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艺术:王问草书七言古风卷
大家好,传说古代地理与神话的《山海经》是谁写的「山海经记载了哪些神话故事」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现在流传下来的《山海经》,是西汉末年的刘歆(后改名刘秀,公元前50年一一公元23年)主持修订整理的。其父刘向(前77年一一前6年)及当时的丁望、王龚参与了校对整理。
《山海经》是上古流传下来的一部记录古代地理与神话、风土与民俗的古籍,在刘歆之前约100年的司马迁(约前145年一一?)就曾提到过该书。
关于《山海经》的作者,众说纷纭。推测最早的作者是古代大洪水时期治水的大禹王及其大臣伯益。根据目前的资料显示,大禹及夏朝时期,古代中国的文字尚未成熟。在古代文字不成熟不普及的时代,人类往往用语言、口头的方式进行创作,用口耳相传的方式传说传播。后来文字成熟后,才被整理成书。《山海经》最早的时候,也可能是口头传说的作品,而在传说的过程中,就会有一些人为的有意增删添减变动。至于是否是大禹、伯益所作,这不好说。古代托古之作的现象很普遍,如战国时代一系列的黄帝书,就是黄老学派托黄帝之名创作的。
众所周知,古代中国有专门记录历史的史官。不仅如此,古代中国还有专门测绘地理制作地图的官员,叫做职方。除政府部门有专门的职方,军队里也有类似的职方官员。政府部门的职方,主要是为行政区划统治、经济贡赋管理服务。如著名的古代地理著作《禹贡》就是用来为行政区划、地方贡赋服务的。而军队的职方,主要是为行军打仗服务的。在古代文字不成熟不普及的时代,绘制简单的图画是不会有问题的。而且古代中国的汉字本来就被认为是由图画演变而来的象形文字。据说,在古代文字出现之前,还有一个以图记事的读图时代。因此,有观点认为,《山海经》是一部先有图画,后有文字的著作,因为它的很多文字看起来像是对图画的解说。这就是所谓的先有《山海图》,后有《山海经》的传说。不过并没有《山海图》的原始图画流传下来,只有流传下来的《山海经》,可能是原始的图画在流传中遗失了。再后来,又有人根据《山海经》的文字,绘制了《山海经》的插图。
综上所述,《山海经》最早可能是一个有图画有解说的传说作品,后来文字成熟后被整理成书。而《山海经》在流传的过程中,原始的图画遗失了,文字却保存了下来,而且经过了多次修改变动,直到西汉刘秀主持修订后,再无多大改变。《山海经》最早可能出自于官方,在当时的条件下,个人不大可能完成这样的著作。
《山海经》记录的事情,可以上推至伏羲女娲时代,下至周文王时期。在《海外南经》中提到狄山时,说“吁咽(虞舜)、文王皆葬其所”。但即使记录了周文王的事,也不一定能说《山海经》是周朝后创作的,因为后来修订整理的人,可以增加进去后来的事情。例如,《山海经》在提到夏朝开国君主夏后启时,将夏后启说成是夏后开,这主要是刘歆等人在修订整理流传的《山海经》时,为了避讳汉景帝刘启的名字,将夏后启改成了夏后开,这并不能因此认为《山海经》是西汉后创作的。
《山海经》主要记述了古代山川地理,风土民俗。其中的“海”字并不仅仅指陆地之外的海,也包括陆地上的湖泊沼泽、河流。“海”字的本义是“水的母亲”的意思。《山海经》中《海经》的“海”还有国土的意思。所谓的“海内”“海外”主要是根据与中心地区一一河洛盆地的距离,及其关系的紧密程度来划分的,近的称为“海内”,远的称为“海外”。《海外经》与《大荒经》的地理位置大致相同。
据现代学者考证,《山海经》记述的地理范围,主要是古代中国地区,还包括东亚、北亚、中亚、东南亚等地区。并且讲述了各地的一些植物、动物、矿物、人物、神话、宗教、医药等情况。《山海经》所述说的古代植物,主要有树木花草,以及可供人类利用的食材药材,经济作物等。《山海经》所叙述的矿物主要有金银铜铁锡,玉石,垩土,和各种石料等。《山海经》所叙述的很多动物和人物形象比较复杂。它所说的一些人物形象是不可能有的。比如它说的长一个眼睛的人,三个脑袋的人,一条腿的人,一支胳膊的人,三个身子的人等,这些是不可能存在的。至于为什么有这些不存在的人物形象的描述,原因不得而知。也许它是一种寓言、图腾、符号。《山海经》中的一些动物描述,可能有些是古代实有的动物,可能有些也是虚构的,或者是传说过程中的艺术化创作。有些可能是我们现在不能理解接受古人的描述方式。如《山海经》中经常描述一些动物长的“人面某某身的”,所谓的“人面”大概是指像人一样长着两个眼睛、两个耳朵、两个鼻孔、一个嘴巴的形象,而猫、虎、猪、狗、马等几乎都可以说成是长着“人面”。
