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画：钟以敬浙派承前启后者

钟以敬浙派承前启后者

西泠印社之名已有横匾竖牌,尚缺摩崖刻石。钟以敬沉默片刻,提笔在石壁上题写了“西泠印社”四个小篆大字。吴潜乃刻碑高手,随后即取铁锤钢钎将其凿制成刻石作品。

钟以敬出生于一个儒商家庭,广有资产,在优裕的环境中,他受到了良好教育。他少年时异常聪慧,读经书过目不忘,对书画艺术和金石碑帖很感兴趣,但其篆刻艺术全然凭籍自习。

钟以敬 篆刻释文:摩诘后人

钟以敬所处的时代正值浙派篆刻风靡杭城,读书人家家篆籀,人人操刀。他临遍了所能搜集到的夏商周鼎彝铭文、秦汉碑碣和瓦当砖记及李斯、蔡邕的手迹,又特别对《天发神谶碑》下了苦功。钟以敬研习刻印先从西泠八家的黄易、奚冈入手,再学赵次闲、陈秋堂的印风。经反复摹刻,又吸收赵之谦与徐三庚的特色,到弱冠之年,他已尽得诸位前辈的神髓。由于家庭富裕,钟以敬并不靠刻印谋生。为朋友同好刻印分文不取,篆刻全凭个人的兴趣。《广印人传》称他“刻印宗浙派者,当推巨擘,刻竹亦精雅,摹金文者更胜”。

除了刻印,钟以敬还是位才华横溢的竹刻家。他刻的扇骨存世者有上题“拢翠探春”,落款“矞生写刻”,下刻一仕女,婀娜多姿。衣褶线条流畅宛转,细若游丝。背景梅花盛开以写意笔法处理,作者自绘。另一枚为刻行楷诗“冒冷探春踏雪行,翩翩凫猒翠裘轻,低徊欲向凝心问,卿是梅花第几生?”其书写属传统笔法,章法疏朗规整,字体秀雅绝俗,又运刀娴熟老到,富文人气息。两枚扇骨书画俱佳,不失为箑中精品。

钟以敬的人生大逆转起始于钟父的离世。一心向艺的钟以敬没有接受过治家和管理产业的培训,于意外与惶恐参半中当起了钟家的掌门人。然所遇非人,在酒肉朋友的带领下,他开始频繁出入茶楼酒肆,在一迭声的“钟大老板”的热呼中迷失了自己。到上海后,更是变本加厉,败光了家产,母亲趋势,妻子与之离婚,最后他只能寄居在上海的一所寺庙中,此刻的他感到世态炎凉,自己的荒唐。他给自己起别号“窳龛”,是粗劣败坏的意思,其内心的悔恨尽在不言之中。

身为金石鉴赏家兼同乡的褚德彝怜其遇人不淑,惜其才华,与汤勉斋一起前往上海寻找。褚德彝原名德义,为避宣统讳更名德彝,字松窗、号礼堂。褚德彝书宗褚遂良能得其渊源,隶书学礼器碑且功力深厚。他篆刻初师浙派,后精研秦汉印,所作挺秀苍劲。有著作《金石学续录》、《竹人录续》和《松窗遗印》等传世。因多次寻找不着,褚德彝在报上刊出寻人广告,后有人提供线索,他们才在一所小庙中见到了形容枯槁的钟以敬。爱才的褚德彝十分痛惜,他诚恳相劝,钟以敬只是不应。褚德彝和汤勉斋强拉他入附近的酒店,一边喝酒一边劝钟以敬重新操刀,刻印刻竹以养活自己。或许触碰到了神经痛处,钟以敬哇的一声哭了,边哭边说在上海已无颜见人,他要回杭州去。褚德彝探得钟以敬实情,于是将他带回杭州,替他租房安顿,又去各大画店扇庄为他挂出润例招揽刻件,让他重新开始自食其力的从艺生活。

钟以敬开始是忐忑的。他怕自己名声不好,没有人请他刻印写字。可这世界上又不时能遇到机缘巧合。开始时鲜有委托刻印者,可他的篆刻技艺引来了一位爱好印艺的年轻人,那就是日后成为西泠印社创社四君之一的王福庵。王福庵(1880—1960年),原名寿祺,后更名禔,字维季,号福庵,以号行。王福庵自幼耳濡目染,一心向学,对金石书刻的癖好深入骨髓。他曾说自己年仅12岁时即沉醉于玩刀弄石,甚至被父辈苛责,恐其荒落举子业。他却性近嗜深,爱好印章, 见丁(敬)汪(启淑)两氏印谱,辄心仪焉,明知有荒废学业的可能,却仍然乐此不疲。

钟以敬其时虽负盛名,但对后学王福庵却热情勉励,真情相待,遂结忘年之交。其在 “庶有达者理而董之”一印的边款中刻道:“王子福庵嗜金石,工篆分,而于猎碣尤得古奥之致。己酉孟春摘许书后序语属钟敬治印”。王福庵与钟以敬的交情极深,友谊在师友之间。王福庵的这种态度也使得西泠印社其他三位创社人对钟以敬的篆刻艺术十分钦佩,所以在西泠印社最显眼处的社名石刻是钟以敬之作。而且,王福庵的《麋砚斋印存》第三至五卷全系钟以敬为其所刻,有80方之多。

