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作品：记内蒙古画家彭义华
被遮蔽的19世纪学院派1
作品是时光鲜活的证据,从本期“赏析”开始,徐芒耀将分享精选的19世纪欧洲学院派作品,以期这些作品为我们讲述那段19世纪艺术史,讲述一种与你我过去印象中不太一样的新可能。
19世纪的欧洲,工业革命促成技术与经济上的进步,各种自然科学学科,如物理、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等皆逐渐成形,并影响到社会科学的诞生与重塑。而在艺术方面也充满革新的力量,印象派绘画划时代地出现,影响遍及欧洲,并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地,使西方艺术史的“航线”发生了重大转折。
德拉罗什(Paul Delaroche,1797-1859年) 1554年简·格雷在伦敦塔被处决 246×297cm 1834年 英国国家美术馆(伦敦)
这是我们概念中早已熟知的西方艺术史。了解艺术史的朋友或许也知道,在彼时,印象派画家在当时的官方艺术沙龙是不受重视的,真正受到官方认可的是当时以新古典主义为主导的“学院派”艺术家。然而时至今日,当时的“反叛者”——莫奈、雷诺阿、毕沙罗、西斯莱、德加、塞尚已成为写入艺术史的那个时代的标杆,成为耳熟能详的名字。但是我们是否有这样的疑问,西方艺术的风格就这样割裂般地发生了彻底转变吗?
上世纪80年代,徐芒耀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出国交流的艺术家。在此期间,参观欧洲美术馆、博物馆的过程中,他看到了19世纪艺术史的另一种可能,一种延续了学院的写实风格。但当直面这些作品时,却发现梅索尼埃(Meissonier)、博纳(Bonnat)、德拉罗什(Delaroche)、杰罗姆(Gerome)、达仰-布弗莱(Dagnan-Bouveret)、布格罗(Bouguereau)、卡巴奈(Cabanel)、柯尔蒙(Cormon)、莫洛(Morot)、勒帕热(Lepage Lhermitte)、布雷顿(Breton)、博德( Baudry)、纽维尔(Neuville)、库提尔(Couture)……这些名字如此陌生,而就是他们,曾经在官方艺术沙龙中“熠熠生辉”。
19至20世纪的法国,各种思潮风起云涌,新旧制度的转换,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美国文化的影响,造成了观念的更迭。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崛起并确立了国际霸主的地位,在其新文化的影响下,欧洲传统文化观念动摇了。以马蒂斯为首的艺术家们掌握了话语权,他们表面上是针对学院派,但从学院的历史沿袭来看,实质上是推翻了文艺复兴以来所有的传统艺术,试图把他们的名字从美术史上抹去。
艺术史确实是在“反叛”中跃进,但却是在继承中发展。对于学院派的“决裂”与“反叛”,真的可以做到“彻底”和“灭绝”吗?徐芒耀认为,实际上,“学院”的精神是欧洲文明的重要根基之一。早在2400年前,柏拉图讲学的庄园,已奠定了“学院”的雏形。至文艺复兴时期,“学院”成为知识分子谈论文化、艺术、哲学的聚会社团。达·芬奇的推动,使学院逐渐成为一种集艺术、科学、哲学、神学等内容,传道授业的场所。至19世纪,欧洲艺术学院已产生详尽的科学的美术教学体系。19世纪下半叶,学院派对造型的理解基于里歇尔的解剖学,将和古典时期对理想人体美的追求渐渐转向注重真实的、视觉可见的科学人体,在绘画技巧上也将欧洲写实绘画语言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同样在这一时期,外光写生已经是当时欧洲美术学院的必修课,许多学院派画家的创作是直接面对户外实景写生的结果,描绘外光并非印象派的专利。
在大量资料的梳理过程中,徐芒耀发现,即便经历了历史种种的“颠覆与抹杀”,学院派的影响并没有断裂,依旧在持续地广泛辐射。让我们回到19世纪下半叶,当时的巴黎是世界艺术的中心,来自世界各国的优秀青年美术家蜂拥至巴黎学画,其中来自俄罗斯的列宾(Repin)在1873年到巴黎,生于意大利的萨金特(Sargent)是1874年,西班牙的索罗拉(Sorolla)是1885年,瑞典的佐恩(Zorn)是1888年,日本的黑田清辉(Kuroda Seiki)是1886年,而契斯恰科夫更是在欧洲游学10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巴黎度过,回到俄罗斯直接影响了列宾、克拉姆斯科依……据史料记载,萨金特师从杜兰,黑田清辉则师从科兰……他们的老师都是学院派画家;列宾、索罗拉和佐恩游学于意大利和法国,均受到学院派的直接影响。这些当年的学子,在学成之后成为下一个时代的中流砥柱,他们秉持着学院的精神,又融合着时代的新气息,以各种崭新的艺术面貌,走向世界。
对于历史的“误读”,或许囿于材料的不足,更或许因为对前人既定结论惯性推想,而到今日,100年前各种汹涌的思潮逐渐尘埃落定,在积淀的尘埃下,或许隐藏着另一段被“遮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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