《山海经》分为《山经》、《海经》、《大荒经》三部分。《山经》又称《五藏山经》,由《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组成。《山经》以河洛盆地为中心,对各个方位的山脉河流进行了多方面的描述,介绍了它们的一些水文、地貌、动植物、矿物、特产、神话传说等。可以帮助现代人了解一些古代的自然地理知识。
《山海经》的《海经》分《海外经》和《海内经》两部分。《大荒经》与《海外经》的地理位置大致相同。它们主要讲述了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神话和风土民俗。
《山海经》各部分的创作时间和作者是不一样的,也难以确定。一般认为最早创作的是《山经》,其后是《海经》,再后是《大荒经》。《山海经》里有大量的神话故事,被认为是古代中国神话之源。神话故事最多的是《大荒经》,其次是《海经》,而《山经》里的神话故事要少些。
关于人类的早期,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或者其它什么地方,都有很多流传下来的神话故事和史诗。那时候因为文字不成熟不普及,人们主要用口头语言讲述事情或创作文艺作品,用口耳相传的传播方式传说传唱作品。而传播者不一定是事情的经历者或作品的原创者,他们在传播的过程中,难免会根据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知识对作品进行再加工和再创作,从而形成夸张失实的描述,而且传说的人越多,时间越久远,其失实的描述就越夸张,从而形成神话故事和史诗在传说过程中的变化。后来人类的文字逐渐成熟后,这些神话传说被记录了下来,成为人们认识上古时代的参考资料。由此看来,现在流传下来的神话传说,很多是后人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了修订的,并不可盲目采信。
古代中国人的历史神话故事主要围绕炎黄世系展开。最早是燧人氏与华胥氏生伏羲和女娲;伏羲与女娲生少典;少典生炎帝、黄帝;然后是炎黄后裔的颛顼,帝喾,尧,舜,禹;接着是夏、商、周的朝代。所谓中国人是炎黄子孙的说法也由此而来。不过,也有非炎黄世系的氏族部落在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的传说。如有巢氏的传说,有说有巢氏是早于燧人氏的,有说有巢氏是伏羲女娲时代的氏族部落首领,但没有一定说有巢氏是属于炎黄世系的。还有自称是蚩尤后裔的苗族,也只承认蚩尤是他们的祖先。虽然有说蚩尤是炎帝的后裔,也有说蚩尤是黄帝的儿子,但蚩尤确实是炎、黄合谋杀死的,要蚩尤的后人承认炎黄是他们的祖先,在情感上唯以接受。
另外,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除了汉族自认为是炎黄子孙外,其他的如满、蒙、藏、回、羌、彝等民族不一定承认炎黄是其祖先。所以说中国人是炎黄子孙的说法有狭隘的大汉族主义、民族主义的倾向,并不能代表所有的中华民族。大肆鼓吹中国人是炎黄子孙的说法是民国时期兴起的,大概是为了提高民族凝聚力,但这并不总是有利于各民族的团结融合。
《山海经》里记载了很多神话故事,被认为是古代中国神话故事的源头。但是《山海经》里的神话故事与后来流传的神话故事并不完全一致。例如,在《山海经》里,帝俊是很大的一个神系,可以与炎、黄神系相媲美。但关于帝俊的神话故事,后来的分歧较大。现在一般认为帝俊是黄帝的曾孙帝喾,但《山海经》里帝俊和帝喾是分开说的,帝喾的故事较少,也没有说帝俊就是帝喾。也有观点认为,帝俊是古代东夷族被神话的氏族部落首领,是属于东夷族的神话故事人物,其理由是帝俊与东夷族的曦和结合生了十个太阳。但在《大荒西经》中,帝俊还与常羲结合,生下了十二个月亮呢。所谓十个太阳,可能指古代的阳历年是十个月,而十二个月亮,则指古代阴历年是十二个月。现在有人说,曦和与常羲是同一个神话人物,但这样说的理由并不充分。
