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化与韩城文化对比「韩城文化」

时间：2022-12-11 17:01:24 来源：陕西韩城旅游

大家好，元代文化与韩城文化对比「韩城文化」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前言：这不是一篇成熟的调研文章，是关于“元代文化与韩城”的资料集成。之所以要把它整理发表，是想向韩城的文史研究之“湖”抛一块不大不小的“砖”，引起专家们对“元代文化与韩城”课题的关注。下文中的每一句话都不是整理者本人的观点，是从已有著作中辑录而来。此课题为市委主要领导亲点，目标是挖掘韩城历史积淀中的元代元素，搜集整理韩城文化中的元代内涵，探索元代文化与韩城的密切联系，站在全国全球高度寻找亮点，古为今用，促进韩城全域旅游发展。

希望关心韩城发展、愿为韩城文化旅游出谋献策的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共同参与课题研究。

一、

元朝

元朝（1271——1368年），元朝从1271年建立，到1368年灭亡，前后共九十七年。元朝结束了自唐灭亡以来长达三百七十年的又一次大分裂时期，使中国再次实现了大统一。这为之后明清的长期统一奠定了基础。这时期各民族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得到更大发展，回族就是在元代形成的。元朝的地域异常辽阔，这基本上奠定了中国疆域的雏形。

元代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即初期、中期和后期。从元世祖忽必烈到成宗铁木耳是初期，这期间，采用汉族法律，初创了政治、经济和文化各项制度，呈现出向前发展的态势。从武宗海山到泰定帝也孙铁木耳是元代的中期，元代走向了衰落，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皇权斗争也日趋激烈，各地起义不断爆发。其间的“英宗新政”也仅是昙花一现，无法从根本上挽救元代的衰败之势，后来新政失败，英宗也死于非命。从明宗到顺帝是元代的后期，即元代末期，元末农民战争的爆发加速了它的灭亡。朱元璋参加了农民起义，后来成为起义领袖，逐渐扫平诸雄，重新建立了汉族的王朝——明，元朝则退出了历史舞台。

二

元朝文化

元代的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有很高的成就。各族人民在文学艺术（包括戏曲、诗歌、绘画等）、史学、哲学等方面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元曲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科学技术方面，也有许多发明创造。元朝疆域辽阔，国内各民族之间和中外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为天文、地理、农学等学科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13、14世纪的欧洲尚处在“黑暗时代”，而元代的文化科学水平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

戏曲艺术在元代有很大的发展。元曲和南戏先后出现繁荣局面。元代的元曲，是这个时期文学上最突出的成就。元曲包括剧曲和散曲两种。

剧曲当时称为杂剧，在元代极为盛行。据统计，有姓名可考的剧作家有八十多人，作品有五百多种，保存到现在的还有一百六十多种。杂剧是中国历代歌舞艺术、讲唱伎艺长期发展而成的新的戏曲形式。它把歌曲、宾白、舞蹈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综合的艺术。元代创作杂剧见于名目的共约六百多种，现存两百多种，杂剧作家有两百人左右。13世纪50年代到14世纪初，是元杂剧鼎盛时期。著名剧作家有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康进之、高文秀等，活动中心在大都，著名作品有《窦娥冤》、《拜月亭》、《西厢记》、《墙头马上》、《汉宫秋》、《李逵负荆》等。14世纪初至60年代，活动中心移至杭州，主要作家有郑光祖、乔吉、宫天挺、秦简夫等，主要作品有《倩女离魂》等。其中关、马、郑、白被誉为“元曲四大家”。散曲起源于民间小曲和少数民族音乐，分小令、带过曲、套曲三种基本格式。前期散曲家有关汉卿、马致远、卢挚等，后期有张养浩、刘致、张可久、乔吉等。少数民族作家也有许多成就，女真人李直夫创作了杂剧《虎头牌》，蒙古人阿鲁威，女真人奥敦周卿、王景，畏兀儿人贯云石，回回人萨都剌、丁野夫等都是著名的散曲家。南戏原是浙江温州一带的地方剧，宋时已盛行，元初衰落。到元朝后期，杂剧由盛转衰，南戏则得到了发展。它不像杂剧那样在折数和宫调上有严格规定，押韵和宫调都较自由，登场演唱的角色可生可旦，声腔也各有发展。现存元代南戏剧本十六种，片断一百一十九种，存目三十三种，以高则诚的《琵琶记》成就最高。

