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插图从古至今是如何变迁的 「从古至今文字发展历程」

大家好，教科书插图从古至今是如何变迁的 「从古至今文字发展历程」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并非教学类的书籍或者说启蒙类的书籍打一开始就会有插图的，我国传统蒙学读本很少插图，但也并非全然没有。古代蒙学第一步是识字教学，分为蒙童时的集中识字和在阅读训练过程中的分散识字两个阶段。像“三、百、千”及《急就篇》这样的教材，是古人进行集中识字的典型教。据学者的统计，“三、百、干”的整体用字为2708字次，字种总数为1474个。

儿童在识字教育阶段，必须得学会了两三千字之后，才能进入下一阶段学习。在古代的私塾中，学童开始并不急于“开笔”写作，在这段时间主要进行基础训i。先要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四书五经等烂熟于胸，再加上其他辅助读物，内容文字的居多。

同时，由于儿童爱听故事，爱看图画，容易接受具体、形象的东西，喜欢大声朗读等特点，我国古代的《蒙养图说》《日记故事》和《书言故事》等阅读教材，均用白话解说故事，每个故事均配有插图，成为世界上最早的插图故事书，这无疑是中国蒙学语文教育发展的一大进步。如《日记故事》中记载的“击瓮出儿”和“磨杵成针”两则故事，都是前人的嘉言懿行，雅俗共赏，易于理解，有启迪教育意义。古代蒙学教材适应儿童爱听故事、看图画这一共同的心理特点，在教材中编入许多简短的故事和浅显的诗歌，有的还附有插图，以引起学生兴趣。把讲故事和讲历史结合起来，让学生在阅读中习得生字。

《日记故事》内页(明嘉靖年间)

中国书籍版画插图艺术历史还是十分悠久的，古人以图书并称，有所谓“凡书必有图”之说。经历各代，书籍版画插图日趋兴盛，除却宗教版画、戏曲、小说、平话等插图的繁荣，童蒙课本版画插图也开拓了新局面。

蒙学教材发展阶段的划分，大体可将其分为互为联系的三个阶段：初始期——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蒙学教材；成熟期——隋唐宋元时期的蒙学教材：鼎峰期——明清时期的蒙学教材。

版画插图随着雕版印书的发生与发展逐渐兴盛，明清时期刻坊书肆的发达正适应于蒙学教育所需课本市场的大量需求，故明清时期的蒙学课本无论是刊行数量还是种类上都较为丰富，质量也随之提升。

说到这里先解释一下何为“蒙”，取《易-蒙卦》：“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之义。注为：“童蒙之来求我，欲决所惑也。”这是最早关于童蒙一词的论述。我国古代教育家将幼儿从识字开始到15岁入大学之前这一阶段称为蒙学阶段，所谓童蒙教育即指这一阶段幼童和少年的教育，包括了幼儿学前教育和部分小学教育，它是连接小学与学前教育之间的启蒙教育。

课本，为教材狭义之意，是一个课程的核心教学材料。与之相近意义的“教材”一词的含义有广狭之分，广义的教材指课堂上和课堂外教师和学生使用的所有教学材料，如课本、练习册、故事书等，教师自己编写或设计的材料也可称为教学材料，凡是有利于学习者增长知识或发展技能的材料都可称为教材。“教科书”一词按照通行的观点则约出现于清同治光绪年间。

蒙学课本里的插图依文字而存在，与文字一起参与表达作者的写作意图，起到相应的解释、补充、说明文字的作用，增强文字的说服力、感染力。

解释是插图最基本的功能。插图形象性和直观性的特点使其能再现课本内容，将文字中抽象的概念、难以理解的语言表述呈现为直观的画面表现方式，便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尤其对刚开始接受启蒙教育的童稚来说，形象思维占主导，这时，直观、具体、准确的插图对于他们理解课文内容就起了极大的作用。

在初级识字阶段的童蒙课本，插图之于儿童对字的理解是直观且极为重要的。如《音注图解初等新学三字经》(胡赓年撰，上海藻文石印局，清光绪31年)初编，上文书“春夏季，秋冬时”六字，旁边附音注和解释，下文有桃花、荷花、菊花、梅花四图，各花特点分明，形态生动。儿童在识记文字之前，首先印入的是四季各花之映象，这就更直观、形象、生动地帮助其记忆。

插图依文字而附，然又超越了文字本身的意义，文本作者的主观意象同画家笔下的客观物象的有机融合，是阐释性与艺术性的双重结合，也构成了明清童蒙课本版画插图的内在特征。这一特征使插图具有了双重的审美价值，一方面具有文学作品内涵的诠释价值，另一方面也具有独立的艺术欣赏价值。