民国初年的印坛上出了个奇人齐白石。由于他在《白石老人自述》中有“刻印,一刀下去,决不回刀”,“他们这种刀法,只能说是削,何尝是刻印”“篆刻是风雅事,岂是拖泥带水做得好”等语,引起了篆刻界就刻印是否要整修的争论。当然,修与不修要看各人的风格。像齐派印,或可以不修,如系工整精细的印,则非修不可。作为造型艺术之一的篆刻,怎么刻成的——用什么刀和什么刀法、修与否、做与否,各有家法,不必深究,只要艺术效果好就行。一般来说,与其强调不修而粗率,不如略修为佳,但修要恰到好处,避免过分。年轻的王福庵也关注到这个关乎篆刻审美的取向之争,他的观点是略整修为佳。王福庵常常出石求刻,但又担心钟以敬过分修改而有损韵味,所以每当刻至恰好时即袖印而归。为了不让钟以敬觉察,王福庵多半用其他事情转移注意——如出外购物或请客喝酒等,事后再让钟以敬补款。王福庵读过袁枚的《随园诗话》,内里也有类似的意见:即认为诗不可不修,也不可过修。不修恐其粗率,过修恐其机窒。修来修去,连原来的灵气与天趣也修掉了。

奢靡荒诞远去,钟以敬静下心来,冲切剔刓潜心创作,并迸发出不绝才思,总结从艺感悟。他给艺坛留下了《篆刻约言》《窳龛留痕》《印储》三本书,成就了其清末民初的名家地位。

1935年,张鲁盍辑其印稿,汇为《钟矞申印存》。书前有王福庵序,曰:“余与钟君订交,年未弱冠。见君性情孤介,当时达官贵人闻其名,欲延揽之不可得,故落落寡合。虽贫甚,能自适其适。谓独行之士,不为过焉。工诗文辞,峭洁如其人。其刻印以赵次闲、邓完白为宗,工力渊邃。吾浙八家之后,君其继起者也。”

钟以敬印艺达到如此高的境界,于印学理论上亦自有建树。他所撰《篆刻约言》虽非长篇大论,多系探究得失之言。例如“近时名流,辄侈言高古,诩诩然自矜所学。不日摹三代古玺,即曰仿两汉泥封,斑驳缺蚀,索隐行怪是从。不能学西子娥眉秀劲,而作东施之捧心效颦也。余无取焉”。钟以敬所刻印章之边款中,亦时有论印之碎锦。如《竹素园》一印之边款云:“篆刻一道,当以效法秦汉为上。元明人非不佳,去浑朴苍劲远矣。吾杭自龙泓丁先生之后,得刻铜遗意者,唯秋景庵主人。其篆法、刀法,皆有所本。余作殊乏师承,东摹西仿,固无足观。己丑秋九,我兄以佳石索刊。余忘其顽劣,漫为奏刀。尚乞有道匡我之谬,则幸甚。烟萝弟敬刊,记于今觉盫。”钟以敬尤善小字款识,堪与陈秋堂比肩,尝应王福庵之请刻“庶有达者理而董之”一印,三侧边款刻《说文·后序》语,凡二百八十余字,银钩铁画,精致绝伦。

或归咎于早年的荒唐,或是其家庭遗传基因的缺陷,钟以敬身心憔悴,50岁就谢世了。在其所刻的“福庵书翰”一印之侧,王福庵补款曰:“越生社兄为刻此印未及署款已归道山,丁巳冬日福庵补记,时距公殁正一祺矣。”又在其篆毕未刻的“麓山游客”印的边款上,王福庵补字曰:“越生为余篆此印,未及奏刀遽归道山。今于遗箧中检还亟刻成之,丁巳二月福庵记。”

钟以敬是清末民初时期浙派印风承前启后的代表人物之一。他通晓印制类别、源流体制,说来如数家珍,每每总能给同道中人排疑解惑。其篆刻风格含蓄庄重,自有一种精整隽雅之神韵。钟以敬以西泠诸子为法,以邓石如为宗,有着海纳百川的胸次。他通过分解与综合,触类旁通,形成自家面目,表现出“无一笔无来处”的深厚功力。他将苍浑的刀法化为劲逸轻灵的运用,用刀去表现书法的意味,把刀痕藏入笔意之中,把浙派传统碎刀波磔生辣的印风推向一个蕴藉渊雅、雍容和平的境界。钟以敬成为以叶为铭、丁辅之、王福庵和唐醉石等为代表的新浙派与西泠八家之间的传承人物。

1944年,高时敷编辑《乐只室印谱》时,清末入民国的印人,也只收录了吴昌硕与钟以敬两家。作为传浙派余绪而能有所建树的印人,钟以敬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他规模汉韵,承传西泠八家衣钵,启迪新浙派的贡献更为时人所看重。

丁辅之《咏西泠印社同人》中载吟咏钟以敬的一首,诗曰:

宗派流传儿变更,鸥波亭子一灯明。

官私大小多罗列,玉箸生文篆最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