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艺术鉴藏：书画名家沙俊杰作品欣赏
读邓石如、黄士陵、韩天衡的同文印
如何面对传统文化,是每一个学艺者都要思考的问题。清代篆刻家邓石如、黄牧甫及当代印坛的韩天衡,在面对传统文化时均采取了意与古会、食古化今的态度。有趣的是,他们都刻有“意与古会”印以明心志。
邓石如(1743—1805)原名琰,字顽伯,号完白山人,又有完白、古浣子等别署。安徽怀宁人。篆刻开一代新风,世称“邓派”,也有称“皖派”。
邓石如的“意与古会”印(见图一),可谓是“刚健”与“婀娜”的极致。“刚健婀娜”是邓石如为罗聘刻“乱插繁枝向晴昊”一印的边款语。他说:“两峰子画梅,琼瑶璀璨;古浣子摹篆,刚健婀娜。”这是他对自己篆刻风格的概括。刚健与婀娜是一种矛盾,是一种博大的恢弘的气度,是一种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的和谐与统一。他把辩证的美学观运用到印章上,从此使他的篆刻有了新的目标、新的起点。这方“意与古会”印是为毕兰泉所作。毕兰泉,名梦熊,字庶男,江苏丹徒人。此印是文人之间翰墨交谊的见证。毕兰泉对邓石如的印极为欣赏,当他得到此印后,情不自禁地写下铭文,嘱邓石如刻在印顶之上:“辛丑秋,余寓广陵,石如赠我以印,把玩之余,爱不能已,用缀数语,以为之铭:‘雷回纭纷,古奥浑茫;字追周鼎,碑肖禹王;秦欤汉欤,无与颉颃;上下千古,独擅厥长。我为郑重,终焉允藏。’兰泉仍索古浣子作字。”这里的“字追周鼎,碑肖禹王;秦欤汉欤,无与颉颃”,是对邓石如篆刻的极高赞赏。
邓石如在篆刻史上的意义是他实现了“印从书出”的理想。清魏稼孙在《吴让之印谱》跋中说邓石如“书从印入,印从书出,其在皖宗为奇品,为别帜”。“印从书出”本身就意味着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他以自家书体入自家印,从根本上解决了以往那种视篆刻为“摹印”的观点,摆脱了一般印人在创作过程中无法避免的“借瓶装酒”的痛苦。在他之前的篆刻家,形式与内容一直处在错位与分离之中。“印从书出”是以自家的刀法刻自家的书法,实现了书法、篆刻一元化的创作过程。邓石如在章法上还提出了“计白当黑”的理论。他说:“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通风,计白当黑,奇趣乃出。”他的这一美学观是将朱与白、疏与密、多与少、方与圆等对立的范畴做全盘的考虑,以求得全印的和谐。
黄士陵(1849—1908)字牧甫,一作穆甫,号倦叟,安徽黟县人。在浙、皖两派之外另辟蹊径,对篆刻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开“黟山派”。
黄牧甫的“意与古会”(见图二)为白文,横画取斜势、左高右低造成了此印的动态。他善于在长线中佐以短线或者点,在疏朗中求其紧密。他的另一方“意与古会”印(见图三)为朱文印。他一任横画尽情铺排,以产生博大之气。为数不多的几条竖线在悠扬的旋律中打着愉快的节拍,尽显线条的优雅与净洁。这种美是由其刀法特点所决定的。黄牧甫从赵之谦的作品中得到启发。他说:“赵益甫仿汉,无一印不完整,无一画不光洁,如玉人治玉,绝无断续处,而古气穆然,何其神也。”他创造性地改用薄刃锐锋,以轻行取势,终于创造出平整光洁、方刚朴茂的风格,与前辈大师拉开了距离。这是一种“既能险绝,复归平正”的朴素之美。因此,他说:“汉印剥蚀,年深使然,西子之颦,既其病也,奈何捧心而效之?”他以光洁净匀、挺拔妍美的风格,为我们塑造出吉金之美,改变了过去人们对汉印斑驳是正宗的认识,使人们开始重新认识汉印的浑厚与质朴。
韩天衡1940年生于上海,江苏苏州人。号豆庐、近墨者、味闲。现任上海中国画院顾问、西泠印社副社长等。被沙孟海先生誉为“为现代印学开辟一新境界”的篆刻家。
韩天衡的“意与古会”印(见图四)是一方朱文印。韩天衡是当代颇能做到“意与古会”的篆刻家。他以对传统的生发奠定了自己在印坛的地位。他印宗秦汉,广采博征,又复归秦汉。他对篆刻认识的基点是对古代篆刻艺术传统精华的崇尚,而不是对形的模拟。因此在创作上,其新的理念既能够与上一辈印人的审美观进行承接,又能以较新的形式对当代青年印人施加影响,以达到与其共鸣的目的。他说:“继承和创新是断绝不得关系的,继承时不忘创新之旨,创新中不忘传统佳处。即使是寻路攀珠峰的勇士,也务必参阅前人走过和绘制的图舆,探索中重视前人提供的有价值的导游图,至少可以减少盲目性,防止走悬崖。”(《乐趣多在探索中》)韩天衡的意义在于,在学习篆刻的奇崛道路上,他为我们绘制了一张图舆,告诉我们如何对待传统、如何深入传统、如何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韩天衡善于经营印章的各种形式,注重空间切割的精密与“计白当黑”的严谨。在红与白的精心推度中,他的印章呈现出一种具有装饰意味的形式。
他把形式植根于情感的深处,通过线条展现生命的运动,描绘出心灵的图画。
邓石如、黄士陵、韩天衡的“意与古会”印虽题材一致,但却各有意趣,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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