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收藏：蒲松龄画像印章之谜
李苦禅与胡光学
李苦禅与胡光学的书信缘
自上世纪60年代起,李苦禅先生和我们萧县的农民胡光学建立起了令人感动的深厚情谊。直至苦禅先生去世,两人常通过信函互致问候,苦禅先生亦常以自己的书画作品相赠。每每谈起这段情谊,胡光学都激动不已,而且常常声泪俱下。他还曾赋诗曰:“相识多年未晤君,终生遗憾愧吾心。啼鹃难唤知音醒,摔碎瑶琴哭墨魂。”胡光学是一位普通农民,今已年届八旬。他幼时虽进过学堂,但读书不多,然悟性极高,在文化荒寒的乡间,劳作之余作诗填词写赋,文人掌故也是随口即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铺天盖地,“人定胜天,大干大变”、“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口号盛行。每年秋冬季,成千上万的男女社员一字排开地挖河筑堤,那叫一个壮观,然漫漫长夜则让大家都寂寞难耐。每到此时,胡光学便成为他所在工段的“及时雨”,《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讲得是神采飞扬,引来人头攒动,热闹非常。那时候,他可是工地上的大名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对《红楼梦》评点得入木三分,于众多的红学探讨路数中另辟蹊径,时有真知灼见,并因此在徐淮一带的文化界小有名气。红学大家冯其庸还曾托苦禅先生的弟子、萧县书画家薛志耘带讯,邀请胡光学晤面。
胡光学喜爱书画,常在书画家间走动,得以结识了很多书画界的朋友,刘惠民、萧龙士、欧阳龙、王庆彬、薛志耘、周本信等人都是他无话不谈的挚友。
在“文革”最为惨烈的年代里,他还曾冒险为“地主分子”刘惠民藏匿其家传的唐寅山水、祝枝山隶书大卷。有一次,在“造反派”焚烧如山的书画文物时,胡光学大着胆子趁乱抽出烧残的一轴,忐忑不安地急忙携至家中,打开一看,才发现竟是当代大家李苦禅的一幅四尺花鸟,款为“清音笼翠响”,“响”字下边的年款被烧掉了。扼腕叹息中,他贸然修书苦禅先生,因之结下了一段不解的情缘。两人先后通信十数封。1975年夏,苦禅先生致信胡光学曰:“光学同志:手示接读,尽悉乡社佳况,为慰!前寄拙作,略作至友纪念可也。弟年已七十有八(虚岁),书画旧业已告结束,而况国家亦不需要旧文艺。我自前年已退休,上月我爱人慧文亦退休,每日去医疗旧疴。我每日去公园锻炼活动。今春间,我曾去合肥小住,其间与龙士兄合作数纸,曾云今暑假拟想来北京。八十五岁老人,出门亦太不宜。北京画界诸老友日渐稀少寥落,多青年以及工人同志创作新国画,如雨后春笋,正兴荣发展耳。曩有老友刘惠民,亦多年不通音问了,其书画资致胜于平常。庆彬老弟到社里学习锻炼,终日相伴,亦大乐事也。我七一年曾到队里学习劳动,不断与社中老乡辈谈欢,因我幼家贫,庄稼事尚不隔漠,并亦能操作耳。刻北京干热异常,想萧县亦近然,诸多注意健康,并及阖第健安。庆彬弟同此。弟禅顿首,六月卅日。”(见下图)这封信,我曾经拜观过。再三诵读,我分明感受到了苦禅先生对书画艺术的眷恋,以及因社会不公、命运捉弄而产生的无奈、伤怀,而更多的还是对朋友的无限深情,字里行间溢出他质朴忠厚、耿介正直的秉性。在此,我觉得有必要简要介绍一下苦禅先生的这封信中写到的几位人物。“龙士”,萧龙士,原名品一,安徽萧县人,斋名墨趣斋,堂号百寿堂,早年与苦禅先生同师白石先生,画兰高手,被苦禅先生誉为“全国一枝兰”。苦禅先生在自己早已逾古稀之年时还要远赴合肥与萧龙士聚首,并且“合作数纸”,其中自然有退休后产生的彷徨、苦闷的原因,但更多的还是因为对老友的惦念和对书画艺术的眷恋。“老友刘惠民”,书画大家,尤擅草书。
上世纪40年代,刘惠民在北京与苦禅先生常相聚首,书画、京剧为两人共同嗜好,且两人性情亦相近,许为知己。苦禅先生写这封信时,他所挂念的刘惠民正蛰居乡间,受到“革命群众”的监管,忍辱负重,一顶“地主分子”帽子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所幸,刘惠民成功熬过“文革”,研习书画不辍,直至1999年去世。“庆彬老弟”,王庆彬,苦禅先生的学生,在萧县文化馆从事书画工作。苦禅先生写这封信时,王庆彬正下乡在安徽“农业学大寨”的典型郭庄大队“劳动锻炼”。苦禅先生的这封信用元书纸写就,乱石铺街的行草书体。当时,先生的心扉完全打开,随心绪情致,向一个远在千里之外的乡间老农、质朴老友尽情倾诉,读来让人感动不已。时至今日,这些信实已为珍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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