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派画家「画家徐新平」

大家好，中国现代派画家「画家徐新平」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亲蚕图(局部)

(绢本全卷51×39.7cm) 郎世宁绘

历史的回顾

从汉武帝以后，西域乃至印度和中亚的文化艺术，通过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涌进中国。当中国文明和希腊、印度的文明相遇的时候，中国大兴佛寺，建造石室佛窟，绘画佛像，雕刻石佛。在将近八个世纪的文化大融合中，中国产生了盛唐文化。外来文化的营养，外来文化的刺激，形成了内部的百花齐放。那个时期是中外美术的第一次大交流，产生了例如龙门石窟那样不朽的作品。

经过一段相当长的隔绝之后，16世纪来临。以意大利为代表的西方美术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美术又一次相遇，两种美术的融合是不可避免的。

中西文化的呼应

15世纪末16世纪初，东方和西方的文化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虽然远隔重洋，但是他们相互呼唤，觅寻。

1498年当葡国航海家华士古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时，东西方的文化正在遥相呼应。西方：意大利开设列奥纳多·达·芬奇学院；米开郎琪罗开始为罗马圣彼得敎堂创作雕像《哀悼基督》；德国画家米勒的18幅铜版画《启示录》出版。东方：中国的瓷器工艺进一步发展，江西景德镇的青花瓷成为中国瓷器生产的主流，彩瓷和紫砂器开始盛行。

1515年：西方意大利画家拉斐尔主持罗马圣彼得大敎堂的改建工程；东方中国山西建洪洞县广胜寺飞虹塔。

1545年：西方法国巴黎卢浮宫改建工程筹备动工；东方中国北京重建紫禁城的太庙。

1581年：西方耶稣会意大利籍传敎士利玛窦到澳门；东方中国青花瓷器从澳门运到葡国、荷兰。

以上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巧合，它是东西方两种文明成熟的标志，两种优秀文化虽然相隔万水千山，但是交流和融合是必然的，这是历史的潮流。

利玛窦揭开了序幕

1601年2月利玛窦到达北京，向明神宗万历皇帝进献贡品，其中有天主像一幅、天主母像二幅(即圣母像)。这三幅圣像给宁静的中国画坛带来了极大震撼。明朝姜绍闻在《无声诗史》中说：

利玛窦，携来西域天主像，乃女人抱一婴儿，眉目衣纹，如明镜涵影、蝺蝺欲动，其端严娟秀，中国画家，无由措手。

明朝顾起元亲眼看到了利玛窦本人及带来的圣像，他在《客座赘语》中说：

利玛窦，西洋欧罗巴国人也，面晳白，虬须深目，而睛黄如猫。通中国语，来南京，居正阳门西营中，自言其国以崇奉天主敎为道，天主者，制匠天地万物者也。所画天主，乃一小儿，一妇人抱之，曰天母。画以铜板为帧，而涂五彩于上。其貌如生，身与臂手，俨然隐起帧上，脸之凹凸处正视与生人不殊。人问画何以致此? 答曰：“中国画，但画阳，不画阴，故看之面躯正平，无凹凸相。吾国画，兼阴与阳写之，故而有高下，而手臂皆轮圆耳。凡人之面，正面迎阳，皆明而白；若侧立，则明一边者白；其不向明一边者，眼耳鼻口凹处，皆有暗相。吾国之写像者，解此法用之，故能使画像与生人亡异也。”

姜绍闻在《无声诗史》中对西洋画家的技艺赞不绝口，表达了中国画家和观众看到别开生面的西方绘画的兴奋激动心情。而顾起元则在《客座赘语》中详细记录了利玛窦介绍西洋画的基本知识，分析在不同光线照射下，产生明暗立体的现象，解释中国画和西洋画两种不同的观察方法和造型技巧。利玛窦虽然不是一位专业画家，但是他对中国人上了西洋画法启蒙敎育的第一课，无疑是中国美术史上新的起点和重要里程碑。《客座赘语》中那段利玛窦神父的讲话，是中国有史以来关于西洋绘画的最早记录，利玛窦对于中西绘画言简意赅的论述，被中国美术敎师沿用了390多年，时至今日还是中国人学习西画第一堂课的内容。

