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博科夫的儿子「生于1899年：纳博科夫与他的同龄人」

◎叶兆言

一

1899年有点不同寻常，戊戌变法的第二年，激进的变法宣告失败，流亡在海外的康有为，组织了一个成不了任何气候的保皇党。这一年，甲骨文被发现，古老历史难解的谜团似乎有望解开。新世纪即将开始了，中国前途茫茫，世界日新月异。德国的欧宝公司开始生产汽车，意大利的菲亚特公司成立了，日本电气株式会社成立了。深受大众爱戴的体育方面，意大利的AC米兰足球俱乐部成立，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成立。

很多文化名人诞生在这一年，著名的作家尤其多，中国诞生了老舍和闻一多，日本诞生了川端康成，美国海明威，俄国纳博科夫，阿根廷博尔赫斯，危地马拉阿斯图里亚斯。有三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分别是海明威、川端康成、阿斯图里亚斯。有两人死于枪下，他们是海明威和闻一多。有三人自杀，海明威、老舍、川端康成。

阅读以上几位作家作品，我脑海里经常会短路，会跑偏，譬如阅读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当时的老舍，想到闻一多，想到这两位中国作家，想到他们某年某月正在干什么。毫无疑问，在1929年，已经三十而立的作家们，最早获得世界声誉的是海明威。这一年，《永别了，武器》轰动文坛，与他同年的作家都已开始写作，都发表了作品，都稍有名气，然而与如日中天的海明威相比，距离所谓世界性影响，距离一本书吃一辈子的成功，还得好好地熬一段日子。

这一年，《永别了，武器》轰动文坛，与他同年的作家都已开始写作，都发表了作品，都稍有名气，然而与如日中天的海明威相比，距离所谓世界性影响，距离一本书吃一辈子的成功，还得好好地熬一段日子。

就是在这一年，老舍离开了英国，在此之前，发表了《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连续三部长篇小说，他在西方更有点名声，恐怕还是与艾支顿一起翻译中国的古典小说《金瓶梅》。这套四卷本的巨著，拖到1939年才出版，是西方比较权威的一个译本。因为写小说，老舍开始为未来纠结，他肯定已爱上了写作这个行当，但是前途茫茫，对于能不能当一名职业作家，心里一点谱都没有。

在1929年，那些未来要进入文学史教材的大咖们，只有海明威是职业作家，可以靠着稿费衣食无忧。这一年，川端康成完成了成名作《伊豆的舞女》，真正开始走红，还得再过一段日子，要等田中绢代主演的同名电影拍成，《伊豆的舞女》在他生前共拍过五次电影，这是最早的一次。当时看不到文学前途的还有博尔赫斯，也出版了两本诗集，要说影响，还不如中国的闻一多。阿斯图里亚斯更是默默无闻，这时候正埋头撰写《总统先生》，这是一部基于现实，又绝对超现实的长篇小说，前后写了许多年，直到1946年才发表。一旦发表，立刻红了，为此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打下了坚实基础。

这一年，流亡在德国的俄国作家纳博科夫，作为文学新人，完成了一部叫《防守》的小说，这部小说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知道的人并不多。当时流亡在欧洲的俄国作家蒲宁对自己的老乡评价甚高，说：“这小子抓起一把枪，把整个老一辈包括我在内都干掉了。”蒲宁后来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即使没得奖，也是当时公认侨居国外的文学大师，他的话按说应该一言九鼎，然而这个广告并没有太大用处，纳博科夫离走红的日子，显然要比老舍和川端康成他们更加遥远，更看不到尽头。

二

作家成名向来是个说不清楚的话题，开始学习写作时，总是喜欢与那些文学大师比较，总是会在心里默念，与我年龄相仿的时候，大师们已完成了什么作品，获得了什么样的声誉。这种比较常常会让人灰头土脸，灰心丧气。譬如想到了托马斯·曼，二十六岁的托马斯·曼发表了《布登勃洛克一家》，一部在我少年时期非常推崇的文学名著，一部排行榜不应该忽视的作品，它似乎是设置了一个高度，让我觉得天才真是高不可攀。

