梦见北斗七星直坠屋脊，这是预叙七人聚义成功截取生辰纲。《西游记》中孙悟空在梦中被勾去地府，这既是日后大闹天宫的导火索，也可视为预叙大闹天宫。

参考文献：

干宝 《搜神记》左丘明 《左传》司马迁 《史记》钱钟书 《管锥编》摩根·福斯特 《小说面面观》热拉尔·热奈特 《叙事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