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真卿泣血之作「颜真卿的故事」

颜真卿《寒食帖》。

颜真卿像

祝勇

《祭侄文稿》不是一件单纯意义上的书法作品，笔者说它是“超书法”，是因为书法史空间太小，容不下它；颜真卿也不是以书法家的身份写下《祭侄文稿》的，《祭侄文稿》只是颜真卿平生功业的一部分。正因如此，当安禄山反于范阳（今北京），颜真卿或许就觉得，身为朝廷命臣，不挺身而出就是一件可耻的事。

用笔在心 书法光芒照耀后世

像初唐诗人那样沉浸于风月无边，已经是一种难以企及的梦想，此时的颜真卿，必须去超越生与死之间横亘的关隘。笔者恍然看见颜真卿写完《祭侄文稿》，站直了身子，风满襟袖，须发皆动，有如风中的一棵老树。

宋代四大书家，个个都是老颜的铁粉。苏东坡写《寒食帖》，被称为“天下行书第三”，或许正是受了颜真卿《寒食帖》的启发。颜真卿《寒食帖》不知写于何年何月，我们看到的，是总计二十字的行书信札：天气殊未佳，汝定成行否？寒食只数日间，得且住，为佳耳。

这是真正的“手帖”吧，文字间残留着手指的温度。寒食数日，有朋友将要远行，收到颜真卿递来的一纸信札，说天气不佳，劝说他再住住为好。留，或者不留，其实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来自朋友的一声问候，让远行人的心不再孤单。

苏东坡喜欢颜真卿的，正是他文字里透露出的简单、直率、真诚，说白了，就是不装。苏东坡少时也曾迷恋王羲之，如美国的中国艺术史研究者倪雅梅所说，苏东坡的书法风格，就是“建立在王羲之侧锋用笔的方式之上”。这一书写习惯，苏东坡几乎一生没有改变。但在晚年，苏东坡却把颜真卿视为儒家文人书法的鼻祖，反复临摹颜真卿的作品。其中，苏东坡临颜真卿《争座位帖》以拓本形式留存至今。

米芾也倾倒于颜真卿的行书，在《宝章待访录》中称它“诡异飞动得于意外”。黄庭坚对颜真卿书法的美誉度也极高，说“余极喜颜鲁公书，时时意想为之”，尤其“《祭侄文稿》里所体现出的苍劲的特性和真情流露，恰好符合了黄庭坚对于叛乱时期艺术和文学的想象，而这也正是他在自己的诗歌和书法中所追寻的东西”。蔡襄则花了三十多年的时间研究欧阳修收藏的拓片，其中就有颜真卿的书法拓片。颜真卿的书法光芒，贯注到苏、黄、米、蔡的墨迹里，又通过他们，照耀了整个宋代。

颜真卿的法书以《祭侄文稿》为代表在宋代魅力四射，势不可挡，除了技术上的成就，更来源于书写者的精神品格。在宋代，士大夫是看重书写者的精神品格的，唐代书法家柳公权曾对唐穆宗说：“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文如其人、字如其人吧。一个人的精神世界走到哪个高度，他笔下的文字也会到达同样的高度。人和作品，历来不曾脱节。

真情流露 书写正义与良知

我们说“见字如面”，就是因为一个人的字，完全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性，见到字，就宛如见到活人。或许有人提出反证——在书法史上独占鳌头的，不是也有宋徽宗这样的昏君、蔡京这样的佞臣吗？但在笔者看来，艺术的金字塔，他们都不在塔尖上，因为塔尖的面积很小，只能站立极少数人，更多的人在那儿站不住。一个人能不能站到那个高度上，那最后一厘米的差距，就取决于他的精神品格。只有得到品格的加持，艺术才能获得无边的力量，这不是道德说教，而是艺术史一再申明的事实。

艺术不是表演，而是真实性情的流露，就像一个人的神情面貌，透露着他内心的消息，几乎没有办法去掩盖的。书法，就是一个书写者的文化表情。

其实在宋代，苏东坡就对一些名声很大的“书法家”不那么“感冒”，他在《书唐氏六家书后》中说：“世之小人，书字虽工，而其神情终有睢盱侧媚之态”。“其俗入骨”四个字，是陈独秀第一次见到书法家沈尹默时对沈尹默书法的评价，但沈尹默后来脱胎换骨了。

连王羲之，在唐宋都已不入某些士大夫的法眼。韩愈在《石鼓歌》中直言“羲之俗书趁姿媚”，欧阳修在《集古录》中也表达过对王羲之书风的不满。其实王羲之的《兰亭序》也有许多涂抹，书写也很自然，但在一些宋代艺术家眼里，王羲之的书法太雅、太巧、太飘逸、太流丽、太有表现欲、太无可挑剔，因而它是庸俗的。相比之下，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是朴素的，甚至是笨拙的，没有经营，没有算计，在疾速书写中，甚至都没来得及对笔画进行艺术化处理，它不是作为“作品”来完成的，而充其量只是“一篇葬礼上用的草拟的发言稿”“一张记录文字和涂改痕迹的纸张而已”，却因此获得了一种浑然天成的美，而不是人工即所谓“巧夺天工”的美。在儒家知识分子看来，艺术作品的力量感，正是来自这种不加修饰的朴拙与真挚。