《音注图解初等新学三字经》光绪31年版

虽然当时并没有儿童绘画专门的研究，但当时课本里插图设计是贴近于儿童生活和心理的。《绘图注释六干字文》(宋鹤龄增补，上海顺成书局，清光绪32年)“秋千”上附图为孩童二人各在秋千上玩得正起兴，定格在双双翻转跟头的精彩瞬间；“毽”字上方有图为孩童在踢毽跳起的动感一刻；《音注图解初等新学三字经》4册的前几页都附有整套的体操动作分解图，步骤清晰、易于理解；《养蒙图说》(涂时相撰著，梦杏书屋，清乾隆13年)是当中最为贴近儿童的课本。书中故事多有帝王名人幼时榜样典故，根据课本内容，书中凡为论及儿时人物的皆配以相应的幼儿形象，故全书90图，以儿童为独立插图的有23图，插图中儿童的神情动态天真活泼，身旁小物设置恰到好处，设计独具匠心。除却传达解释功能，上述增趣功能也体现出明清时期童蒙课本插图设计对儿童心理的关照。

明清时期童蒙课本除却外显的加强封建道德观念、纲常伦理的思想教育，传授封建社会为人处事的道理之主要教育思想，在插图人物形象描绘上，还有一种尊老爱幼、尊师重道的价值倾向。在《音注图解初等新学三字经》扉页、“学校庠”“德成师”“粗通文”多处有老师出现的课堂情景插图中，学生都是整齐端坐认真听讲或是作鞠躬状；《绘图注释六干字文》中，“父、母、兄、弟”所附插图兄弟二人紧靠父母，场面温馨：当一大一小两个孩子出现时，插图中一般表现为大孩子正在教导小孩子干什么，或者带领着小孩子，这些都不是在课文文本内容中出现的，而是设计者无意识的价值传达，即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尊师、礼貌、母慈子孝、爱护幼小等美好品质的传递。

于刚开始启蒙教育的儿童而言，课本插图的出现无疑能更直观生动地指导其学习，引起想象和增加趣味。但是，这种“趣味”是成人眼中的“儿童趣味”， “儿童经验”和“儿童生活”也是成人根据教育宗旨、培养目标所选择的，具有预设性，不一定是儿童真正喜欢的，也不一定是儿童真正需要的。明清时期童蒙课本插图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这些问题。成人眼中的“儿童”是乖巧的、听话的。插图中的儿童站、立、坐、行模式都差不多，站得笔直，坐得端正。

晚清西学东渐对课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就包括了插图。早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近代第一家教科书专门出版机构益智书会即注意到教会学校教学的实际需要，其出版物“在形式上有了图说一类的课本”。虽然插图还比较简单，但毕竟注意到孩童的认知心理。

国人自编教科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崛起，各出版机构在致力于教科书内容近代化的同时，也逐渐注意到插图的审美和辅助认知意义。1901年，上海澄衷学堂编印《字课图说》，借解说与插图帮助儿童识字。次年，无锡三等公学堂的《蒙学读本》经文明书局印刷，“采用楷书石印，附有图画”，形式内容均比较美观。《蒙学读本》成功占领教科书市场后，文明书局联络一批有识之士，其中包括吴观岱、许文熊和赵印等无锡画家，在教科书的插图设计上逐步完善。“最新教科书”是商务印书馆成功推出的第一套教科书，其获得社会认可与课文内的插图设计也不无关系。

张元济、高梦旦、蒋维乔等商务印书馆同仁对于编辑“最新教科书”颇费心力，不仅对课文内容反复推敲，还在课文中配有雕刻精美的插图以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第一册》作为“最新教科书”的首册，60课课文中配有的插图多达100余幅，此外还附有多幅彩色插图，开国内儿童读物彩色插图之先河。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在插图编排的实践中摸索出一套规律，即同一课的课文和插图须编排同一个展开页上。这种排印形式保证了课文和插图的真正融合，因此为后来各家出版机构所遵循。

《最新国文教科书》第一册第一课“天地日月”插图非常精美

民国时，为了实现培养共和国民“完全之人格”的教育目标，蔡元培提出“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这一方针直接影响了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宗旨，同时也为民初教科书编写出版指明了方向。如果说教科书内容较为全面地体现出“五育并举”的方针，那么教材的插图设计则主要体现出美感教育的方针。以中华书局为例，范源濂主持编撰的“新制中华教科书”很好地贯彻了临时政府的新教育宗旨，其插图设计也为教育部所肯定，被评价为“字体图画工整”；商务印书馆也力图从根本上理解共和政体下的教育实质，“争取教科书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适合新的时代”