长篇小说兴起于元末。施耐庵和罗贯中分别于元末明初创作了《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两部长篇章回小说在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它们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已发展成熟。

三

元代建筑

元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国境内宋、金、西夏诸政权之间对峙的局面，实现了全国大统一。在建筑方面，各民族文化交流和工艺美术带来新的因素，使中国建筑呈现出若干新趋势。此时期大量使用减柱法，但正式建筑仍采用满堂柱网，喇嘛教建筑有了新的发展。汉族传统建筑的正统地位在此时期并没有被动摇，并继续发展。官式建筑斗拱的作用进一步减弱，斗拱比例渐小，补间铺作进一步增多。此外，由于蒙古族的传统，在元朝的皇宫中出现了若干盝顶殿、棕毛殿和畏兀尔殿等，这是前所未有的。

元代建筑在我国建筑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是宋辽金建筑与明清建筑的过渡时期。

元代木构建筑技术，总的来说，一方面沿用传统规则的结构方法，另一方面进一步发展了减柱和移柱的“大额”结构。此外，在局部上，如抹角梁的应用，也加强了结构转角部位的刚度，有利于整体结构的稳固。

蒙古统治者对于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宗教建筑相当发达。喇嘛庙在元代由西藏传播至青海、甘肃、内蒙古。元世祖忽必烈称帝，奉喇嘛教为国教。元代的西藏寺院建筑不仅在原有基础上提高了一步而且得到新的发展。

元代建筑装饰在继承宋、金的传统基础上，又吸收了中亚建筑的手法。元代也是琉璃瓦的重要发展阶段，琉璃色彩趋向多样化。元代砖雕比较盛行，元代建筑首先改造了原有的瓦条屋脊形式，替之以砖作屋脊。这一创举，大大节省了工力。从此以后，砖雕已由建筑基座部分转向屋顶以及其他部分，正式走上了建筑装饰的道路。

四

元代文化与韩城

13世纪初，兴起于蒙古草原上的中国少数民族蒙古族强大起来，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灭掉西夏和辽，蒙军前锋直抵黄河北岸。公元1229年，蒙军由龙门进入，占领韩城。

元朝（1271——1368年）共97年。从1229年底占领和统治韩城，共138年。

韩城为襟喉之地，元军占领前遇到过激烈抵抗，所以重兵驻守。忽必烈至元年（1265年），出于安全的考虑，复设桢州，辖韩、合两县，韩城县衙移至薛峰土岭，原县城成了桢州府所在地。在城中，设有“五营”驻兵，东西南北门各驻一营兵，县衙附近驻一营兵。每个营地都盖有庙宇，东营庙、北营庙至今尚存。

元统治韩城期间，为了实施对汉民族的有效统治，缓和民族矛盾，统治者采取迎合汉人传统文化的做法，把儒学定为“国是”，极力推崇儒家思想。《元史·太宗本纪》载，窝阔台在灭金战争激烈进行的同时，就下令修建孔庙，并“诏以孔子五十一世孙元措袭衍圣公”。元延祐元年（1314年）时，钦命重修汉太史司马迁祠，体现了蒙、汉文化的有机结合。

1、

韩城的元代建筑

元代治韩期间，蒙古人把韩城作为南进的基地，着意缓和矛盾，迎合民众需要，大建寺庙道观。从忽必烈登基后的1264年，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元亡，百余年间，把大规模建设寺观庙院，作为元代文治的一项重要国策。

