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曾经是禁书「金庸编年史」

金庸写武侠虽属偶然，但他的生花妙笔却让偶然成为传奇。凡是有华人的地方，都看得到金庸小说的影子，衍生的影视作品不可胜数，堪称当代华人文化经典。从文字到影像，从实体到虚拟，深深影响了不同世代的阅听者。

但就是这样优秀的大宗师，作品影响力如此深远，在台湾却被禁三十年之久。原因，当然是金庸的立场一度与国民党互不兼容，甚至小说与社评对国民党与蒋介石语多批评讥讽之故。即便包裹在武侠与恩怨情仇的外表之下，金庸小说却更堪称当代政治影射作品的上乘之作。

金庸小说里的主要角色，无论郭靖、黄蓉、杨过、小龙女、令狐冲、东方不败，都成为华人朗朗上口的个性典型。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因为个性正直敦厚，常有人称他为政坛郭靖，金庸也曾托人赠他一本《倚天屠龙记》，题上“英雄创业九千年，长为两岸谋久安”，让马英九颇为惊喜。甚至台大校长管中闵日前被民进党卡关，迟迟不让他上任，他也以《倚天屠龙记》里九阳真经口诀：“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形容自己的心境。足见金庸小说对台湾社会的影响力。

《碧血剑》的立场问题

对国民党来说，金庸的出现，其实代表了“左派”敌人。金庸出身海宁世家，是徐志摩的亲戚，甚至因为他家庭的地主背景致使父亲被批斗，但这都没办法改变金庸是个左派文青的历史。1947年，本名查良镛的金庸考上上海力持左派路线的《大公报》担任记者，一年后被派往香港服务。1952年辗转调到香港《新晚报》，编副刊、写影评，直到1955年，梁羽生结束新晚报武侠连载，总编辑罗孚便要求31岁的金庸接下重任。文笔与学养俱佳的查良镛以“金庸”笔名，连载首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没想到一炮而红。来年更在《香港商报》发表《碧血剑》，奠定他的武侠地位。

时值五零年代，香港兵荒马乱，各路人马杂沓，陆续涌进香江。党派势力相互较劲，《大公报》之外，《香港商报》也是左派报纸。因此，在国民党的眼中，金庸根本就是从基因上立场偏左。此外，金庸更以“林欢”为笔名，替左派的长城电影公司创作剧本，作品《绝代佳人》还曾获得大陆文化部金章奖。在那个左右泾渭分明的大环境中，金庸当然被台湾当局视为反动的“附匪文人”。

为应对两岸针锋相对的战争状态，败退台湾的蒋介石自1949年5月20日起颁布戒严令，全面管制台湾社会，更透过《台湾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整肃风气。除查禁违反良善风俗，封杀如婚外情、诲淫、诲盗题材的作品外，更全面查禁鲁迅、巴金、茅盾、老舍、沈从文等大陆知名作家作品，对各类左派出版品严打严管。金庸作品难以在台湾问世也不让人意外。

倒是金庸作品的吸引力无法抵挡，虽不能印行，但通过盗版依旧能在台湾校园与民间流传，也颇轰动。1959年台湾庆祝双十，香港右派侨团赴台参与仪典，却看到坊间书报摊上陈列了金庸小说，因而向国民党抗议。因此，1959年底台湾“警备总部”下令执行“暴雨项目”，以武侠小说可能充当心理作战宣传工具为由，专门查禁相关书籍97本。金庸作品占据列表前9项，包括《书剑恩仇录》、《碧血剑》都被并列为“匪书”。

除了两书主角都是“反贼”，以“造反”为主题外，《碧血剑》主角袁承志与李自成、李岩交好，视李自成为英雄而不以结交流寇为异，更鄙视明朝朝廷与皇帝，与打着反清复明旗号，视明末流寇为仇敌的国民政府主节奏大相径庭。因此取缔公文上更载明：《碧血剑》传播同情“闯王”李自成的故事，有害社会风序良俗，形同“为匪宣传”，因此遭查禁。

但是金庸真的很“坏”，在他温文儒雅的才子外表下，其实藏着一个尖酸刻薄的心。笔在金庸手上，情节随他写，人物随他塑形，国民党能禁得了他的作品出版，却禁不了金庸的连载小说借古寓今。国民党越是觉得犯忌讳的政治内容，他越是偷渡在作品当中，国民党也只好亦步亦趋地跟着禁得不亦乐乎。例如金庸创立明报前的畅销名著，声称每七天就被盗印成单行本出版的《射雕英雄传》，台湾官方一看到金庸把“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沁园春》化为书名，再加上东海桃花岛与东邪黄药师，颇有暗讽蒋介石与国民党流落小岛之嫌，立刻因“有为匪宣传之嫌”在台封禁，盗版书籍也遭没收。