1899年诞生的这些作家，风格各异、机会不同，与1875年出生的托马斯·曼相比，统统都可以看作是晚辈。在1929年，这些人还是刚走上文坛的青年才俊，十多年过去，到1946年，大家不再年轻，都是不折不扣的中年作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结束，这时候，海明威仍然还是当红，还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小说家。阿斯图里亚斯的《总统先生》终于完成，终于出版了，他在文学上的寂寞时期即将到头。中国老舍也开始产生世界性影响，他的《骆驼祥子》不仅有了英译本，销路不错，还卖掉了电影版权，据说是“两万五千美金售与好莱坞名摄影师黄宗霑”，在当时，基本上属于天文数字。

从行情上看，老舍的处境非常说得过去，他人在美国，签证日期已到，正为要不要回祖国感到不知所措。这时候，最惨烈的是闻一多，竟然很快就被特务暗杀了，横死街头。博尔赫斯也好不到哪里，庇隆上台，新的市政厅告知，他已经从图书馆的第三助理馆员，升任国营市场的家禽及家兔稽查员，这显然是一种对文化人的羞辱，博尔赫斯愤而辞职。川端康成的日子同样不太好过，作为一名战败国的作家，国家乱成了一团，民不聊生，他个人的文学风格，只能是继续“哀愁”。

这时候的纳博科夫，为躲避纳粹迫害，移居美国已好几年，境遇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太坏。断断续续一直在写，并没有像蒲宁预料的那样，在文坛上大红大紫，气势汹汹把老一辈作家统统干掉。他每天抽四包烟，只睡四五个小时，在脏兮兮的小公寓里不停地写。纳博科夫完成了到美国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庶出的标志》，他的编辑很看好这位天才，写了热情的推荐语，说他“高超的英语散文驾驭能力，当今任何一个母语为英语的作家无有出其右者”。然而这捧场对销售毫无用处，书的印数很少，编辑本人很快也在出版社混不下去。

纳博科夫的文学狂妄，只能暂时表现在课堂上，既然他的小说不能养家糊口，选择学校栖身便是理所当然。他不得不给学生讲述俄罗斯文学，对托尔斯泰谈不上多喜欢，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深恶痛绝。除了攻击伟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很多俄国大作家都没什么好话，譬如高尔基，譬如帕斯捷尔纳克。不只是对俄语作家，享誉世界文坛的小说家一样不入他的法眼，他不喜欢托马斯·曼，不喜欢福克纳，不喜欢纪德，觉得这三位是自己最讨厌的作家。他不喜欢司汤达，不喜欢巴尔扎克，不喜欢萨特，不喜欢詹姆斯，不喜欢劳伦斯。

早已步入中年的纳博科夫，处境与1929年在欧洲时相比，有了明显提高。他觉得自己能写小说，会写小说，不仅能用母语俄语来写，而且也能用英语创作。写出来就会有行家叫好，然而距离真正的职业作家，还是遥遥无期。他不得不靠教书糊口，在欧洲时教人打拳，教人打网球，有了皮肤病也舍不得花钱治疗，相比之下，他现在的生活似乎体面多了。有固定的教职，稳定的收入，稿酬也说得过去，唯一的遗憾就是，不能安下心来写作，内心变得更加焦虑。

三

我读研究生，为学好英文，开始看原著小说。第一本是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接着是《永别了，武器》，然后便是《洛丽塔》。选择的理由非常简单，同时也想当然，海明威小说风格简洁，简洁意味着好读，纳博科夫是俄国人，他英语再好，也是母语之外另一种语言，通常觉得更容易阅读。实际效果显然不是这样，《老人与海》和《永别了，武器》有中文本，此前早已拜读。《洛丽塔》没有中文本，闻其大名，知道故事梗概，未见庐山真面目。通过阅读原著，最深刻印象是文字理解能力太重要，你的英文水平，决定了对作品的赏析效果，英文不行，文学理解便会大打折扣。

到1989年，终于看到了《洛丽塔》的中译本，我当时所在的出版社推出了这本书。据它的责任编辑鲁羊介绍，是国内的第一个译本。是不是第一不好说，事实上，就在这一年，同时出现了好多个译本。连买加上别人赠送，我顿时拥有了好几种，浙江文艺出版社的，漓江出版社的，还有河北一个出版社，再后来，又有号称未删节的最全版。坦白说，虽然有了这么多不同版本，我并没有做过太认真的比较。这一年，《洛丽塔》突然火暴起来，上海有本杂志叫《文学角》，出了一期“作家与读书专号”，苏童和格非谈的都是《洛丽塔》。