韩城境内的元代建筑，时至今日，保留下来的仍很丰富。据资料，全国现存元代建筑172处，韩城境内就有32处，列全省之冠，约占全国六分之一。这其中有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司马迁祠墓、周原大禹庙、文庙古建群、城隍庙和普照寺、法王庙古建群。除周原大禹庙外，其他四处古建群占地均在一万平方米以上。另外，还有多处单体元代建筑，加上金代建造的古塔、巨钟、石刻以及陶棺等文物，铸成了韩城独具特色的金、元文化的辉煌。

韩城现存的寺庙道观，基本上是在忽必烈登基后建造的。列举如下：

◆至元元年（1264年），七月，龙门河西大禹庙建成。

◆至元七年（1270年），象山脚下紫云观建成。

◆至元十年（1273年），薛村三圣庙建成。

◆大德五年（1301年），周原大禹庙建成。

◆大德七年（1303年），孝义村关帝庙建成。

◆至大元年（1308年），金城九郎庙大殿建成。

◆至大二年（1309年），北营庙建成。

◆延祐三年（1316年），普照寺建成。

◆泰定三年（1326年），普照寺佛像塑成。

◆元统元年（1335年），昝村禹王庙建成。

◆至正元年（1341年），郭庄府君庙建成。

韩城元代建筑多为悬山顶，墙体稳重厚实收分大，前檐柱额多为通担，这些是认识和研究元代建筑特征与风格重要而宝贵的依据。

近年来，韩城拟将急需维修保护的元代建筑约十多处逐步搬迁到规模较大的元代建筑之地普照寺。现已搬迁了两处四座建筑，连同普照寺原有建筑及配套建筑共十二座，占地8000余平方米，最终形成约二十座的元代建筑群，建成全省最大的元代建筑博物馆。

2、

饮食文化

金、元主政韩城240余年，其民族文化对韩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今日之韩城，虽然在文化、信仰、建筑、服饰等方面很难看出游牧民族的遗踪，都在饮食文化上留下了抹煞不去的游牧民族痕迹。

韩城的羊肉饸饹、羊肉胡饽、芝麻烧馍独具特色。羊肉饸饹是要用纯正的荞面加沙嵩经面床压制而成；羊肉胡饽，则是把烙出来的薄面饼切成细条状，放在配好的羊肉出头的汤中小煮而成；芝麻烧馍，是选用精细的麦面加点芝麻，用清油烙成。“芝麻”，古书上说，本名胡麻。其“胡”字，泛指北方少数民族。饸饹离不开“蒿籽”，沙嵩则产于北方沙漠边缘的干旱地带。这三样特色饮食，带着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影子，这与统治韩城138年的元朝蒙古族有关，却与陕北和蒙古的风味有区别。

韩城的语言文字中至今仍有蒙古语的痕迹，如“克里马茶”，意为快些、赶快，据说属蒙语。新城区的丁那哈、卜那哈，金城区薛村的苏那哈、王那哈等地名即属蒙语。

3、

非遗中的元代文化

人类文化遗产的存在方式分为两大类：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遗物为载体的、静态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存在，它首要的价值是对远去的历史文化作出确凿的见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载体的、无形的、活态的文化存在，它经过历史和时间的严格过滤、筛选，保存到今天既是一种标志性呈现，更是一种精粹性展示，成为了一种充满魅力的特殊文化记忆符号。它的魅力就在于那原生态般的纯、无雕饰的真和自然透出的美。

韩城文化底蕴深厚，是非物质文化植根的丰腴土壤。历史形成的百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各种形态鲜活而生动地存在着、繁衍着、传承着，极大地增强了韩城人民的文化自信心和精神凝聚力，有效地推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韩城已确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80项，其中国家级保护项目3项，省级11项。从这些项目中，能追寻到元代文化的踪迹。

1

韩城行鼓（国家级非遗）

行鼓俗称“挎鼓子”，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元代初期。元灭金以后，蒙古骑兵为欢庆胜利，敲锣打鼓，而成为一种军鼓乐。后人将其继承下来，作为祭祀法王的鼓乐。现今的鼓阵、鼓谱、鼓手的着装都带有蒙古军鼓乐的特色。韩城人沿袭模仿、发展成为独具韩城特色的民间鼓乐。