在《大荒东经》中有提到,“帝俊生帝鸿”。而古代普遍认为帝鸿氏就是黄帝,黄帝又是少典的儿子,因此,帝俊有可能是指少典氏。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帝俊不一定是帝喾,那就是田耕之神叔均的故事。话说在黄帝与蚩尤大战时,蚩尤请来了风伯、雨师,纵起了一场大风雨。黄帝则请来了旱神女魃,阻止了风雨,从而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但战争结束后,旱神女魃却不走,导致华北大旱。于是田耕之神叔均向黄帝反映情况,黄帝于是迁走了旱神女魃。按理说,叔均是农神后稷之后(有说是他侄子,有说是他孙子),而后稷是帝俊之子。若帝俊是帝喾,而帝喾又是黄帝的曾孙,则作为帝喾孙子辈的叔均是不可能出现在黄帝时期的。只有后稷、叔均与黄帝大致处在同一时期,才会出现叔均向黄帝请示汇报工作的情况。另外,也有人质疑神农氏就是炎帝的说法,认为农神后稷才是神农氏。若是如此,才更符合逻辑。
上古时代的神话故事往往参杂着一些历史知识。由于那时文字不成熟、不普及,人们只能以口耳相传的方式讲述历史故事,从而形成历史神话传说,待后来文字成熟后,这些神话传说才被记录下来。这也是现代人可以从古代神话故事传说中窥探历史真相的原因,这与现代人从古代的绘画、诗歌等文艺作品中认识古代社会如出一辙。但是,如果神话故事传说中出现了前后不一致的现象,这就可能是有人修改了神话传说,这也意味着有人在修正篡改历史。出现修改历史神话,修改历史事实的情况,往往出于修改者的思想感情,历史知识,并且可能涉及到他们的价值观,历史观和现实利益。修正篡改历史在现代就屡见不鲜,大概是因为历史已经逝去,成了非现实可观察世界,即所谓的死无对证,于是修正篡改历史为自身谋取一定好处。所谓“历史是可以任意打份的小姑娘”,“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虽然说《山海经》是古代中国神话故事的源头,但后来流传的神话故事中,也有一些是《山海经》中没有的。如关于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关于玉皇大帝的传说。记载盘古故事最早的书籍是三国时期吴国人徐整的《三五历记》,这与《山海经》相比,是很久之后的事。关于盘古神话传说,有说盘古是外来民族传入的神话故事人物,有说是古代中国少数民族或者少数地区传说的神话故事人物,但他确实在先秦早期文献中没有记载。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故事之所以后来很流行,可能是他丰富和完善了古代中国的创世神话。
玉皇大帝是道教推崇出来的神界首领人物,大概源自于古代中国的天帝、上帝。虽然《山海经》中没有玉皇大帝的传说,但玉皇大帝的夫人王母娘娘却出自于《山海经》中西王母的演变。在《山海经》里,西王母“戴胜(头饰),虎齿,有豹尾,穴处”,后来她演变成玉皇大帝的太太确实有些离奇。关于西王母的传说由来已久,先秦时期的著作《穆天子传》中,就有西王母款待周穆王的故事。《穆天子传》是西晋时期由于盗墓而发掘出来的先秦文献,与之同时出土的还有著名的《竹书纪年》,它们被称为“汲冢竹书”。周穆王(约前1026年一一约前922年)西游会西王母的故事,说明古代中国很早对西域就了解,这比汉武帝(前156一一前87)派张骞(约前164一一前114)出使西域早七、八百年。
在古代中国,由于地理气候的原因,西北及青藏高原是适合人类生存生活发展的,现在在西北及青藏高原地区发掘出了很多早期人类文明遗址就说明了这点。在古代大洪水时期,中国东部地区因为地势低,很多处于沼泽状态,而西部因为地势高,再加上气候温暖湿润,是人类生存生活发展比较好的选择之地,这也是西部地区是华夏文明重要发源地的原因。
《山海经》作为古代中国神话故事的源头,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人对神的信仰崇拜。纵观历史,人类对神的信仰崇拜几乎和人类一起相伴而生。无论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或者其它文明,皆是如此,概莫能外。即使在当今科学思想文化昌盛的时代,仍然有众多宗教的信徒,而且这种现象会一直延续下去。宗教信仰的核心是对神的崇拜,因此对神的现象的研究,可以了解一些人类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神的产生源于万物有灵的思想,神学认为,所有事物,包括整个世界都是有意识的,而且是被有意识的创造出来的,并且受到意志的主宰和统治。
