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和张爱玲打架 拳头落在了马思纯身上「马思纯 张爱玲小说」

大家好，张爱玲和张爱玲打架 拳头落在了马思纯身上「马思纯 张爱玲小说」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作者：北大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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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鞍华的《第一炉香》上映十天，批评文章铺天盖地。让人慨叹到底是张爱玲，热度之高，其他作家怎么也比不上。电影制作颇为用心，导演许鞍华、编剧王安忆、摄影指导杜可风、服装造型设计和田惠美、音乐监制坂本龙一等等，都是大师级人物。为何反响不佳？评论多从两方面展开：一、主演马思纯、俞飞鸿和小说人物气质相差甚远；二、编导对张爱玲的理解有偏差。可是，难道就不能抛开张爱玲的设定，大胆表达自己对爱的理解吗？何况，观众也未必都熟悉张爱玲的文字。我们不妨先说说电影做了怎样的修改，再分析改编的问题。

电影里一些不属于小说原作的细节，其实并不都是王安忆的创作，而是融入了张爱玲的其他作品。比如，在《第一炉香》小说里，张爱玲并没有在梁太太和葛薇龙之间建立起“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的对照关系。电影则设定薇龙在幻觉中看见姑母迎面走来，在身后穿过旋转门的情节，意在表达自己正在延续姑母的人生轨迹。梁太太站在昏暗的楼梯前，对薇龙似笑非笑，邀请她进入了颓废而黯淡的世界。这里的对照，尤其是后一处情节，出自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讲的是曹七巧和女儿长安的故事。小说写道：七巧立在门口，“门外日色昏黄，楼梯上铺着湖绿花格子漆布地衣，一级一级上去，通入没有光的所在。”而后，“长安悄悄地走下楼来，玄色花绣鞋与白丝袜停留在日色昏黄的楼梯上。停了一会，又上去了，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这是说长安就是下一个七巧，也将被黑暗吞没。《第一炉香》电影里的楼梯，正是铺着这样的湖绿漆布地衣。

还有一处略显突兀的情节，是薇龙和乔琪吵架：“你是外国人！”“我是你男人！”“我是你女人！我们是两个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这里化用了张爱玲另一篇小说《倾城之恋》：“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小说通过战争，叫“外国人”范柳原和“女结婚员”白流苏的心走到一起。薇龙和乔琪也想如此，却无能为力，于是歇斯底里。

结婚以后，薇龙问吉婕：“我只有这么一刹那没有人和我抢，剩下的时间该怎么办？”也来自《倾城之恋》，那时柳原去了英国，留流苏自己住大房子，她心想：“还有她怎样消磨这以后的岁月？……她管得住她自己。但是……她管得住她自己不发疯么？”

这些指涉都很巧妙，既丰富了电影的情感，又不脱离张爱玲的世界，当然来自王安忆的慧眼。只是放在电影里，却会导致两个问题：首先，这些情节在张爱玲笔下，往往是对现实的客观描述，到了电影里就变成了主观感受，把张爱玲刻意回避的学生腔带了进来，情感不免直露。其次，主人公的情感太缠绕。电影结尾，薇龙和乔琪去湾仔逛市场，大喊“我爱你，你这没良心的！”可以理解成对全片主题的确认，或是薇龙发出绝望哀嚎。无论怎样，在前面的故事里，这作为一个前提，早已得到充分的表现，现在又绕回去，结尾就立不起来。

《第一炉香》是张爱玲的处女作，我们说处女作预示着后来的作品，是说有迹象、不排斥，不是说就有足够的空间，把后面的内容塞回处女作里。张爱玲不同的作品，气质也不一样。傅雷特别欣赏《金锁记》，对《倾城之恋》就颇为不满。现在把作品杂糅进来，等于叫张爱玲和张爱玲打架，拳头却落在了马思纯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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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样的直白与痴缠，未必又不是许鞍华追求的效果。王安忆接受采访时说，许鞍华导演的要求是：“我就想拍一部爱情片，我已经到这个年龄了，从来没有好好地爱过，你要让我爱一次。”这当然是可爱而正当的要求，那么情感太满，就且当作少女的迷茫，也是一种风格。可惜电影越过了这个限度。

王安忆曾将《金锁记》改编成舞台剧，港版的导演正是许鞍华。二人这次改编《第一炉香》也呈现出《金锁记》的气质。《金锁记》被公认为张爱玲的代表作，有时会让人忽略这其实是张爱玲气质比较极端的作品。这一次电影更是变本加厉，充满抑制不住的人道主义情怀，忍不住要为人物做精神分析诊断。如果说在《金锁记》里，精神分析还只是塑造人物的准则；那么在《第一炉香》电影里，往往成了对人物不道德行为的辩护。

