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收藏：蒲松龄画像印章之谜
入印文字的“守”与“变”
一
般说来,篆刻所用文字皆为篆书,因而“篆刻”实乃“刻篆”是也。然而篆书毕竟与印面所用文字有所区别,必须经过“印化”才能入印。如果直接将《说文解字》中的篆字搬来,势必不协调。当代发掘出土的资料越来越丰富,印人的审美意识得以拓展,在入印文字方面也悄悄发展变化着。实际上,自明、清以来,印人的创作已不再局限于缪篆一路。“印从书出”的思想自邓石如提出后,经过赵之谦的开拓和黄士陵的发展,逐渐演变成一种潮流。民国时,已有印人尝试以甲骨文和金文等入印。当下印坛,越来越多的人尝试以隶书、魏碑、唐楷,甚至行书、俗字和简化字等篆书以外的字体入印。
有关“入印文字”的概念,这里有必要加以简单说明。在使用“书体”、“字体”等概念时,常会出现交叉的情况。但它们在表达上还是存在细微差别的,所以笔者避分歧,统称为“入印文字”。时至今日,在入印文字方面,尚有一些争议问题亟待解决,如大小篆混用、不同形制的古玺文字互相穿插、甲骨文创作中借用金文或者“生造”和多种书体杂糅等。笔者以为,目前的篆刻创作可以概括成三条线。一是在篆书范畴内拓展。这中间,除缪篆外,还包含甲骨文、金文等。二是篆书范畴之外的拓展,如以隶、楷入印和以俗字、简化字入印等。三是在相同书体的不同风格上进行尝试。如以隶书入印,主要取《好大王碑》、《石门颂》、《曹全碑》、《孔宙碑》、《张迁碑》等;以楷书入印,主要取《爨龙颜碑》和《爨宝子碑》等。
“鲜民”(图一)
如果说,唐、宋、西夏等印章中入印文字的变化主要是由篆、隶书失落,行、楷书兴起所致,那么清代金石考据的勃兴,则是入印文字走向多元的关键因素。这一时期,印人的视野一下子变得极为开阔,很多人集书法、篆刻于一身。
以多种文字入印,首推赵之谦。赵氏立志为“六百年印家立一门户”,但因过早封刀,遂留下了遗憾。黄士陵受赵之谦启发,探索更为广泛。虽以多种文字入印,但风格却非常统一。黄士陵以泉币文字印“万物过眼即为我有”表明了自己的心志。“鲜民”(图一)以碑版文字入印,经过“印化”处理,章法十分安详,在形式构建上避免了单一化,展现出文字的石上之趣。其以隶书《朱博碑》入印的“光绪十一年国子学录蔡庚年校修大学石壁十三经”,全印二十多字,堪称“神品”。应该说,黄士陵对入印文字的探索是最着力的,按时下说法,则可谓已达到“历史新高”。正是他的筚路蓝缕之功,后启骧骏,使篆刻的艺术性越来越丰富。
“金真子”(图三)
笔者发现,一些特殊的碑刻文字备受印人青睐,常常成为入印首选。《天发神谶碑》虽被看做是碑刻中的“牛鬼蛇神”,但它对后世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齐白石的篆书和篆刻皆可看出借鉴《天发神谶碑》的痕迹。《赵之谦印谱》中有一方代表作“丁文蔚”印,在刀法方面对该碑也有创造性的运用,但没有完全保留原碑的文字形态。直接以原碑文字入印的有徐三庚和黄士陵。
“惟庚寅吾以降”(图二)
“惟庚寅吾以降”(图二)和“金真子”(图三)为徐氏所刻。前一印“印化”之功尚显不足,后一印极佳。
“鲲游别馆”(图四)
黄士陵所刻“鲲游别馆”(图四)安详自然、形神兼备。徐三庚印风因花哨恣肆遭到很多讥评,但他的先行意识却是后世诸多篆刻家所不及的,如尝试借鉴封泥、肖形印的创作,以隶书和《天发神谶碑》等入印,皆很可贵。这些探索与徐氏的职业化生涯有关系———其目的是为了满足不同客户的要求。
这在无形当中对篆刻的发展产生了开创性的影响。
“唐宋元明写经之室”(图五),
一代有一代之风尚。汉印以缪篆入印为主,尤其是白文。唐、宋时期对于入印文字进行了关键性的变革。现在看来,最初变革的目的不在印章本身,近代以甲骨文和金文入印则是有意识、有选择经营的结果,是一种突破。黄士陵以金文入印,有独创之功。他的“婺原俞旦收集金石书画”一印穿插避让,大小相宜,极尽变化之能事。也有以汉金文入印的,如“唐宋元明写经之室”(图五),简洁明快、方圆互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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