或许等待文学上的成功太漫长，差不多有二十年时间，纳博科夫不得不小心翼翼维护自己的教职。中国的老舍曾有过同样烦恼，因为对写作前途没信心，他把正在写的一本小说当作赌注，如果能够成功，就辞去教职，一门心思当作家。纳博科夫也在下这样的赌注，不止一次，一次又一次。在《洛丽塔》中，他既肆无忌惮，又如履薄冰，十分谨慎地避免可能引起异议的“脏字”，以免“不道德”的借口，害他丢掉教职这个不错的饭碗。

对纳博科夫，我其实谈不上有多痴迷，只能说是对他有兴趣，有非常强烈的兴趣。可以这么说，在1899年出生的几位作家中，对他最情有独钟。与其说喜欢他的小说，还不如说更喜欢他这个人，更喜欢纳博科夫走过的文学之路。具体到长篇小说，跟《洛丽塔》相比，我更喜欢《普宁》。他的一些短篇也是非常精彩，或者说非常独特，独特才是纳博科夫最迷人的地方。我知道绝对是种错觉，却不得不承认自己心目中最初的纳博科夫，完全不像《洛丽塔》中的亨伯特，更像一个不折不扣的“普宁”。先入为主常常不可避免，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纳博科夫的小说开始翻译到中国，当时刚创刊的《外国文艺》，是文学青年的《圣经》，连载了《普宁》。我们这一代人，都是通过《外国文艺》，通过《普宁》，对纳博科夫有了最初印象。

然后要再过十年，才是《洛丽塔》，我必须承认，通过原著，已接近了这本书，真正看明白弄清楚，真正走进这部小说，还是借助了后来的翻译。作为一个小说家同行，更有兴趣的不是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而是要看如何叙述这个故事。首先要看明白作者如何把一部犯罪小说，变成为犯罪辩护的小说，怎么做到“亨伯特是一个恶魔，而《洛丽塔》却又是道德的”。纳博科夫不惜让上帝成为自己的同谋，借老天爷之手，除去碍事的洛丽塔母亲。我猜想作者为如何清除障碍一定煞费苦心，洛丽塔是放在砧板上的羔羊，如何把这羔羊放在砧板上，必须做好精心的安排。如何解决第一次性侵，也是困难中的困难，技术在这里显得非常重要，多走一步，会变得下流，少交代一笔，小说就不够震撼。

《洛丽塔》故事并不复杂，但是小说的结构，像精彩棋局一样严丝合缝。纳博科夫不仅善于编故事，更为关键的，还有能力把违反公共道德的故事说圆满，把一个简单故事弄得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他写信给自己的朋友，强调说：“当你认真阅读《洛丽塔》时，它是非常道德的。”亨伯特是“一个自负、残忍的恶棍”，却依然显得很“动人”。对于一个高超的小说家来说，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怎么说好故事，事实上，很多小说家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好，这也是纳博科夫经常会流露出愤怒和鄙视的原因。

具体到纳博科夫的同龄人，海明威是靠风格取胜的作家，他的文字简洁冷静，有点像中国楷书似的刻板；川端康成靠的是他的哀愁；阿斯图里亚斯靠的是他的超现实；而老舍先生呢，究竟靠什么影响世界文学，说不太清楚。也许世界文学要选择一个中国文学标本，要挑一个代表，结果就选到了他。相比较而言，纳博科夫产生的文学影响，尤其是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要严重滞后。在1899年出生的作家中，他大红大紫的时间最晚。博尔赫斯的当红，以及产生的文学影响，相对也晚，也是到晚年，才获得越来越大的声誉，不过与纳博科夫相比，他毕竟早已当上了阿根廷作家协会的主席。

