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叙事艺术「古代文学先秦文学」

以形象和情节解绎历史，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更加突出。司马迁写人，总是用一些具体的故事情节来表现人物形象。与先秦史传文学作品相比，《史记》的情节更加完整，往往可以独立成篇，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如《项羽本纪》《吕后本纪》《孙子吴起列传》《田单列传》等。就是一些轶闻轶事，司马迁也写得首尾完整，自成一章。请看《司马相如列传》中“琴挑文君”一节：

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既罢，相如乃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孙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杀，不分一钱也。”人或谓王孙，王孙终不听。文君久之不乐，曰：“长卿第俱之临邛，从昆第假贷犹是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垆。相如身自著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卓王孙闻而耻之，为杜门不出。昆弟诸公更谓王孙曰：“有一男两女，所不足者非财也。今文君已失身于司马长卿，长卿故倦游，虽贫，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独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孙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

这一个故事，从相如琴挑写起，经文君夜奔，王孙发怒，文君当垆，相如酤酒，翁婿和好几个情节，最后是大团圆的结局。这个故事情节完整，简直就是一篇小说。再请看《滑稽列传》中优旃的故事：

优旃者，秦倡侏儒也。善为笑言，然合于大道。秦始皇时，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优旃见而哀之，谓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优旃曰：“我即呼汝，汝疾应曰诺。”居有顷，殿上上寿呼万岁。优旃临槛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诺。”优旃曰：“汝虽长，何益，幸雨立。我虽短也，幸休居。”于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

这一情节比较简单，只写一件事件，但事情的起因、经过、结局同样交代得分明有序，作者写来，人物逼肖，情态宛然，故事性极强。

从先秦到两汉，史传文学从对人物的粗略勾勒变为对形象的细致刻画，从按时间顺序“随举一事”叙述发展到“包举一生”之行事，司马迁已经把人物一生的言行故事化了，历史的运动也就溶化在这些故事情节之中。一部《史记》，就是几千年历史人物的故事集。可以说，司马迁的《史记》强化了中国古代史学上以形象和情节解绎历史这一特征。

细节描写更加性格化

史传文学中用细节来塑造人物形象，在先秦作品中已大量运用。司马迁运用细节塑造人物的一个新成就，就是使细节更加符合人物性格，更能体现人物性格。由此可以看出，司马迁已基本上做到以性格描绘为基调来塑造人物形象。

应该注意到《史记》中的一个现象，即司马迁喜欢在人物传记的一开头，就用一两个细节来刻画人物。如《陈涉世家》开头写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留侯世家》写张良为圯上老人进履，《李斯列传》开头写李斯观仓鼠、厕鼠之别而叹，《张汤传》写张汤劾鼠掠治如老狱吏，《陈丞相世家》写陈平为里中社分社肉甚均，《淮阴侯列传》写韩信得食于漂母及甘受胯下之辱，等等。这些细节实无关史事之大体，然而却富于代表性，具有典型意义，它们常准确地表现出人物的性格、好尚、志趣、抱负，由此勾勒出人物性格的基调，或由此透露出人物性格的逻辑走向。章学诚说：“陈平佐汉，志见社肉；李斯亡秦，兆端厕鼠。推微知著，固相士之玄机；搜间传神，亦文家之妙用也。”（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五《古文十弊》，《文史通义校注》第507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这一点，的确见出司马迁巧运之匠心。

在《高祖本纪》和《项羽本纪》里，司马迁用了许多细节来刻画刘邦的性格。其实刘邦的性格细节，在其他人物传记里也常可见到。《张丞相列传》中写周昌尝有事求刘邦，刘邦“方拥戚姬，昌还走，高帝逐得，骑周昌项，问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纣之主也。’于是上笑之，然尤惮周昌”。这样的行事，的确只有刘邦身上才会出现；这样的细节，活画出刘邦哪怕当了皇帝，也无法改变其流氓习气的个性。《萧相国世家》写刘邦以萧何功最盛，封为侯，众人不服。此时：

高帝曰：“诸君知猎乎？”曰：“知之。”“知猎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且诸君独以身随我，多者两三人。今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也。”群臣皆莫敢言。

刘邦的“功人”“功狗”之说，语言粗俗，透露出一股乡野无赖之气，仍然是刘邦的性格特征。而用这样通俗易懂的比喻来说明萧何与众人的区别，又非常形象准确，显示出刘邦在粗俗之中所具有的才智，善于用巧妙的方式折服众人。这又是刘邦的本质特征。这一细节，深刻表现了人物性格。生动、真实而又能表现人物性格的细节描写，在《史记》的确俯拾即是，再举几例。《韩长孺列传》：

其后（韩）安国坐法抵罪，蒙狱吏田甲辱安国。安国曰：“死灰独不复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无何，梁内史缺，汉使使者拜安国为梁内史，起徒中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国曰：“甲不就官，我灭而宗。”甲因肉袒谢。安国笑曰：“可溺矣！公等足与治乎？”卒善遇之。

事件本身颇具戏剧性，而其中的细节就很合乎人物性格。田吏之言，显示出下层吏卒的粗野和小人得势一时的张狂。韩安国之行事，又表现出忠厚长者的个性。《万石君张叔列传》写万石君父子：

万石君以上大夫禄归老于家，以岁时为朝臣。过宫门阙，万石君必下车趋，见路马必式焉。

……

建为郎中令，书奏事，事下，建读之，曰：“误书！‘马’者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甚惶恐。其为谨慎，虽他皆如是。

万石君少子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易矣，然犹如此。

万石君父子是谨小慎微的典型，司马迁给他们的评价是“无他大略”，唯“恭敬无与比”“文深审谨”，上举几个细节，便将他们的性格刻画得惟妙惟肖。

高尔基说：“创造——这就是把许许多多细小的东西结合成为形式完美的或大或小的整体。”《史记》的人物传记，正是这样的创造。《史记》中的众多细节描写，都是真实的，它体现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史记》的细节描写又是性格化的，真正做到了为表现人物性格服务，所以《史记》中的人物形象个性鲜明、栩栩如生。这两点，标志着《史记》的写人艺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史记》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作为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的历史观、著史原则、实录精神和勇于探索真理的精神，给后世史学家树立了典范。他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批判暴政、呼唤人间真情的人道主义精神，立志高远、义不受辱的高尚人格，成为后世人们景仰和学习的楷模。

《史记》是史传文学作品的典范，也是古代散文的楷模。《史记》中一系列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不少传记中的曲折情节，为后代小说创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小说中塑造人物形象的许多基本手法，在《史记》中已开始运用。《史记》中的许多故事，广为流传，成为后代小说戏剧取材的对象。如明代出现的《列国志传》以及后来的《东周列国志》，人物故事有相当一部分取自《史记》；戏剧方面，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一百八十多种。在散文方面，《史记》的文章风格、写作技巧，尤其是平易简洁又富于表现力的语言，无不令后代散文家倾倒，从唐宋八大家，到明代前后七子、清代桐城派，都对《史记》推崇备至，文风深受司马迁的影响。历史上的古文家在纠正形式主义倾向、批评骈俪文风的时候，常常标举《史记》，把它视为古文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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