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玩知识：王铎隶书《三潭诗》卷

王铎隶书《三潭诗》卷

作为明末清初艺坛的杰出人物，王铎博学多才，在诗、书、画诸方面成就卓著。他以超越古人的胆略和魄力，构筑了明清时代草书的高峰，进而标榜书史；其楷书和隶书也有较高的艺术水准，堪称一位“全能型”的书法大家，被誉为书坛“中兴之主”。

王铎传世的隶书作品很少，流传至今的大约只有七件。其中，《三潭诗》卷（见上图）沉着而古雅，俊迈而劲逸，是其隶书代表作。该作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为纸本，纵27.3厘米，横261.2厘米。此卷拖尾有王无回、成古顽两题。卷后有“甲申春正月”字样。“甲申”即明崇祯十七年（1644），王铎时年53岁。

关于王铎隶书的取法，历来有两种全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他以明人隶书为依归。近代王潜刚《清人书评》认为“仅明人之书，未能入汉”。一种认为其隶书师法汉魏。清翁方纲云：“孟津此幅，作隶书却不工，然自有拔俗之气，知其平日未尝染指开元以后八分也。”（《王铎隶书赠翼隆》跋）

因受时代的局限，王铎不可避免地浸染时风；但在时风之外，他又能远绍古人，遥接汉法。遥接汉法，有王氏自跋为证。他在《数载山溪草五律诗轴》后跋曰：“河南王铎拟汉隶。”问题是，究竟“拟”了哪些汉隶呢？他没有明确指出，因此后人做出了不同的推测。

当代书家王冬龄在《清代隶书要论》中评价《三潭诗》卷云：“其书不求工拙，意在《鲁峻》、《衡方》之间。”《鲁峻》、《衡方》作为汉隶中雄强一派的代表，方劲朴厚，骨力峻拔，包世臣认为是方笔之冠。但《三潭诗》卷，除了在体貌雄健上与《鲁峻》、《衡方》二碑较接近之外，其他方面则与此二碑拉开了距离，如其用笔不同于二碑的一味方劲，而是方圆相间；结体上也不似二碑的端庄规整，而是保持着隶书的扁形特征并时见大小、正欹之变化。据此可知，王铎《三潭诗》卷取法《鲁峻》、《衡方》二碑的成分较少，其主要师法对象可能是与之风格较为接近的《曹全》、《华山》、《尹宙》诸碑。当代书法理论家白谦慎在《傅山的世界》中写道：“如《曹全碑》，在万历年间出土后，其娟秀的书风与精致的刻工立刻引起书法家们的兴趣。例如王铎，曾经对这块碑下过工夫，《拟山园帖》所收的王铎1644年的隶书，优雅的结字和笔画，都会令人联想到《曹全碑》。”从现有资料可知，王铎还关注过两个汉碑。一是华阴本《华山碑》。此碑曾经王铎好友郭宗昌收藏，后有王铎“戊寅七月”的小楷题跋。二是《尹宙碑》。据书画鉴赏家马宝山《稀见的明初拓本〈尹宙碑〉》一文中记载：“沈树镛题签‘汉尹宙碑’四字隶书。下楷书题：‘前明初拓本，王孟津跋，同治己巳六月，郑斋书于吴门。’……王铎跋：‘淳朴遒逸，篆法黎然。羽遐词文善藏之。王铎甲申夏书。’”

将王铎关注过的上述三碑与《三潭诗》卷相比较，可见其用笔纵逸、线条圆健得之于《曹全》，波磔峭拔、流漓顿挫得之于《华山》，而整体风貌则从《尹宙碑》脱出。

“于楷为近”，这是清王澍对《尹宙》的评价。一向“好古”的王铎之所以对《尹宙》情有独钟，是因为：《尹宙》作为高峰期的汉隶名碑，自具古法；但该碑“于楷为近”的特征，又与当时隶书楷化的时风十分接近———这是魏晋以降，特别是元、明人隶书的总体特征，也是为什么元、明以来书家多喜爱《尹宙》的主要原因。所以，《尹宙》成了王铎隶书风格形成的一个关键链接点———既遥接汉法，又近染时风。