这与宋代儒学的回归有关，因为儒家崇尚朴素。这也与宋代中国不断受到外族入侵所激发出的家国情怀有关，因此，那是一个不喜欢魏晋名士的诗酒浪漫、坐而论道的时代，而是一个崇尚正义、号召行动的时代。唐代颜真卿、宋代岳飞、文天祥的书法，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这或许是一种倒推——以他们的生命结局、为国牺牲反推他们的书法创作，或许是在艺术之外寻找道德的附加值，但无论怎样，这些都不是一种道德绑架，而是在精神深处寻找艺术的驱动力，即：一个人的作品，与他的思想、信仰、道德、情感密切关联，哪怕是一星半点的作假，都会在艺术中露出马脚。

颜真卿是一位神殿级的艺术家，他的每一个字，都仿佛写在正义的纪念碑上。通过对颜真卿的追捧，笔者看到历史书写者透过艺术来构建正义与良知的努力。

赴汤蹈火 用生命写就最后的文字

安禄山安庆绪父子、史思明史朝义父子，一个一个地死去了，而且宿命般地，都死在自己人手中。安禄山是在夜晚被杀死的。杀人者，他的亲儿子安庆绪也。

严格地说，直接动手的，是阉官李猪儿，安庆绪只负责持刀在帐外望风。

刺杀安禄山的原因是，安禄山和宠妾段氏生了一个儿子叫安庆恩，段氏时时劝说安禄山剥夺安庆绪的“太子”地位，立安庆恩为“太子”。安庆绪觉得自己有性命之忧。

李猪儿和安庆绪有同感，因为他虽是安禄山的近宦，但安禄山喜怒无常，经常殴打他，说不定哪一天就会把他打死。

李猪儿是在夜里偷入安禄山帐内的。或许因为李猪儿长期给安禄山解衣系带，对安禄山的肚子感到比较亲切，于是选择安禄山的肚子最先下刀。但肚子不是人的要害，加上安禄山的肚子容量比较大，肚皮与内脏的距离较远，一刀捅不死，李猪儿就在安禄山的肚子上左一刀右一刀地猛戳，捅得安禄山嗷嗷直叫。

那时安禄山双目已经失明（可能是白内障），仓皇中伸手向枕下摸去，在那里，他一直藏着一把刀，但那一刻，刀却不见了，他大呼一声：“是我家贼！”然后手一松，咽气了。

那一年，是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正月，距离安禄山起兵造反，只过去了一年多。

两年后，安庆绪被史思明杀了。又过两年，史思明被自己的儿子史朝义杀了。

再过两年，唐代宗宝应二年（公元763年），在唐军的强大攻势下，史朝义走投无路，在广阳郡（今北京市宣武区西部广安门一带）温泉栅的树林里自挂东南枝，上吊死了。他的部将、范阳节度使李怀仙将他的首级和范阳城献给朝廷，表示归顺。

“安史之乱”就这样结束了，但死亡还在继续。安禄山、史思明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使唐朝的藩镇问题不仅长期存在，而且愈演愈烈。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安禄山的余党李希烈（曾任安禄山政权“宰相”一职）就已坐大。唐德宗李适坐不住了，接受宰相卢杞的建议，派颜真卿前往许州劝降李希烈。颜真卿明知这是卢杞借刀杀人，他前往许州的旅程定然是有去无回，却没有丝毫的推辞。连他的好友李勉派人在他前往汝州的途中拦截，都挡不住他。果然，李希烈把颜真卿关押起来。第二年，李希烈攻下汴州，准备称帝，向颜真卿打听皇帝登基礼仪，被颜真卿臭骂一顿，恼羞成怒，架起干柴准备烧死颜真卿，没想到颜真卿却自己走向熊熊火焰——赴汤蹈火，他做到了。

那一次，他没死。不是叛军把他吓住了，而是他把叛军吓住了。李希烈派来的使臣惊恐万状地把他拦住。

贞元元年（公元785年），颜真卿被带到蔡州，写下平生最后一件书法作品《移蔡帖》，全文如下：

贞元元年正月五日，真卿自汝移蔡，天也。天之昭明，其可诬乎？有唐之德，则不朽耳。十九日书。

这年夏天，颜真卿被缢杀于蔡州龙兴寺，享年七十七岁。

那时，他不会知道，他的《祭侄文稿》，去了哪里。

他咽下最后一口气时，《祭侄文稿》已像一枚枯叶，越飘越远，一直飘到他手指无法触及的远方。《故宫的书法风流》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来源：华西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