我们知道,人是有意识的,但其它事物,乃至整个世界是否有意识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所谓意识,一般是指人的大脑对刺激的反应能力与方式。我们知道,除了人以外,其它动物也是有大脑的,它们也能对刺激作出反应,只是没有人那样的高级反应。我们可以把其它动物的这种刺激反应能力叫做次意识现象。不仅如此,几乎任何事物,或者整个世界,都会在刺激作用的情况下作出反应。我们可以把这种事物在受到刺激作用下作出反应的能力和方式叫做类意识现象。正是世界上的意识、次意识、类意识现象,成了神产生和存在的基础。现代信息概念的运用和发展,也是类意识现象的一种反咉。
我们考察神话传说,发现任何传说中的神,除了有意识情感外,还有非凡的能力、能量。其实,任何人或者事物,都是有能力、能量的,只是存在能力的大小与方面的差异。但即使如此,并不是任何有意识和能力的人或者事物都会成为神,最多只能认为他们是有神性的。“神”很大程度上是人们对特殊能力和意识的认知理解、包装表述、信仰奉行造成的。
据上所述,我们可以给神一个基本的概念描述。神是指事物之间相互作用影响反应的能力、方式和意义,以及人们对其的认知、表述和信奉。古代中国的《黄帝内经》中说,“两精相博谓之神”,这其实就含有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反应就是神之所在的意思。
可以认为,神有两个基本的要素,一是意识,二是能力、能量。而这两者都有两个共同的特征,一是无形,二是可以传递传导。任何能量或者意识(包括次意识、类意识)都蕴含在有形的物质现象之中。我们知道,能量遵守转化守恒定律,意识是能够传承传播的,而“神”的思想意志很大程度上是人们根据自身的知识和思想情感的需要所赋予传递的。
宗教神学对世界的认识及所讲述的神话故事,依据的就是世界上的事物都是有意识、有意义的,是事物能量、能力的发挥形成的相互之间的作用影响变化反应。事物的能量往往与事物实体的质量相关,质量与能量有相互转化关系。事物的能力能量的作用有方向、作用点的特点,这是形成人们认识上的目的论思维方式的原因之一。因为事物之间的能量存在相互转化传递关系,这使得事物的能力有变化性、灵活性的特点。事物的作用反应方式,基本上源自于事物的结构组织关系系统,它也往往会转化成人的思维意识方式。事物的结构组织关系系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它是形成人们决定论思维方式的原因之一。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说的就是事物的基础组织结构的稳定性及决定性意义。
无论是事物的能量,还是类意识现象,都存在于事物实体中。科学主要是通过对现实实体的认识来了解事物的能量和类意识现象。宗教则主要是根据经验、智慧来解释事物的能力、意识或者理性。科学和宗教对世界的认识和表述方式各不相同。宗教主要讲述世界上事物的能力、意识、意义,由于事物的能力及意识具有转化性,受事物的分离合成的影响较大,所以宗教神话关于事物乃至世界形象的描述,就有怪诞、拼装的特点,其形象思维、想象思维、幻想思维、艺术思维的成分较多,写意的方式较多。
古代,或者现代也有,常常发生宗教之间的战争。这其实是人们借助神的名义发动的意识形态战争。意识形态之争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意识形态里包含有资源、利益的占有与分配,以及财富的生产、分配、消费等重要现实问题的理论论述。神的思想意识感情往往反映的是一些人的思想意识,然后,人们又利用神的意志和名义伸张所谓的“正义”。因此意识形态之争是很重要的,放弃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意味着放弃一些正当权益。
人类前期,现在也是,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宗教,都有一个祭司僧侣集团。他们掌控着对神的解释,认为是能通神的人,是神的代理人。他们往往被认为是社会的精英分子,他们在社会上形成了权力很大的神权集团,他们实际上做着掌控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的工作。不得不说,在人类早期蒙味时代,他们起到了开化人类心智,规范人的思想灵魂的作用。
