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与石鼓文

吴昌硕与石鼓文

吴昌硕(1844-1927年),是我国近代书画印诗史上的全能艺术大师,是一位个人风格鲜明的艺术家。他的书法,特别是篆书,被沙孟海称为“名世绝品”(沙孟海论《吴昌硕先生的书法》),他的篆书“继承石鼓之遗意,扬石鼓之精神,变石鼓之体貌,入石鼓出石鼓而成自家气象,成吴氏石鼓文”,是书法发展史上的一次创新,成为篆书史上一块里程碑。

吴昌硕 节临《石鼓文》 朵云轩藏

他的绘画,以浓厚的书法和诗文功底入画,创造了独特的古拙、雄健、郁勃风格的金石大写意画风;他的篆刻,与书法艺术并进,中年钻研石鼓文等秦汉金石文字,借鉴石鼓、封泥意趣,朴茂苍劲,表现出雄而媚、拙而朴、古而今、变而正的特点,前无古人。在中国书画印史上,吴昌硕是一个通过临写《石鼓文》而推动其艺术创作并最终成就其个人艺术风貌的典型。石鼓文成就了吴昌硕,而石鼓文亦因吴昌硕的“激活”而发扬广大。

创新吴氏石鼓文

吴昌硕篆书初学小篆,远取秦篆李阳冰,近涉邓石如、吴让之、杨沂孙,中年以后从秦权量、秦刻石、秦玺、汉印、封泥、砖瓦文中汲取营养,43岁得潘瘦羊赠石鼓文拓本,便转以石鼓文为重点师法对象,从此终日挥毫临习心摹手追,一生与《石鼓文》结下了不解之缘。

吴昌硕在临习《石鼓文》过程中,不断地在用笔(线条)、结体、章法等方面进行创新,将自我体悟融入其中,个人意愿得到充分彰显。在用笔(线条)上,由瘦重圆润变中锋用笔;结体上由均匀工整变左右高低参差,内外疏密富于变化,上下大小强调形态;从墨法、章法上看,由纵横整齐、对称变参差错落、郁勃纵横、古茂雄秀的境界。从气韵上看,给人以雄壮、博大、生动、浩然的精神力量和气魄。与原《石鼓文》相比,其成熟时期的石鼓文,彻底改变了原《石鼓文》略显方正和圆匀平整的形态,充分显示出极旺盛的艺术生命力。这种《石鼓文》,已经与原《石鼓文》相差甚远,被当时人称不像《石鼓文》,沙孟海评价说:“世人或以为先生写《石鼓》不似《石鼓》。由形貌上,确有不相似处。岂止先生功夫到家,遗貌取神,用他自已的话说是‘临气不临形’的,自《石鼓》发现一千年来,试问有谁写得过先生?”

吴昌硕的篆书进入《石鼓》,又走出《石鼓》,把“石鼓体”变成“昌硕体”。从匀称规整的《石鼓文》石刻,到蓬郁厚重的吴氏石鼓书法,以其雄强朴野、率放不羁的笔触造就新的书法体势,是篆书艺术的“涅槃”和新生。

以篆书入画

吴昌硕的绘画以金石大写意著称于世,而他写意花卉画风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以书入画的结果。吴昌硕60岁后,随着篆书体的成熟,吴氏花卉显示出了自己的风貌,篆籀笔法,金石韵致成为其花卉精神之所在。无疑,《石鼓文》对此种画风的形成起到了奠基作用。从构图上讲,吴昌硕对于画面的经营,如同他书法一样力求新意。如梅花、牡丹、玉兰等题材画作的布局,不论横幅或立轴,对角斜势,左右穿插,疏密揖让,错落有致,这受其石鼓文篆书体势影响所致。

从笔法上,吴昌硕继承了文人画“以书入画”的传统,认为古篆籀是中国绘画的活水源头。他在《西泠印社醉后书赠楼村》诗中云:“奇书饱读铁能窥,蜾扁精神古籀碑,活水源头寻得到,派分浙皖又何为?”在题《李晴江画册》“直从书法演画法,绝艺未敢谈其余”,《挽兰匃》“离奇作画偏爱我,谓是篆籀非丹青”,以书入画,特别是以《石鼓文》篆书笔法作画,使其写意花卉中呈现出一种雄浑拙朴、苍劲古厚的风格。

在线条上,吴昌硕汲取《石鼓文》笔法那种古奥厚重的线条,使得他的绘画格调高古、前无古人,他融书画于一体,二者互惠,又将画法融入书法、使得石鼓文、行草书坛均呈现出大写意的风貌。

更重要的是在意象上,吴昌硕在日复一日的临写中,体悟到超越《石鼓文》表像而蕴藏的精神、力量、气息,找到了情感抒发的契合点,他65岁时曾说:“余学篆好临《石鼓》,数十载从事于此,一日有一日境界。”这种境界就是领悟到了秦汉碑碣、石鼓文的精、气、神,在写意花鸟画中得到充分体现:重气尚势,以浑厚豪放为宗,可谓是“苦铁画气不画形”、“不似之似聊象形” “直从书法演画法”,以书、印入画,真气弥漫、大气磅礴,观之动人心魄。

独特的石鼓文风格篆刻

在诗书画印中,吴昌硕篆刻成熟、成名时间最早。篆刻是书法和镌刻的结合,而尤其首重篆文,篆文书写的风格直接影响到篆刻的风格。中年以后,由于吴昌硕对石鼓书法造诣的日渐加深,他把《石鼓文》篆书创作的结体、线条、气息特征运用到篆刻上,参以碑版鼎彝治印,不袭陈规,变化万端,加之用刀大胆,气魄宏伟、雄深奇肆有雷霆万钧之势,从而形成浑朴高古、气势磅礴的独特风格。吴昌硕从一生临写的《石鼓文》中求得古茂的风貌,并把汉砖与石刻的残破、浑厚与封泥中边栏的变化巧妙地融入印面,浑然天成,产生一种金石味的“破铜烂铁”之趣。其《石鼓文》书风对印风的影响十分明显和深远。

总之,吴昌硕以《石鼓文》的形式和精神入“书”、入画、入篆,体现了其深厚的文化修养和艺术天赋,在近代国画衰败之时,实现了中国画内部的衍变,身体力行地继承和坚守着具有民族特色的文人画传统。他是在中国新旧文化交替的历史背景下,对于传统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创新的关键人物,是金石画风晚清过渡到民国的主要继承者,在近现代画坛,其地位与影响力无人能与之相比。

吴昌硕以一己之力和毕生用功,改变或者说开创了《石鼓文》的新面目,并融会贯通到他的诸种艺术载体上,通过改造传统形式语言来表现当下的情感生活,拓展了审美的表现形式,为中国传统书画印艺术表现语言的丰富做出了独创性的贡献。在对待传统上,他提倡化古为今,反对一味摹古、食古不化,他说:“今人但侈摹古昔,古昔以上谁为宗”,并主张“古人为宾我为主”,把学古和创新融合为一体。对他来说,临写石鼓文不是对原物的摹仿,而是寻找自己书风转换的一个过程。几十年的勤奋悟道,同时又具备打碎揉捏再创造的胆魄,凭借自己的才华、学养、气概,踏平荆莽,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吴昌硕在艺术创作中的这种探索与思索,也为我们乃至整个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范例。在研究其艺术特征与成就的同时,他的努力与探索也为当下我们如何看待文化遗产及如何推陈出新提供了不同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