1954年，海明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洛丽塔》刚刚完成，连续被四家出版社退稿。这时候，纳博科夫五十五岁，仍然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正紧接着埋头撰写《普宁》，一部非常奇妙的杰作，他把其中部分章节寄给《纽约客》，期待得到认同，被无情地退了稿。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从磨砺出，这是苦尽甘来的最后时刻，出人头地的日子很快就要来临。运气这玩意总是让人琢磨不透，它真要来了，谁也拦不住。虽然姗姗来迟，纳博科夫终于一鸣惊人，世界文坛的地位开始奠定，而他在中国大陆文坛的走红，却还得再等待几十年。

四

纳博科夫从未参加过任何作家组织，他写小说，捉蝴蝶，痴迷蝴蝶研究，对蝴蝶的兴趣甚至大于文学。“文学灵感的快乐和慰藉，同发现蝴蝶的一个器官，或在伊朗或秘鲁山腰上发现一个未被描述过的蝶类的乐趣相比，就不算什么了”，“假如俄国不发生革命，也许我会把全部生命献给蝶类学，根本就不会写什么小说”。千万不要被这虚假的叙述迷惑住，纳博科夫想说的只是，写作冲动与捕捉节肢动物门鳞翅目蝶类的热情相似，而他恰恰是非常幸运的那个人，在文学和科学的世界，碰巧抓到几只艺术的蝴蝶。

纳博科夫的写作欲望，与生俱来，仿佛《洛丽塔》中亨伯特的“罗莉控”，根本不可阻挡。写作说到底就是一种欲望，一种欲望的实现，强烈的想写才是最根本。与同龄作家相比，他的写作欲望，他的写作能力，他的写作数量，他的写作质量，都可以名列前茅。尽管成名最晚，他的走红火暴，他的影响力，显然也更持久。他的学问更大，写作所涉及的领域，也更广泛更深入，他是同龄作家中，唯一经得起苛刻的学院派批评和研究的一位。

不妨把时间定格在1969年，此前一年，诺贝尔文学奖给了川端康成，再前一年，给了阿斯图里亚斯。至此为止，生于1929年的作家，有三位获奖。《洛丽塔》带来了巨大成功，从六十年代开始，纳博科夫的名字经常跟诺奖联系在一起，一次又一次获得提名。作为同龄人，他和另一位屡获得提名的博尔赫斯，完全有理由成为第四或第五位获奖者。这是纳博科夫最接近获奖的一年，诺贝尔奖公布前夕，因为已有太多暗示，纳博科夫夫妇接到一个来自瑞典的陌生电话，对方大声地喊着：“这里是斯德哥尔摩……”然后电话掉线了，一阵不断升高的期望过后，电话又接通了，只是一个要写论文的女子请求帮助。

纳博科夫的妻子是犹太人，1940年5月，他们夫妇逃离巴黎，德国纳粹很快就占领了这个城市。十九年以后，他们重返欧洲，轮船的图书室为了向纳博科夫致敬，竟然放着好几本他的著作。在日内瓦每家书店的橱窗，至少展示着三种语言的《洛丽塔》译本。《洛丽塔》不断带来红利，它拯救了纳博科夫此前写过的所有著作，也让此后创作的每一本书，都有了不错的销路。很显然，巨大成功必然也会带来伤害，结果就是大家只知道《洛丽塔》，只知道这一本书，纳博科夫一生的成就，似乎都淹没在这本书的海洋之中。

纳博科夫

多少年来，无数读者为《洛丽塔》喋喋不休，平心而论，它是一本非常不错的小说，无愧于世界名著，谈不上多下流，也未必多深刻。不同的人可以读出不同味道，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就有一千个洛丽塔。转益多师，纳博科夫最值得留意的，是他的丰富性。拿他与同龄人相比较，拿《洛丽塔》与他本人的其余作品相对照，我们的视野可能会完全不一样，可以获得完全不一样的审美。

小说就是小说，过度解读，往往都可能只是貌似深刻。说到底，纳博科夫的文学之路，才是最有趣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励志故事，每一个从事写作的人，都可以设想一下，自己是不是像他那样有才华。文学之路是曲折的，即使拥有纳博科夫那样过人的天分，熬到晚年也未必成功，谁都不能保证你有《洛丽塔》那样的运气。写作生涯是项艰苦的马拉松运动，首先要能够坚持下去，其次才看能拿到什么样的名次。不应该只是羡慕纳博科夫的运气，还要学习他的坚持不懈，学习他的坚韧。

选自《扬子江评论》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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