明代虽然崇尚汉碑，但“隶法宗汉”还未成为书学常识，因此明人隶书离真正的汉人风骨很远。明代赵宧光认为：“近代隶书，颇为淳雅，然皆倚真书为骨，而遥想汉法为之，虽无徒隶之短，然并近于真书，亦其流也。”（《寒山帚谈》）一“倚”一“想”，指明了明人隶书的病根所在。王铎隶书虽然不是遥“想”汉法，而是真正地遥“接”汉法，但他毕竟还是“倚真书为骨”，所以其《三潭诗》卷明显地打上了明人以楷书骨法为隶书的时代烙印———虽不乏醇雅之气，但精致有余而古朴不足。如点画的随意跳荡、锋芒毕露，折画的起笔处和横画的收笔处承袭了楷书的顿挫习惯，以及捺画尾部偶尔出现颜体燕尾之状等等，皆是其楷书用笔特征的不经意流露，也是其同时代隶书书家的共同笔法特征。

然而，与同时代隶书书家不同的是，王铎并没有完全迷失于时风之中———王铎的“好古”情结最终助他跳出了俗书的窠臼。

王铎通过不断致力于汉碑的学习，逐步突破了明人隶书程式化特征并渐得汉人古穆之气。这从《三潭诗》卷可见一斑。此卷用笔大起大落，率性自得；体势开张伸展，寓奇险于稳重；结字奇崛雄浑，大小穿插自然，欹正相映；章法一改汉隶安稳的格局，纵横奔突，兴致淋漓。若不是因为“倚真书为骨”的楷书笔法削弱了其隶书古朴的格调，清代隶书第一人当是王铎而非郑簠。

王铎极力跳出俗书窠臼的另一个举动，是以篆书的字法嫁接于隶书。在汉代，这种现象是特殊历史情况下文字演变的结果。但这种历史的“自觉”与“不自觉”，却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书法家：将各种字体、书体杂糅，尤其是以篆书嫁接于其他书体，完全变成了一种“自觉”行为。这一现象在明末清初金石文字研究的兴盛时期最为突出。近代书家沈曾植在《论行楷隶篆通变》中对这一做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篆参隶势而姿生，隶参楷势而姿生，此通乎今以为变也。篆参籀势而

质古，隶参篆势而质古，此通乎古以为变也。

故夫物相杂而文生，物相兼而数赜。”

但王铎的“隶参篆势”似乎另有目

的———“必又参之篆籀隶法，正其讹画，乃

可议也”（《中国书法全集·王铎书论选注》）。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王铎将“嫁接”式的书写

以游戏一样的方式推向了高峰，目的是运

用篆、隶的字法订正错讹的文字笔画，使文

字更合乎古法。但这无意间使他的隶书趋

于“通乎古以为变”的境界。在《三潭诗》卷

中，“潭”、“深”、“然”、“雷”、“寒”、“人”、“天”、“素”、

“学”、“异”等字，基本上是以小篆作为根源，其中不少

字形完全同于或近于小篆。还有少数运用了“古文”的

字法，然后以标准隶书的体式写出。王氏的这一手段，

对于加强其隶书的古穆之气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使他的隶书在格调上超越了赵孟頫、文徵明、王时敏诸

人，并且与同时代的隶书迅速拉开了距离。

在《三潭诗》卷中，王铎说：“予素未书隶，寓苏门始学汉体。恨年异壮，学之晚。”的确，相较于行草，他并未太在意隶书，但他以非凡的天赋和胆识，使自己的隶书摆脱明人习气而遥接汉碑风神，诚属不易。可以说，王铎是明末清初隶书复兴的先驱之一，对清代“篆隶书大丰收”（沙孟海语）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