与祭司僧侣神权集团把持的宗教思想文化不同,科学思想文化讲究实验、实证,即使所谓的理论科学,也是建立在实证理论基础上的。这样使科学思想理论有一个比较客观、公平的标准,即以实践的检验为标准。这样使科学思想文化有客观性、大众化、自由化的特点。而宗教思想文化往往以神或者权威精英人士的观点作为衡量思想正确与否的尺度,使其有主观性、精英化、权威性、专制性、功利化的特点。
虽然说现代科学思想文化成为了人类社会的主流,但宗教思想文化并没有消失。究其原因,是因为科学思想文化有其局限性。我们知道科学思想文化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通过对事实的描述而形成知识系统。但是当事实不存在或者事实消失后,成为非现实可观察世界时,科学对它的认识就会大打折扣。所以,有人认为,科学只是对现实可观察世界的认识,科学只是对部分有限世界的认识,科学理论只是关于世界认识的一种假说。
世界除了现实可观察世界,还有更大更广阔的非现实可观察世界。宗教神学就建立在这种不可感知世界的基础上。他们对未来不可观察感知世界的认识建立在占卜、算命、星象等玄学的基础上。对过去的消失的世界的认识建立在经验、情感和片面的知识基础上。对一切不可感知的非现实可观察世界的认识,建立在自己的经验、智慧、知识、和需要的基础上。这样可以弥补人们对不可感知的非现实可观察世界的认知缺陷,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即使是科学也认为,世界的大部分是由人类不可感知的暗物质和暗能量组成的,它们对世界产生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不被人类察觉,这也是宗教思想文化能产生和存在的原因。
据北京大学心理学家徐凯文先生调查,北京大学有四成的学生患有心理障碍的“空心病”,认为人生无意义、世界无意义。北大这么高的“空心病”现象,可能是中国青少年精神状态欠佳的一个缩影。现在社会上很多青年成了躺平族、佛系族、润族,说明很多中国青年的精神处于一种迷茫状态。“空心病”很大程度上是现代科学思维方式导致的一种心理病理现象。科学是一种关于事实世界的描述知识,它并不认为世界乃至人生具有一定的意识和意义。我国青少年很早就通过家庭、学校和社会建立了关于世界和人生的意义观、价值观。一旦青少年因为自己的思想情感经历,或者通过“科学思维”击破粉碎了原有的意义观、价值观,就会陷入“空心病”的境地。而要想通过科学思维重新建立合适的普遍的人生意义观、价值观是比较困难的。因为科学主要是关于事实描述的知识系统,侧重于对有限现实世界的观察认识,这并不一定能帮助和促成人们作出符合自我实际的决策、取舍、取向思维。因此,很多人往往通过宗教来解决这方面的精神问题。因为宗教天生认为世界和人生是有意识的、有意义的。但是宗教充满了主观性和先入为主的观点,也难以解决现代的精神问题。根据这种情况,现代教育与其向青少年灌输关于世界和人生的意义观、价值观,不如教他们一些建立价值观和意义观的方法,让他们自己确立适合自身实际的意义观和价值观。
比较一下宗教思想文化和科学思想文化,发现两者几乎是一种相反相成,相互补充的关系。但两者都不是古代东方华夏文明的主流,而是西方传统的认知文化。虽然古华夏文明中也有宗教思想,也有科学知识文化,但都不是占主要地位的。古代中华文明的传统文化主流是规范人们做人做事的道德伦理文化,是一种重视实践经验的行为文化。看一看代表古代中华文明的道家文化和儒家文化,就能体会感受到古代华夏文明追求的是天人合一的实践行为文化。古代中国的经学,就是指导人们行为实践的显学。
就现代而言,科学知识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主流,东西方文明也处在融合发展的进程中,未来人类文明的形式,将是由东西文明融合发展起来的,建立在科学与道德伦理文化基础上的人工技术发展的时代,东西方文明的界限将逐渐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