从序幕到高潮

和汉、魏、南北朝时西域及印度僧人携来佛画造成的第一次中西美术交流情况一样，西洋传敎士带来的圣像掀起了第二次中西美术交流的大潮，利玛窦带来的三张圣像揭开了这场交流的序幕。澳门成了东西贸易中心和文化交流的枢纽，而“里斯本澳门”的航线则成为“海上丝绸之路”。

1602年：西方，自1 7世纪初欧洲流行“巴洛克”艺术；东方，澳门开始重建圣保禄敎堂使之成为巴洛克式的建筑。

1610年：西方，一艘满载9,227件中国瓷器的船到达荷兰；东方西洋历法传入中国，李之藻参用西洋历法修历。

1681年：西方，法国路易十四参观卢浮宫绘画展览；东方。中国画家吴历(渔山)抵澳门，在圣保禄学院学习，著《三巴集》，加入耶稣会。

1714年：西方，普鲁士皇帝选皇后以600名撤克逊龙骑兵与邻近的君主换取一批中国瓷器为他的婚礼增色；东方，在北京，清宫画师意大利传敎士马国贤根据中国画家绘制的承德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原稿，制成铜版画<御制避暑山庄图咏三十六景>，开创中西画家合作的先例。

第二次大规模的中西美术交流从利玛窦揭开序幕的1601年开始，一个世纪过去了，东西方两种文化都达到了相对高级的程度，两种文化逐渐接近相映生辉。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清政府邀请，一批西洋画家到中国，掀起中西美术交流高潮，时势造英雄，中西合璧的“郎世宁画派”应运而生。

郎世宁画派的成员

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1688年生于意大利北部的米兰，1707年加入耶稣会。1714年4月11日郎世宁搭乘圣母希望号帆船从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出发前往中国，9月17日到达印度果阿，1715(康熙五十四年)7月15日抵达澳门。和所有到中国的传敎士一样。郎世宁在澳门圣保禄学院学习中国语言和习俗，取了中国名字——郎世宁。同年11月22日郎世宁到达北京，居住在紫禁城东华门外属于葡萄牙敎会的“东堂”。

郎世宁抵京后，即由马国贤神父引见进宫觐见康熙皇帝。郎世宁在康熙末年进入清朝宫廷画院如意馆，直至1766年在北京逝世，五十一年期间，创作了许多以当时重大事件为题材的历史画以及人物、肖像、花卉、鸟兽画，深得清朝皇帝的喜爱赏识。

郎世宁是18世纪来华传敎士的杰出代表，他和其它在紫禁城宫廷画院任职的外国画家王致诚(J. Denis Attiret)、艾启蒙(Ignatius Sickeltare)、潘廷璋(Joseph Panzi)、安德义J. Damascenus Salusti)、贺清泰(Ludovicus de Poirol)等人，在中国文化影响下，将西洋油画、水彩和中国画工笔重彩的艺术相结合，产生了一个中西合璧的新画派。由于在众多的外国画家中，郎世宁久负盛名，对中西美术交流页献最大，所以我将这个新画派称为“郎世宁画派”。

自清朝以来，美术史和美术评论家都把视角局限在郎世宁一个人身上。似乎郎世宁所创作的中西合璧画，祗是一个孤立的艺术现象，使读者误认为郎世宁的画风是偶然产生的，以为清朝康熙——乾隆年间只有一个洋画家郎世宁到中国单枪匹马闯天下。实际上并不是如此，一批西洋画的种籽在第二次中西美术大交流的广阔历史背景下东渡，在肥沃的中国文化土壤中扎根，茁壮成长。