传统的表演，鼓手都头戴战盔，腰束遮鞍战裙，击鼓时仰面朝天，成骑马蹲裆式，模拟蒙古骑士的神姿。即使今天欣赏，仍然能感受到这种气氛：鼓阵排开，令旗挥舞，百鼓齐鸣，气势恢宏。酣畅淋漓的鼓姿，强劲刚烈的鼓点，似黄河咆哮，如万马奔腾。敲到得意处，鼓手们失去常态，如醉如痴，狂跳狂舞，醉鼓醉镲是韩城行鼓的最佳境界。

近年间，随着外出表演和交流的增多，其表演内容更加丰富，花杆队的引入是一大亮点。鼓阵周围，几十位衣着艳丽的姑娘，手持彩绸束扎的花杆，在鼓手旁摇曳舞动，在青铜与皮革的原始撞击中，加入婀娜的舞姿和翻飞的花杆，阳刚与阴柔相济，更给人以丰富的美的享受。

韩城行鼓，已经成为韩城市对外文化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2

韩城秧歌（国家级非遗）

韩城秧歌是一种融民歌、说唱、舞蹈为一体，并向戏曲衍化、具有戏曲雏形的说唱形式，俗称“对对戏”。

韩城秧歌历史悠久，渊源已难细考，但从其自身艺术特点看，却能发现从曲艺向戏曲发展的蛛丝马迹。据清代文学家吴锡麒在其《新年杂咏抄》中考据，秧歌是由宋代“村田乐”衍化而来，这种又歌又舞的艺术形式，在向北传播中，因地域特色不同而形态各异。就陕西而言，在陕北是“扭秧歌”，在长安是“跳秧歌”，在韩城则是“唱秧歌”。韩城在元代是元军南进基地，社会稳定，文化繁荣，现存的元代戏楼，其富丽堂皇让人瞠目，这也反映了元代民间戏曲的繁荣。而韩城秧歌正是民间艺人把元杂剧和民歌形态的秧歌“嫁接”而产生的曲艺形式，乡土化的特色并不能完全遮住它的发展脉络。

韩城秧歌在表演时，唱则不舞，舞则不唱，类似元杂剧。其曲目丰富，现共挖掘整理出127折，出版96折，内容包罗万象，诸如历史传说、神话传说、民俗风情、民间故事等，其曲调现存117种，归纳起来有50余首。曲体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说唱音乐，是一种具有说唱性的叙事体；二是保留原民歌形态的结构形式，专曲专词；三是曲牌联套的结构形式，与元杂剧的雏形“诸宫调”类似。它“说、唱、表”兼而有之，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是中国民间音乐艺术的一个宝库，国内不少音乐工作者用它的曲调改编的歌曲都曾风靡一时。

3

北涧背芯子（渭南非遗）

韩城北涧西原名龙潭村。相传元朝有一个李皇后，其父有谋反之意，皇上发现后，念其儿女之情，将其贬为乞丐，发金碗金筷，罚其走遍天下乞讨为生。李父乞讨到韩城，看到北涧村背风、向阳，河水绕山而过，村后有狮山，前有牌楼，村中有古塔，犹如一个世外桃源，加之狮山庙会更是远近闻名，便决定在此安家。每到二月二，子背母、父背娃上狮山赶庙会，村人为夸其民风淳朴，便将这一场景浓缩于背芯子这种民间艺术之中。

北涧村背芯子设计巧妙、美观，表演玄、妙、奇，享誉韩原大地。

4

大禹庙会（市级非遗）

周原大禹庙原名大夏大禹庙，始建于元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现为国家级文保单位。

大禹是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的先祖和缔造者之一，与“三皇五帝”齐名，其治水的丰功伟业惠及黎庶，造福后代，千百年来深受后人的传颂和敬仰。韩城是大禹凿山导河之地，禹凿龙门，充满传奇色彩。据《拾遗记》记载：禹凿龙门时，困难重重，大禹没有退却，得到羲皇指点，大禹坚定了治水平天下的决心，终将龙门凿开。“两壁悬崖一水通，遗痕凿斧显神功。山分秦晋河流急，天限西东地势雄。”正因龙门险峻，古人认为“惟神龙可越”，故称为“龙门”。人们为了纪念大禹的开凿之功，又将龙门称作禹门，也就有了“禹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的诗句，有了“鲤鱼跳龙门”的神话传说。自禹凿龙门后，韩城就被称为“龙门圣地”，并因龙门闻名天下。