电影最大的败笔，就是添加了梁太太的两段回忆：一是讲她嫁人的时候，丈夫的正妻和两位姨太如何作威作福，逼她下跪；二是丈夫去世，她披麻戴孝，跟着人群踉跄，鞋跟掉了，她若有所思，转身离去。这就又回到曹七巧的故事上去了。曹七巧的确受过苦，但张爱玲并不呼吁读者对她的同情，对梁太太也是一样。小说借薇龙之口说道：“梁太太是个精明人，一个彻底的物质主义者；她做小姐的时候，独排众议，毅然嫁了一个年逾耳顺的富人，专候他死。他死了，可惜死得略微晚了一些——她已经老了；她永远不能填满她心里的饥荒。”可以想象，这话若是被许鞍华当场听了，一定要掩住薇龙的口，说：“小姑娘不好这样讲的呀，你姑妈也是苦命人，等你老了就明白了。”

相比写小说时不过23岁的张爱玲，许鞍华要宽厚得多。小说里的梁太太要钱、要爱，许鞍华还要为她争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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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义诉求还导致电影给许多次要人物以表现空间，尤其是司徒协和睨儿。电影为他们的行动增加了情感的理由，叫他们和三位主人公一样，受到爱欲的推动，不由自主。本是不同身份、立场、气质，参差对照，如今在同情心的观照下，大家都成了同类的可怜人。婚礼过后，司徒协狠推了乔琪一下，像个求爱不得的孩子。可这反而削弱了男女主角的力度。原型人物见人性，扁平人物见世相。情若凸显出来，势就黯淡下去。

电影有句台词，是薇龙叫司徒协uncle，乔琪问是谁的uncle，梁太太接话：“他是我们大家的uncle。”意思是全家都靠他养。这未免把梁太太看扁了，小说里讲得清楚，二人分明是平等的合作关系，梁太太并不叫司徒协破费。电影为了凸显薇龙的苦，先把梁太太从交际花降格成了要钱的情妇，再强调薇龙为了爱，也走上同样的路。这就对薇龙的“工作”做了道德上的强化与简化。其实薇龙的“成绩斐然”更主要是在风月场上的左右逢源，司徒协满意不算，乔琪的父亲乔诚爵士也喜欢得不行，哪里像电影想象的那样直白。

许鞍华为电影取了一个英文名：Love after love，准确讲出了张爱玲故事的内涵。如果说，这里第二个love，是天真的、痛快的、少年的爱，那么张爱玲笔下的爱情，却是其消逝以后的剩余物，也就是题目里的第一个love，不妨叫做爱的余烬。所以小说结尾写道：“薇龙的一炉香，也就快烧完了。”

在小说里，根本上支配着人物的不是爱欲，是交易。薇龙自愿替乔琪弄钱，替梁太太弄人，虽然也为了爱，却更是因为“对这里的生活已经上了瘾”。他们的感情自然比不上白流苏和范柳原，可是张爱玲早就讲过，即使是他们的婚姻，“交易的因素亦多于爱情的因素”。电影就是在这里，最大限度背离了张爱玲的世界。在电影里，薇龙要的只是爱，钱不过是要爱的手段。在一个交易的世界里，薇龙咬定纯洁的爱情不放，像一朵楚楚可怜的白莲，出淤泥而不染。

问题在于：为什么《第一炉香》的故事值得讲述？不是因为故事里的人值得同情，而是因为他们不能用简单的善恶来做评判。从道德的角度来看，他们本是水平线下的人物，然而清醒、坚决、自洽，并因此获得读者的尊重。这就是张爱玲的通透之处。他们不是一边包养少女，一边表现自己笨拙，唤起观众同情的猥琐老人。或是一边靠妻子出卖身体养活，一边又带着原始的嫉妒，撒娇说你不要去的无能丈夫。为了给人物争取爱的权利，许鞍华不得不召唤观众以道德的眼光看待电影里的人物，而他们本身却经不起审视。观众的恶感由此被催生：电影人物也许不像小说里那么坏，却让人嫌恶。

电影最大的问题，是在打破了张爱玲小说交易大于爱情的内核以后，却又保留了原有的细密的空壳。这个空壳诱使观众深入其中，试图发掘内在的逻辑，却发现导演要求他们宽恕人物道德上的缺失，和自己一道，专注体会主人公的爱欲冲动。观众自然会有受骗之感，频频出戏。在这样一个单纯的爱情故事里，张爱玲的小说已被抽空推进的层次。观众只看到葛薇龙在大事上轻易受限，又在日常中歇斯底里，因此难以进入电影的艺术世界。这才能够理解，为什么观众不喜欢这部电影的理由千差万别，不喜欢的情绪却又如此一致。（北大獾）

来源： 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