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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的布局和笔法24
北宋初期的书法创作在章法构成上没有重要进展,直到苏轼、黄庭坚出现,才形成宋代书法的特殊面貌。从他们行书作品中字的结构来看,黄庭坚开阔舒展,一有机会便把点画夸张地送出,为每个字占领尽可能宽阔的空间;苏轼圆浑茂朴,起止随意,但必要时也能伸展夸张,如《黄州寒食诗帖》。这样,由于某些点画形状、尺度的改变,他们的作品单字结构改变了王羲之系统的作品字结构趋向圆形的情况,转而趋向多边形。所谓趋向圆形或多边形只是相对而言,因为我们总能为任何一个汉字作出它的最小外接圆,也总能把一个汉字用一个最小面积凸多边形围起来(见图一)。关键在于每个字外廓的大致形状在作品章法构成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我们作出苏轼《黄州寒食诗帖》、黄庭坚《经伏波神祠》以及王羲之《丧乱帖》《频有哀祸帖》《孔侍中帖》《平安帖》《得示帖》《二谢帖》六帖中每个字的最小外接圆,然后计算外接圆重叠的比率:王羲之六帖3.5%;苏轼《黄州寒食诗帖》42%;黄庭坚《经伏波神祠》86.3%。
如果一个字的最小外接圆是完整的,那么这个圆便会形成一种无形的张力,同时暗示这个字在作品中独立而稳定的地位,这时每个字都是一个独立的节奏段落(见图二a);然而当外接圆重叠时,便破坏了外接圆的完整性(见图二b),外接圆所具有的张力被削弱;当重叠率达到一定数值时,外接圆失去独立性,张力消失(见图二c),外接圆因此失去存在的意义。用多边形概括单字外廓更符合实际感受(见图二d),相对独立的字结构之间产生了更为密切的联系,轴线连缀体系长期以单字为节奏段落的情况开始有了变化的可能。
当一个字的外廓不能用圆形而应用多边形来简化时,单字的连缀便不知不觉改变了性质。圆形串联时外廓只有一点趋近或接触(见图二a),而多边形串联时则以点与线、线与线的接触为多(见图二d)。线与线接触时当然有强烈的亲近感,而点与线接触或趋近时,会产生契入的感觉,这也有力地加强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多边形顶点、边线之间相互接触时可能出现的种种变化是圆形串联时所不具备的。典型的多边形连缀给人一种垒石之感。另一方面,由于穿插、重叠的结果,行轴线不连续时单字也会产生一定的切近感,因此它既有可能加强单字轴线连缀系统的密合性,也有可能据此而放松对轴线吻合的要求,对轴线连缀造成损害。我们再挑一些不同时期的作品进行外接圆重叠率的比较,以见出构成演化的踪迹:王羲之《丧乱帖》4.8%;(传)王羲之《兰亭序》14.3%;王献之《地黄汤帖》13.2%;王珣《伯远帖》17%;颜真卿《祭侄稿》21.5%;苏轼《黄州寒食诗帖》42%;黄庭坚《经伏波神祠》86.3%;米芾《苕溪诗》16.3%;赵孟頫《洛神赋》4.8%;董其昌《行书诗轴》2.9%;张瑞图《行书诗轴》46%;倪元璐《行书诗轴》49%;王铎《行书轴》38.3%。
东晋以来,由于对书法艺术表现力的自觉追求,使形式多样化、复杂化、个性化,同一时代作品的外接圆重叠率不相同,同一作者的不同作品重叠率也有所不同。我们在这里选取的都是各个时代代表作者的代表作或典型风格作品。一般说来,这些作者所有重要作品的外接圆重叠率与这里所列的数字误差不超过10%,因此以这些数字代表作者们构成风格所属的类别是没有问题的。从王羲之到黄庭坚,外接圆重叠率不断上升,说明加强字与字之间的联系是人们长期致力的一个目标。这是轴线连缀系统在工整化阶段之后的重要趋向。
黄庭坚当然是这种趋势发展到极端的特例,同时和后世都很少有重叠率达到80%以上的行书作品。黄庭坚行书的构成风格同他自己的草书倒是十分接近,这里暗示着单字轴线连缀系统的极限和转化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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