中西合璧的绘画

郎世宁到北京之初，1721年天主敎“东堂”扩建，郎负责内部美术装璜设计，画了<君士坦丁大帝作战图>和<君士坦丁赖十字徽号得胜图>两幅壁画，此外还为天主敎北京“南堂”的圣若瑟学院大厅作天顶画。除了这三幅纯西洋油画之外，郎世宁在中国漫长的五十一年中，研究中国文化，向中国画传统学习，投入到中西美术融合的探索之中。

清朝宫廷设有类似宋朝画院的机构——如意馆，设在启祥宫南，凡绘工文史，雕琢玉器，装璜帖轴者，任职于斯，由大臣引荐，或因献画而召入。

乾隆皇帝博才通学，文辞风雅，他一生酷爱美术，他不仅藏画、题画，而且亲自挥毫作画。乾隆即位以后，广召人材，聚集中外画家，供养宫中，乾隆给予画家们优厚的待遇，在乾隆皇帝的策划和指导下，中西画家合作绘画，从事双向交流的创作活动，对于中西合璧的“郎世宁画派”的形成，乾隆皇帝功不可没。

乾隆在皇宫中收藏了中国历代名画，他酷爱古人绘画，对于爱不释手的佳品，常爱题诗遣兴。乾隆经常取出名画和画家们一起鉴赏，郎世宁等外国画家有幸亲眼看到中国历代(唐、宋、元、明、清)的绘画珍品，长期耳濡目染，心慕手追，使这些外国画家对中国文化的理解、鉴赏以及表现能力有极大的提高。

这些外国画家又多次随乾隆帝到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以及其它名胜游览，从中国大好山河中领悟“师人、师物、师心”，和中国画家唐岱、孙祜、沈源、张万邦、丁观鹏等合作绘画，潜移默化中掌握了中国山水画尺幅之内表现出层层叠叠，变化万千，重山复水的神奇奥妙。郎世宁在中国创作了<山水图>

郎世宁画花鸟画时向中国五代的徐熙和黄荃这二位大师的作品学习，借鉴他俩的笔法和构图，同时又发挥西洋画写实和色彩的优势，使他的花鸟画像中国花鸟画，又似西洋的静物写生画，独树一帜。郎世宁笔下的花卉迎风带露，花枝招展，千姿百态，顾盼有情；鸟禽则色彩鲜艳，栩栩如生，充满了蓬勃的生命力。郎世宁借鉴的徐熙和黄荃二位画家绘画风格不同，画史上称为“徐黄异体”，一个在野，一个在朝，不同的生活环境和社会地位，产生了不同的艺术风格。郎世宁的作品既有徐熙的野逸，又有黄荃的富贵，作为一个外国人画中国花鸟画，能达到如此成就，是值得赞赏的。

郎世宁画派以画人物和画马闻名于清朝画坛。<乾隆皇帝大阅图>

郎世宁画派对当时中国的人物画、年画、瓷画、建筑、园林艺术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西合璧的画风，成为一种双向交流的新时代特征。

郎世宁画派的贡献

郎世宁等外国画家在中国居住有数十年时光，他们在中国作画的题材范围非常广泛，帝王将相、皇亲国戚的肖像，花鸟山水，珍禽奇兽等均有涉及，尤其是他们所作的巨幅历史画，场面宏伟，人物众多，为后人留下了中国历史上重大的政治活动和战争场面。

乾隆三十年(1765)，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和安德义等外国画家奉乾隆皇帝之命，合作完成了一套描写1755年清政府平定新疆准噶尔部达瓦齐及维吾尔族大小和卓木等少数贵族叛乱的组画，这套共16幅，名为<乾隆平定西域战图>的原稿本完成后，由郎世宁亲自写信送往法国，请法兰西皇家艺术院雕版名家刻制成铜版画，印了200套。这是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件盛事。

此外，号称“天宝地灵之区，帝王游览之所”的圆明园工程，郎世宁曾参与设计。其中新式的西洋建筑和大水法都是郎世宁与西方传敎士的精心杰作，为中国优秀的园林艺术增添了新的光彩。

