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哪里可以看出宋江仗义疏财「财富之奥秘」

大家好，从哪里可以看出宋江仗义疏财「财富之奥秘」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水浒传》中，宋江是一个“小官巨贪”的典型。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要从宋江“仗义疏财”谈起。

[一]

乐善好施、仗义疏财，是宋江的人格特质。不论对江湖好汉，还是市井百姓，宋江总是有求必应、出手阔绰。第十八回介绍：“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似土。”这给人的感觉是，宋江会考虑一切问题，唯独不考虑经济问题。

然而，我们总是被一种常识性思维所困扰：仗义疏财的前提，必须是先要有“财”才可以，否则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问题是，宋江果真会如此有财吗？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展开探讨，即薪俸和家境。

一方面，宋江担任的职务是押司，这一职位是宋朝承袭五代旧制，在县府中设置的职位最高的吏员，可以算作县中的主管吏。其主要职能有三：收发、签押、保管诸案文书；催征赋税；协助办理狱诉案件。须指出，出任这一职位的人员由税户轮差。也就是说，押司首要的意义不是一项官职，而是一项差役。在当时担任押司是某些特定人家的义务或劳役，它是没有薪俸的。由此，作为押司的宋江，根本就没有工资收入，那么，这就意味着他的“慈善事业”耗费和他的薪俸无关。

另一方面，宋江家境殷实，算是乡村里的上户。第十八回介绍，“他父亲宋太公在村中务农，守些田园过活”；第二十二回，面对前来缉捕宋江的都头，宋太公也说：“老汉自和孩儿宋清在此荒村，守些田亩过活。”这当然是宋父自谦的一种措辞，宋家的家境应该是不错的，否则，宋江也没有资格和条件来做胥吏。

但是，以农耕作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宋家即便有些积蓄，哪里能承受得起这样的挥霍？柴进，是大周柴世宗嫡派子孙，和宋江一样有“孟尝君”之称谓。按理说他做慈善比宋江更有资本，然而，柴进的慈善事业在广度上要比宋江逊色很多。单就资助对象而言，柴进主要是针对流配、编管的犯人这种特定群体，社会上一般的弱势人群并不在柴进的资助范围之内。他并没有像宋江那样，“如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由此，即便是贵为皇室后裔的柴进，其公益、慈善的力度与宋江相比，也是打了折扣的。问题分析到这里，很显然，就宋江而言，有一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问题。如此，我们就不得不做进一步地追问，既然宋江没有工资收入，其家境也不大可能负担起他庞大的公益事业开支，那么，他做慈善的钱是哪里来的？

[二]

对于宋江的介绍，“仗义疏财”之外，作者还给了我们另外一个关键词即“吏道纯熟”。宋江“仗义疏财”的秘密就在其中。置身当时的社会语境，作为一名胥吏，宋江面临的“吏道”如何呢？

宋代的政治生态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即在法律地位上“官贵吏贱”，但具体到地方事务（尤其是狱讼事务）的处理，则“吏强官弱”。也即就法律地位而言，官员的身份高于胥吏，但是，对那些具体而冗繁的政府事务，官员又必须通过或依赖胥吏来具体执行，从而形塑了一个吏的法律身份虽然卑贱，但在地方政务中的作用却举足轻重的格局。

一方面，这是由官员的知识局限造成的。传统社会的官员擅长道德文章、“翰林风月”，他们更“注重政治，注重可以用言词文字表达的能力，注重如何说以及说好爱民、清廉、勤勉、公正等大量的政治正确的语词和命题，而不关心那些非常具体琐碎的审判技术和知识”（参见苏力著《法律与文学：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一书），因此他们往往严重缺乏审判的知识和技能，缺乏实际动手有效审理案件的能力，当遇到实际案件时，就不得不依靠胥吏。北宋王安石谈到当时的士大夫阶层时就说：“文吏高者不过能为诗赋，及其已任，则所学非所用，政事不免决于胥吏。”反观宋代狱讼胥吏，他们一般接受过专门的法律训练，对国家的法律相当熟悉。北宋曾巩在谈到狱讼胥吏精通司法文书时称：“吏治文书，非习法令、熟成事，不能称其任。”由此，就司法狱讼问题的处理，胥吏比官员具有知识优势。

另一方面，官员、胥吏不同的任期制度，也是造成宋代司法中“吏强官弱”的原因之一。宋代地方官员的任期一般为二至三年，有时不到一年甚或几个月便调离而去。北宋著名诗人陈舜俞说：“今夫君县之臣，率二岁而移，甚者数月仅暖席而去。”而宋江这样的胥吏，主要通过承袭、保引、推荐等方式取得参与管理地方事务的机会，相比任期制的官员，他们熟稔地方的风土人情，且有广泛、稳定的人脉资源，在地方事务的处理过程中，如果缺少了他们的参与和配合，地方官员很难有所作为，其结果只能是“吏胥狎玩，窃弄官政。”第十八回，“生辰纲”案，晁盖能够脱逃，完全是宋江、朱仝、雷横几个胥吏的杰作。先是宋江通风报信，接下来朱仝、雷横明是抓捕，实为护送，掩护晁盖等人成功脱逃。而这一切，竟堂而皇之地发生在知县的眼皮底下。应该讲，当时的郓城知县时文彬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官员，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为官清正，做事廉明，每怀恻隐之心，常有仁慈之念”的优秀官员，照样被胥吏蒙蔽、戏耍，他积极、认真地开展工作，出动浩浩荡荡一队人马，却抓不到一个罪犯。

