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展览：詹庚西及其花鸟画艺术
艺术写作， 少几顶洋帽子
有两种艺术写作模式在当前的中国颇为流行,成为一些理论家和批评家乐此不疲的套路,也让很多年轻学子争相效仿。
第一种是浓浓的翻译腔,煞有介事而又佶屈聱牙。这类写作的根源来自大量夹生饭式翻译的影响。为了尽可能避免出现硬伤,不少翻译人对一些模棱两可的概念和句式干脆采取直译的方法,掩盖功底的不足。与此相似,很多理论和批评文章也染上了浓重的翻译腔调,以罗列概念和使用复杂的西语句式为能事;第二种是旁征博引式的堆砌引用,满篇的黑格尔、康德、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解构主义接受美学后现代,文末再拉出一条长长的各种参考文献,中文的、外文的;白话的、文言的;历史的、社会的;文学的、艺术的等等,颇为壮观。写一篇文章,恨不能把沾边不沾边的西方各种专家学者的名字及其观点罗列一遍。如果拿掉了这许多的引用和注释,竟然几乎看不到几句作者本人的观点,一篇洋洋洒洒的长文瞬间变得干瘪。说到底,这不过是一种狐假虎威式的写作。
翻译腔容易识破,也容易招人烦,所以被诟病已久。市场已大大缩小,因为读者的选择余地和视野大大增加,只要有一定的语言和艺术基础,要辨别李逵还是李鬼不是太难。而狐假虎威式的写作,在今天的自我包装、发表、职称评定等方面常常畅通无阻。
我曾经看过一些留洋背景的年轻艺术家和评论家的文章,从开篇到结尾,几乎每段都有一个甚至几个西方艺术家或学者的文字引用,文末则是长长的文献,可我看到最后也没看出作者自己的观点在哪里,少得可怜的自己撰写的文字基本上还是对引文的解释和复述。由于在形式上与真正需要旁征博引的文章颇为相似,所以非耐心看下去不能识别,非层层剥去其盛装不能见其原形。法国的心理学家某某说过,德国的哲学家某某写过,英国的社会学家某某的观点是……整篇文章变成了世界心理学哲学社会学大师们智慧碎片的时装秀,作者的任务就是把它们拼贴缝补成一件炫目的新装。
须知,以西方哲学史为例,从来也没有哪个学者的观点和论著被定义认为是不容置疑的。何况,大多数这类写作并没有超出所引用学者的思考范畴,不过是为它们贴附上一些经不起推敲的中国案例而已。
之所以说经不起推敲,主要还是基于中西方文化艺术语境的差异性考虑。现在很多艺术写作过于迷恋西方的学术体系和方法论,采取一种拿来主义的方式直接套用在中国当代艺术身上,偶然发现几许零星的错位或者冲突便激动不已,宛如发现了新大陆。
这种写作一个最常见的策略就是所谓的当下化,即做出一副以这些学者大家的视角诉诸当下艺术问题的姿态。用这种方式进行写作非常讨巧,既能显示作者所谓纵观中西、介入当下的文化姿态和艺术视野,又能让文章看上去严肃严谨高大上。此类文章首先是基于这样一种逻辑前提,即西方的学术体系和方法论是非常有效且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用这样一种标准来审视和评价中国当代艺术是毋庸置疑的。这当然是有问题的。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艺术在学术体系和方法论上有自己的特性,这是中国特殊的历史与文化背景长期积淀形成的,早已深入民族与文化的基因。以一种负责任的、历史的角度适当地学习和借鉴西方人文成果当然是必要的,但要知道,在西方的政治、宗教、文化和历史土壤发展起来的学术体系不可能完全适用中国的文化艺术生态。正如中国当代艺术的身份确立和话语重建,不可能照搬西方当代艺术的模式一样,中国当代艺术的理论与批评写作也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的学术成果。那些一味地迷恋西方体系和话语的理论家与批评家,说到底是源于一种艺术的不自信和文化担当的缺失,他们与那些照搬西方当代艺术样式、攫取名利的艺术家在本质上并无不同,不过是藏在一顶顶华丽的“洋帽子”下面的机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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