郎世宁还在清宫中担任油画敎师，像班达里沙、王学儒等都是他的学生，他将西洋油画传给中国学生，使他们掌握油画技巧，郎世宁是第一个在中国敎授油画的老师。同时郎世宁和工部右侍郎年希尧合作出版了第一本介绍西方绘画基本知识透视学的著作——《视学》。郎世宁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帮助中国画家学习西洋绘画。众所周知，历来中国画都采用散点透视，郎世宁到中国之后，中国画家才开始掌握了焦点透视的理论。从平面到立体，从固有色到光色冷暖的变化，这是中国绘画史上的重大突破，郎世宁画派引导中国画家进入一个新的造型艺术空间内自由翱翔。

郎世宁画派改变了几千年来中国画家和观众的表现方法和观察方法，打开了被禁锢的视野，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郎世宁等人还把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清新空气带进了中国画坛，在他创作的<百骏图>中，那三位牧马人的造型具有人文主义的色彩，和那些死板僵化的统治者相比，这些平凡牧马人的形象有血有肉，充满了人性和生活气息。

当然郎世宁画派也有局限性，由于这批外国画家长期在宫廷生活，既得到乾隆皇帝的关怀，又受到乾隆皇帝束缚和干扰，成为清王朝帝王文化的一个工具，因此，有些遵命而画的作品显然呆板僵化，这些缺乏创造性的作品败笔不能代表郎世宁画派的主要成就。

勿忘郎世宁那一代先驱者

自16世纪以来，以利玛窦、郎世宁等人为代表的天主敎外国传敎士，远涉重洋到中国传播西敎，同时将先进的西方科技和文艺介绍给中国人民，他们以百折不挠的精神，面对种种误解和偏见，受尽凌辱、拘禁、流血，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了促进世界各民族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郎世宁画派中许多画家和其它传敎士一样为中国付出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和青春，渡过了几十年的岁月，最后老死异乡，埋葬在中国。对于他们的贡献和成就，在过去的中国一直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估。

郎世宁和艾启蒙是西方传敎士中的幸运者，他们没有受到迫害，都在中国渡过70岁生日，得到丰富的赏赐和乾隆皇帝御笔题写的颂辞，他们乘坐八抬舆，由官员和乐队前呼后拥在京城内巡游。

乾隆三十一年六月十日(1766年7月16日)，郎世宁因病在北京逝世。葬于北京阜成门外媵公栅栏的西洋传敎士墓地，墓碑上刻着：

乾隆三十一年六月初十奉旨，西洋人郎世宁自康熙年间入值内廷，颇著勤慎，曾偿给三品顶带，今患病溘逝，念其行下多年，齿近八旬，着照戴进贤之例，如恩给予侍郎衔，并偿给内府银三百两料理丧事，以示优恤，钦此。

随着郎世宁的去世，郎世宁画派也逐渐失去了活力，每下愈况。之后天主敎在中国的处境越来越困难，西敎受禁，西学亦受影响，中西文化交流趋于低潮，中国又回到闭关的黑暗中。直到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在外国的洋枪洋炮的压力下开放，中西文化交流才勉强得到恢复。

郎世宁画派及其作品证明：鸦片战争之前中西文化交流基本上是平等双向的。而鸦片战争之后，直至20世纪50年代，中西文化交流出现了很不平等的单向文化输出，甚至发生了将某些西方文化强加于中国的情况。

回顾明清中西美术交流和郎世宁画派的成就，乾隆皇帝所赐予他们那些表面上的荣誉、虚衔和小恩小惠与这些画家们的贡献多么不相称! 随着岁月的流逝，驱散了历史的迷雾，利玛窦、郎世宁等文化巨人的形象更加清晰更加高大。

今天中国重新对世界敞开了大门，我们不要忘记利玛窦、郎世宁这一代先驱，对于他们历史性的功绩，以及基督敎文化，都应该有新的评价。

香妃图(布本设色油画94×52.5cm)

八骏图(绢本139.3×80.2cm)

郎世宁绘

如意骢(八骏图之一)(绢本 231×274cm)

郎世宁绘

【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