主要是由于官员司法知识的局限及官、吏任期制的差异，造成了在具体事务处理上“吏强官弱”的情形，这样一种“吏道”，为以宋江为代表的胥吏阶层贪污腐败营造了空间。《宋代的法律与秩序》一书中，美国汉学家马伯良先生指出：“胥吏是传统官僚机构中干重活的人……无论他们实际行为的道德水平如何，都将被打上下等、腐败的烙印……宋朝初期，他们没有正规的俸禄，即使在十一世纪末期改革后，他们也没有酬劳。因此，他们只有压榨需要他们服务维护的人而得以谋生。”苏力先生在《法律与文学：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一书中，对宋代的“胥吏现象”是这样描述的：胥吏不仅职务低，社会地位低，甚至没有固定的俸禄，也很少有提拔的指望，这就使得胥吏如果想增加自己的投资回报，就只能徇私舞弊；由于他们处于责任重大的位置上，他们的知识技能也使他们有机会、有可能也有便利的渠道通过其他手段来致富。

由此，宋江所谓的“吏道纯熟”，主要不是上下级间迎来送往、接人待物细节上的谦恭有礼，更应该是指其对官、吏之间生态关系的熟悉，对自身群体腐败文化的谙熟和适应。“天下吏人，素无常禄，唯以受赇为生”。正是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和对规则的熟悉，宋江聚敛了大量的物质财富，然后以自身优渥的家境为掩护，高调地通过公益、慈善的渠道将这些资产适当地进行消化。一方面，解决了自身职业零工资的尴尬，且收获了广泛的人脉以及各路好汉的爱戴和感恩；另一方面，确立了自己的正能量形象，获得了“及时雨”名声，在很大程度上也降低了来自体制内的监察监督，从而规避了风险。

简而言之，宋江的“仗义疏财”可以说是一种打着公益的幌子进行“洗钱”的方式。

[三]

诚然，押司并不是一个显著的职务，甚至这是一个卑微的职务，这个职务的卑微决定了宋江并不能够掌握太多的权力资源，但是，我们决不能低估这类群体作恶的能力。

事实上，不论历史还是现实，官小能量大、小官巨腐的事例屡见不鲜、不胜枚举。在《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一书中，作者吴思开篇即举了一例：明代军人升官，取决于阵前杀敌的首级。而兵部的小吏故意把报告上的“一”字洗去，再填上“一”字，然后向官员报告，说字有涂改，按规定必须严查。等到军官的贿赂上来了，这位小吏又说，字虽然有涂改，仔细检查发现原是“一”字，并无作弊。这样，军官是升是降，决定权全在一个小吏手中。军官之所以贿赂兵部的小吏，并不指望从他们那里捞点好处，而是怕他们祸害自己。吴思先生进而感叹：这是一种合法地祸害别人的能力，即“合法伤害权”，它是官吏们看家的本领，是一门真正的艺术，这种权力是很值钱的。有了这种权力，没有钱可以有钱，没有敛钱的规矩可以创造出规矩。且这种权力在监狱里表现得最为充分，陋规也就特别多。

我们看到，关于这种“合法伤害权”的描述，几乎充斥在《水浒传》的各个篇章，像戴宗这样的差拨、节级、管营、公人，都是些狱卒、小吏，然而，他们却颐指气使，熟练地利用手中的“合法伤害权”，大行权钱交易之道，来肆意聚敛财富。那么，“吏道纯熟”的宋江，有什么理由不知道“合法伤害权”的甜头呢？作为一名胥吏，不但没有薪俸，也没有多少升迁的机会，还有各种职业风险。为了躲避可能的灾祸，甚至不惜挑战“孝”这一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来断绝父子关系！这样一份没有前途的职业，宋江却“一心作吏”，难道真的是受“一心报答赵官家”的感召和驱使吗？这是宋江自诩“自幼便有权谋”的表现吗？敏锐地参透了官场的游戏规则，深刻地喜欢上了那份“合法伤害权”带来的诸多便利，这也许才是宋江“一心作吏”的真正原因，是其巨额资产来源不明的恰当解释，也是宋江自诩的“自幼便有权谋”的一份注解。

综上，宋代胥吏的法律地位虽然没有优势，但是胥吏拥有“合法害人权”，且与官员围绕地方政务的互动、博弈中，形成了“吏强官弱”的局面，胥吏占有相当大的能动空间，这就是宋江置身的“吏道”，也只有明白了当时“吏道”的丰富含义，我们才体会到，什么是宋江身上的那份“吏道纯熟”。进一步地，也才能明白他的财富奥秘。

（作者单位：中国石油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