自古以来，韩城百姓也因世代感恩禹帝而祀禹之风十分兴盛，特别是自龙门及沿黄河各村都建有大禹庙，并在每年农历六月初十即大禹生日，举办三天庙会祭祀禹帝。庙会期间，韩城群众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大禹庙会集祭祀、歌舞、民俗活动于一体，传承了大禹治水无私奉献的民族精神，增强了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传承了大禹文化、黄河文化，也拓展了黄河流域道教文化以及其它民间技艺的生存发展空间。

5

韩城龙凤旗（市级非遗）

城北村社火中的龙凤旗在韩城绝无仅有。它由旗演变而来。有文字记载的是明万历年间作战时所用，盛行于元末明初，现主要参与社火表演。

韩城龙凤旗分刺绣旗和画工旗两种，现存刺绣旗30面、画工旗6面。刺绣旗主要以苏绣为主，内容有《道衍南州》、《田家自有乐》、《农民鼓舞春》，画工旗是自选图案进行绘制、染色，内容主要有《杨柳春风》等。清朝宣统年间曾补制镶有“宣统年”字号的旌旗一面，保存至今。

龙凤旗的题材既表现了历史的厚重感，又反映了农民的心声，表达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期望。

6

韩城羊肉泡馍（市级非遗）

韩城羊肉泡馍是韩城人最喜爱的吃食之一。

相传，元朝末年，朱元璋占据半壁江山，派兵马与元军对峙，准备决战。元军多是蒙古鞑靼一支，人称“鞑子”。时值中秋，朱元璋谋划利用中秋发动汉人暴动，他们在月饼中藏有“各家各户八月十五夜杀鞑子”的字条，各户纷纷响应，杀死了住在自家的鞑子。十六日，明军一举打败元军。鉴于八月十五杀鞑子的功劳，朱元璋颁旨，今年八月十五无论皇宫府第，黎人庶民，除了吃月饼，还要吃羊肉（据说羊是蒙古人的特产，有宰羊吃掉鞑子的寓意），据说这就是韩城羊肉泡馍的来历。

7

法王庙会（市级非遗）

法王庙建于元朝。法王庙会，是为纪念韩城一代名医——后被追封为“法王”房寅而举办的庙会。

据清康熙《韩城县续志》载：“每岁清明日，四方朝礼者甚众。为社南北凡人，锣鼓、旗帜、火炮之盛，震满山谷，外有献‘盘’者数十村，以高为胜。‘盘’，油食也，如环状，可二尺许，俗名‘油轮’，以其圆也，又曰‘盘’，层叠而起，如浮图（即塔）状，高有至五七丈者，每祭期数月前即为之，至日方成。其来也，导以鼓乐，喊声不绝，数十人肩之，维系以绳索。”这段文字，将进香者的特色描绘得惟妙惟肖，但还少写一笔，就是各社家的鼓乐队均以“武神楼”开道，武神楼敬以黑虎、灵官，作祭奠菩萨祈雨求福之用。之后，便是法王神楼，硕大、精致，由十六人肩之，称“文楼子”，跟在“武楼子”后徐徐而行。民谚：“郭庄寨的锣鼓马庄的铳，白村的楼子抬不动”，正是对法王庙会特色的高度概括。

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在逢年过节，一些老人们仍然蒸法王馍，献供祭香，清明节耍神楼、唱大戏、跑旱船，祭拜法王。

韩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还有上峪口锣鼓、东营单杆轿、西塬芯子、南塬看杆、西贾花杆等与元代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