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书画鉴定专家
职业书法家究竟是什么角色
如果我们依旧把1949年前后的中国,分成“旧中国”和“新中国”,那么显然,职业书法家是新中国的产物。
近现代书法史告诉我们,职业书法家从来没有进入体制化的范畴,因此,专以写字谋生的书法家不会有规模、有秩序地出现。一些不得志的读书人,或依靠点滴笔墨换来几句赞美,或者换来些许干禄,也是偶然中的偶然。
中国的读书人,首先期待体制的垂青。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社会里,被赏识、被提擢、被委以重任,自然成为读书人的一种梦想。可是,这样的梦想极其脆弱。在缺乏制度保证和法律保护的等级社会里,读书人的选择是被动的,是没有自由的。
书法家基本是这些读书人中的一部分。他们凭借十几年、几十年的寒窗苦读,有的青云直上、贵为人臣,有的名落孙山、郁郁寡欢。贵为人臣者,便有一副自得自满的笔墨;郁郁寡欢者,笔下少不了荒寒与凄清。
新中国创造了新的体制,新体制提供了新的可能。当就业、民生、权益、自由等成为“普世价值”时,任何人没有权力轻视人的生命和人的选择。于是,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政体、一个强调共和的国家,必须为每一个人提供公平发展的机会,尽最大的可能为每一个人提供生活保障。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这个由公共财政覆盖的社会团体,是党管文艺的体现。既然纳入了国家体制,人员、编制、资金等就有了相对的保证。可以这样说,真正意义的职业书法家的出现,与中国书法家协会暨各省、市书法家协会的成立息息相关。有了机构,有了编制,有了投入,以书法为职业的人就有机会出头露面了。
王世杰书法作品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毕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书法的职业化或职业化的书法并没有形成规模。某些职业书法家附庸在所谓的社会团体里,日子并不好过。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全社会形成了巨大的书法需求,书法家们改变了尴尬的处境,一夜之间变成了成功人士。
艺术作品的市场化,教育的产业化,让人们对书法另眼看待了。大学的“大跃进”,没有忽略书法,于是,书法博导、书法博士、书法大师、书法巨匠,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文化书法、艺术书法、新书法等诸多新名词,如大海中的泡沫,此起彼伏。
职业化,遗憾地扭曲了书法。
职业化的益处,就是给一些写毛笔字的人提供了就业的机会。我曾就吴冠中提出的“取消美协”、“取消画院”之说发表感言:中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我主张在一定的时间内,让一部分书画家纳入公共财政的覆盖范围是有依据的。公有制的社会体制,使财政的大部分收入作为了国家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支出。书画家在庞大的吃“皇粮”的队伍里,仅是“沧海一粟”,吃上一点儿“皇粮”,对国家财政不会构成威胁。相反,国家财政每年的行政费用,以及所报销的房款、车款、烟钱、酒钱等等,与包括书画家在内的知识分子所耗是不成比例的。
我赞成书法家的职业化,但我也看到了职业化书法家的弊端———对书法艺术单一的解读、文化修养的欠缺,直接导致了当代书法作品审美价值的降低。
于此我提出这样的问题:职业书法家究竟是什么角色?
我从自己有限的调查中获知,许多名声显赫的老一辈书法家并不是职业书法家。他们要么是学者、教授,如马一浮、饶宗颐、蒋维菘、启功等;要么就是作家、诗人,如郭沫若、台静农、沈尹默、周而复等。他们的书法建立在丰厚的文化积淀之上,是他们与中国文化的心灵之交,所以他们当然不屑于以写字之能作为人生炫耀的资本。
再看看眼下的书法家和书法学者。前者沉迷于笔法的分析,着眼于形式的变化,追求突出的视觉效果,把文化氤氲的书法解构成线条的组接、墨色的变化;而书法学者“一心向古”,在考据上大做文章,似乎书法问题仅仅是“考据”问题。
这些书法家的文化笑话可以编一本书了,难道我们还不清醒?
现在我的问题有了“答案”:书法家就是会写字、能写字的人,甚至不具备对文化问题的一般判断。
当代书法家再也不是可以读懂古今、学贯中西的读书人;再也不是赋诗作文、悲悯天下的文化人。该怎么办?一,书法家协会不要一味依靠展览证明政绩,需要耐心反思自己,倡导读书,让学习的风气弥漫书坛;二,剔除“金钱拜物教”对书坛的影响,让书法家树立健康的文化理想,培养良好的文化趣味;三,关心民族的命运,关心环境,做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
很有可能以上三点建议被当成笑话,很有可能这样的追求就是一种悲剧。在史无前例的浮躁中,我当然知道自己的处境。但,我愿意做一个玩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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