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文学的真实性」

大家好，莫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文学的真实性」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说真话”，是莫言创作的文学指南；“敢讲真话”是“莫粉”给莫言戴上的耀眼光环。在批评莫言的浪潮中，这一点，成为莫言及其支持者反击的阵地和锐利武器。

说真话，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品质要求，但不同职业的人说“真话”的方式和方法却不一样。对一个人特别是对担负重要社会职务的人来说，“说真话”的确是可贵的品质和职业基本要求。比如，当记者，就必须反映真实的客观存在的新闻事件；当官员，必须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处理好存在的问题。而对于作家，则是需要以艺术的手法反映生活的真实，从而塑造出一个广大读者认可的艺术形象。

文学艺术作品来源于生活，但要高于生活。文学作品的基本特征就是虚构，她和我们日常讨论的“真话”要求和内容还是有区别的。

生活中存在的粗俗、丑陋、阴暗甚至突破人伦道德底线、逾越人类认知范畴、违反公序良知的事例，尽量不用或少用。不能为了吸引眼球而将骇人听闻的事例大肆铺张渲染，如此真实万万要不得。

没有出现过的事或是个别现象，作家把它艺术化，作为矛盾冲突的必要情节进行虚构充实，只要符合人物性格特征和生活环境，那就是“真实”，就能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

一个世界级的作家，把“说真话”当成创作的圭臬，我感到匪夷所思。文学艺术的“真实”境界体现在作品中人物形象的真实，通过故事的情节展开、矛盾冲突、人物关系、心理活动、环境描写、气氛烘托、人物对话以及肢体语言，来塑造人物典型形象，展示人物独特性格，让读者与人物形象同频共振，一同喜怒哀乐，享受生活气息，感受性格魅力，感悟人生真谛，领悟人生哲理，这才是文学艺术的“真实”。

诺贝尔文学奖的耀眼光环使莫言真的产生了魔幻感觉，误把小说当成纪实文学，误把文学艺术的“真实”当成还原生活场景，误把自己当成官员或新闻记者，开口“要说真话”，闭口“敢说真话”。如若按此思路和观点，作家岂不成了历史学家？再说文学作品里的故事、人物、事例都是虚构的，哪里有“真实”可言。

在所有支持莫言的评论中，评语最多的当属“讲真话说实话的作家”、“真实地还原了历史”。莫言也以“敢说真话”为荣，以“敢讲实话”自诩，引得好多人不明就里，纷纷颌首肯定，赞扬有加。

莫言是作家，作家的“真话”是反映在作品里，通过塑造人物性格，展现矛盾冲突和跌宕情节，人物对话和心理活动，来展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还原真实的生活场景。这里，应该矫正被莫言混淆了的概念，以正视听。

揭露社会阴暗面，暴露人性之丑恶就是讲真话。文学作品不是歌颂的工具。在这样的创作思想指引下，作者把描写的着眼点基本都放在了如何揭露社会阴暗面，如何描写人性之丑、人格之损、人品之劣、人心之阴上，仿佛这样才能展现生活的真实，还原历史的真实。为了说出所谓的真话，不惜编造骇人听闻的离奇故事来博取读者的眼球。好像把人物的命运描写得越悲惨、越曲折、越离奇，就越能反映出“真实”“真话”一样，心绪压抑，场面隐晦，过程龌龊，手段阴狠。好多情节不要说违背公序良俗，就是突破人类道德和伦理底线也在所不惜。可见，这种偏激的创作观带给读者的不是文学美的享受，而是一种心灵的自我摧残。

诚然，好多经典作品都是以揭露人性丑恶为主的，但丑陋的根源、阴暗的原素，龌龊的做派，晦暗的环境以及严酷的处境，既有社会的因素，更有人物性格所致。即便是完全的悲剧，也还隐藏着光明的前景，隐匿着人性的光辉，关键问题是作者怎样去反映主题。

创作指导思想的正确与否，反映在作品里就是“歌颂”与“揭露”的分水岭。就拿莫言所说的困难年月吃煤渣、炖小孩、四处乞讨的事例来说，一味地夸张、渲染，衬托制度的失败，反射人性的丑恶，张扬社会的腐朽，那就是不可取的。反之，通过这些故事在情节中的出现，反映底层百姓不怕困难，不屈服于命运，敢于同困难作斗争，勇于同落后的、阴暗的、腐朽的现象作斗争，敢于同命运抗争，塑造出不屈不挠、自强不息、追求光明和幸福的或知识分子或劳动人民或富商巨贾的英雄形象，这有何不可呢？即便是一味地揭露、批判社会阴暗面和人性龌龊点，也应该给人以力量，以希望的曙光。而不是相反。

我讲的这些道理，莫言肯定不爱听，“莫粉”肯定不想听，除了攻击抹黑，就是“戴帽子”诋毁。那好，我们就将莫言的一次演讲呈现给大家，看一看莫言的所谓“真实”、“真话”究竟是什么货色。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莫言的演讲实录：

只有能考虑到人的弱点，才能够把人写得真实，才能让人可信，才能写出真正的人来。所以我就是要把好人当坏人写，要把坏人当好人写。比如说所谓的坏人，所谓的反面人物，他也是人之子、人之父、人之夫，他身上也有人性的很多好的部分。所以我想即便写一个日本的侵华日军，也应该考虑到他们人性的某些方面，也要把他们当人来写。

我在《红高粱》里面写到，当游击队员用马刀要砍杀一个日本士兵的时候，这个日本士兵就从自己的衣兜里掏出一个塑料夹，夹子里面就是他跟他的太太和孩子的合影。这个时候，游击队员的手软下来了。再一看，这个所谓的日本鬼子实际上是一个还没长大的十七八岁的孩子，嘴上的胡子还没长出来。当然（注：莫言发现不对，尴尬地笑了一下，连忙改口）有，有老婆孩子的，胡子长出来了，我（刚才）说错了。他看到日本兵也是人。所以我在我的小说里面有一些类似于这样的描写。当然，对这样的描写，大陆的文学界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认为这样写不是美化敌人吗？我觉得这样写才是对的，才是正确的。

这就是莫言的文学创作观，见仁见智，大家予以评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