60年代的笔战

写完《射雕》后，金庸决定自立门户，办一本登载武侠小说的刊物。先是十日刊《野马》杂志，不久更版为日报，便是《明报》了。创刊初期四个版，头版时事，二、三、四版杂文，第三版打响第一炮的连载小说便是风靡华人世界的《神雕侠侣》。

初期，明报社论常常批评国民党的种种问题，立场偏左，一度也被视为亲共媒体。尤其金庸小说在其上每天连载，以古喻今，把对现实政治和生活的理解与批判融入创作之中，似乎成为金庸独有的一种“恶趣味”，也让他的小说在武侠的外表下，宛如现代政治寓言。例如，金庸曾以夏梦为原型，创作《神雕》的小龙女、《天龙八部》的王语嫣。

那时，金庸迷恋由上海到香港发展的左派女星——有“中国梦露”之称的夏梦。夏梦气质和美丽兼具，但金庸苦追她两年，甚至为接近夏梦加盟长城电影当编剧，而夏梦早就名花有主，与林葆诚共偕连理，金庸铩羽而归，成了他一生遗憾。甚至批评者还说，《鹿鼎记》里的阿珂与郑克塽之所以这么被写得这么差，郑克塽之所以遭遇凄惨，都是因为金庸内心深妒夏梦与林葆诚的缘故。

金庸的小说，彷佛棉里针一般，所以深藏政治抨击的细节更为刺人。1963年，《天龙八部》开始在《明报》连载，江南名族慕容家图谋光复大燕，不惜挑拨宋辽两国开战坐收渔翁之利。慕容博、慕容复父子，便不像极了在台湾偏安一隅，准备借美军之力“反攻大陆”的两蒋父子？姑且不论在故事结局，慕容复变得痴呆，被一群小孩子围着讨糖吃、拜皇帝，做他的复国大梦，光是剧情中，王语嫣一句“这是江南蒋家的名招‘过往云烟’”，就被国民党当局视为金庸在指桑骂槐，也随即遭禁。

不过金庸执笔《明报》社评后，在是否制造原子弹问题上发表了异议观点，让他与香港左派笔战不断，甚至一度被列为左派死亡制裁黑名单第二位，因此他一度避居海外。而金庸与国民党之间的敌对关系并没有因此解冻，相反地，他创作出的《笑傲江湖》可以说是集政治讽刺批判于大成的神作。尤其“君子剑”岳不群，表面温文儒雅，实际却是虚伪狡诈、阴险狠毒的伪君子，意图吞并其他门派。他旗下弟子不是不成材，就是暗中背叛，这都与蒋介石的生平若合符节。

受蒋经国之邀访台

1970年，台湾当局出版品查禁方向转向政治性的党外杂志，盗印版的金庸小说才开始在台大量流通。但因为仍然被禁，台湾出版社便以更改书名的方式自行盗印，金庸化名不断，主要改署为“司马翎”，也有部分作品挂了古龙、欧阳生的名号。

书名方面，《倚天屠龙记》变成了《忏情记》、《至尊刀》，《鹿鼎记》变成《小白龙》、《神武门》，《射雕英雄传》变成《萍踪侠影录》，《笑傲江湖》变成《一剑光寒四十洲》、《独孤九剑》，《侠客行》变成了《漂泊英雄传》。其中“小白龙”是韦小宝的江湖宝号；“萍踪侠影录”是借用梁羽生的小说名；“忏情记”是希区科克电影“Confess”的台湾译名，全看出版社当时兴之所致，信手拈来。甚至，为避免查缉取缔，书中主角也要更名。例如韦小宝就成了“任大同”，小桂子被改成“大柱子”。

1972年，台湾面临退出联合国的危机，正式接班、担任台湾行政部门最高首长“行政院长”的蒋经国，终于决定一改严格管制作风，改以怀柔政策面对各方挑战。在内部，他采取“吹台青”的用人方式，吸纳台籍青年学者大量进入国民党政府，对外也以开明的态度，企图营造新的形象。金庸在1972年一篇社评《蒋经国当“行政院长”》中，意外称许小蒋起用台湾本省人的新气象值得赞扬。

或许这篇文章起了作用，让蒋经国认为可以进一步争取海外文人的支持。在这股怀柔气氛中，金庸于1973年应国民党海外工作组主任陈裕清之邀，首度来台访问10天。当时金庸已完成封笔之作《鹿鼎记》，于17年间完成了15部经典小说，但他所有武侠小说在台湾全数被禁，没有任何例外。在这种矛盾气氛下，他以记者的身分翩然来台与蒋经国会面。

在台期间，金庸与蒋经国和蒋介石副手严家淦都有过深谈，气氛良好，尤其蒋经国和金庸都是浙江人，两人以上海话交谈，更谈得津津有味。他当面问严家淦，台湾是否会发展核武？严家淦则称两岸虽对立，但都是中国人，国民党政府不会对中国人丢原子弹，所以要把预算放在发展经济上。因此金庸对蒋经国的务实作风印象深刻，他甚至特准走访了中南部乡间与战地金门。

后来金庸相当自豪的一点，就是包括邓小平与蒋经国都是他的忠实读者。蒋经国虽未公开证实，但他的床头经常放着一套金庸小说，媒体记者更称他对金庸小说人物知之甚详，足见金庸小说的魅力。事实上，台湾官方当时查禁的书籍，没收后不是造册列管就是予以焚毁，因此高层透过种种安排，确能私下阅读到金庸的禁书。甚至严家淦也私下对金庸透露，虽是禁书，但他已阅读金庸作品多时了。

蒋经国“礼贤下士”，金庸对蒋经国也印象甚好，返港后肯定小蒋作风务实、重视民生，甚至说过“我若在台湾，也会给蒋经国一票”。但金庸对国民党的态度仍有保留，并称蒋经国的主政仅限于传统历史上的人治，之后双方也未有更进一步联系。然而金庸毕竟成了小蒋的座上宾，是国民党争取的重要对象，因此虽然禁书未改，管制上却逐步松绑了查禁的强度。金庸的本名与作品名终于得以在台北几间旧书摊上亮相，那时候，许多人才恍然大悟，原来以前读过的很多“司马翎”就是金庸。

解禁

杀头的生意总有人做。70年代金庸小说还是禁书，但在台湾民间已经卖翻了，时任远景出版社负责人的沈登恩看到了这庞大商机，加上是金庸书迷，因此从1977年开始与台湾“新闻局”不断沟通，积极争取金庸作品解禁。终于在1979年9月，国民党以“尚未发现不妥之处”为由，允许金庸小说出版。

颇有生意头脑的沈登恩与台湾联合报系谈妥合作，在联合报副刊开始连载《连城诀》，这是金庸小说首度与台湾读者见面，紧接着连载原名《书剑恩仇录》的《书剑江山》。同为台湾三大报之一的中国时报也不甘示弱，开始连载《倚天屠龙记》。两大报同场较劲，坊间大为轰动，金庸小说顿时炙手可热。沈登恩趁着这股热潮，于1980年推出远景版全套金庸小说单行本，立刻轰动全台，成为金庸小说最畅销的经典版本。只是其中《大漠英雄传》与《雪山飞狐》在80年代仍未解禁，所以版权页上没有允许出版的执照。然而书照卖，照样陈列，台湾当局就当没看见，也算是台湾出版史的一项创举。

不过禁书问题还是影响到金庸小说影剧作品的改编。台湾三家电视台从1980年代初期引进港剧，《天龙八部》成为第一部在台湾荧光幕播出的金庸作品，说万人空巷绝不夸张。

台湾电视台兴起抢拍金庸小说的风潮，偏偏台视买到的是《雪山飞狐》，被官方告知仍属禁书不得拍摄。结果只好乾坤大挪移，改名《孤剑恩仇录》，主角之一的苗人凤改名“君无愁”，才顺利播出。邵氏影业也在此时将《射雕英雄传》电影引入台湾播放，但卡在“射雕”两个字太敏感，只好继续沿用《大漠英雄传》。没想到一查后发现，台湾早有一部改编其他著作的电影《大漠英雄传》，只好再度改名为《大地群英》在台上映。

1985年，金庸与远景约满，由远流出版社赢得新约。远流版不但更改封面，还将《书剑江山》与《大漠英雄传》改回原名《书剑恩仇录》、《射雕英雄传》。1987年7月15日台湾解严，不再对出版品进行管制，金庸最后一部禁书《射雕英雄传》才终止了长达卅年的禁书生涯。金庸的武侠作品，也终于能在台湾无拘无束地传衍开来，创造出独树一帜的文字之美，甚至取代了对传统历史的认识，真正颠覆了小说与正史之间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