伴随着新文化蓬勃发展的潮流，原有的书籍插图设计不再适应新的时代要求，无法满足社会新的审美需要，各种流派的装帧风格涌现并使书籍的设计更新代。教科书的插图也在新文化运动以后发生了变化：插图的颜色从单色进而复色或彩色，插图的数量有所增加，低年级教科书的插图往往占书页的全面或半面，而且几乎面面有图。

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教科书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各出版机构在教科书的内容、装帧、价格等方面展开竞争。作为中小学教科书重要元素的插图设计，自然也是竞争的一环。各出版机构都很重视插图设计，纷纷聘请专业美术编辑开展此项工作。

商务印书馆聘请金云峰负责对教育部审定的教科书进行插图设计。中华书局则聘任吕伯攸、黄涵秋为美术编辑，他们设计了不少语文和其他教科书插图。为适应儿童喜爱彩色图画的心理，世界书局请画家陈抱一、阳太阳、杨秋人等编绘《世界儿童国语》、《世界儿童算术》等，受到大中城市初等教育界的欢迎。著名画家徐悲鸿为北京孔德学校“新教育研究会”的国语课本做过插图设计。

近代知名人士和艺术家如蔡元培、鲁迅、刘海粟、丰子恺、钱君匀、莫志恒、吕伯攸、徐悲鸿、丰子恺等均有过参与教科书编辑或设计的经历，教科书是他们艺术创作的阵地和教育理想的寄托之所。他们相互继承又各有千秋，一代代向前迈进。这些艺术家中，其中以丰子恺对教科书插图设计的兴趣和贡献最大。

从1932年开明书店出版的叶圣陶所编《开明国语课本》中可窥见丰子恺的教科书插图设计的风格。丰子恺亲笔书写了国语课本的文字，采用学生喜欢的手写体，朴拙工整，简洁可爱。此外，他精心为课文绘制插图，运用其擅长的漫画，其特有的稚拙趣味给小学生一种自然亲切的审美情趣。

作为艺术大师的丰子恺绝不会简单地处理图画和文字的关系，每一课的插图因课文内容的不同而位置不同，大小各异。譬如，第50课“小河”课文说：“小河小河向东流，流呀流呀不回头。”课文下方配有小河流水插图一幅，占全部篇幅的二分之一。竖排的文字和流畅的线条构成了一幅传统的山水国画。第83课“月亮船”的课文如此叙述：“我望见一弯月亮浮在天空，像一只小船。我想我坐月亮船，一定更好玩。”插图设计成两个孩子坐在月亮船上，且以较小的画幅置于课文的左上角，符合儿童的审美心理。第106课讲述电话，课文里说“人之言语......数丈之外，不复可闻。自有电话，则虽相去千里，而无语不可以达矣”，配有电话的样式漫画，帮助孩子理解电话的形态。

丰子恺为开明教科书设计的插图，不仅能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是一种很好的宣传画。

《开明国语课本》中丰子恺绘制的插图

解放以后的教科书，特别是小学语文教科书，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进，例如上海市第一套彩色语文教科书着眼于把学习语文和认识事物相联系，特别重视插图的作用，创造了看图学拼音，看图识字，看图学词学句，看图学文，看图说话，看图作文等多种形式。

建国初期，奋斗是当时中国人的日常主题之一，其贯穿小学教育之中，课本里的插图充满着革命热血，图片内容上多有展现旧社会地主老财、黑心资本家的罪恶，工农阶级的生活困苦。即便是日常生活，也被劳动、战斗、运动这三大主题占据。图片插画，具有鲜明的苏式宣传画风格。无论男女老少，皆是站姿挺拔、目光坚定、同仇敌忾。

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四有新人”成为时代主题，也是语文教材的教育目标。这一时期的课文插画更注重儿童教育，也更具有现实主义意义，由此产生的插画甚至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

由武奎英担任全套封面设计的80年代语文教材图片，尽管诸多插画依然有着苏式风格，但却可以看出，日常的、自然的美再次出现。教材插画的主题，也在宏大叙事外多了一些个人情感，比如表现爱的对象时，不再那么宏观，也不会那么敌我分明。给这个年龄的孩子适当爱的教育，不再是超越年龄的重责大任，爱家人爱老师，爱小动物等等。

1986年，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及各学科教材委员会(以下简称审定委员会）在北京成立，次年，颁布《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工作章程》，其中第四章规定了中小学学科的教学大纲和教材的审定六大原则：符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现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符合中小学教育培养目标的要求……符合儿童和青少年身心发展的规律，符合教育的规律，教学内容总量要适当。

为进一步规范我国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秩序，保证我国中小学教材的质量，审定委员会于1996年再次颁布《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工作章程》，对中小学教材审定原则和审定标准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在原有六大原则的基础上又增添了十五条相关标准，其中有专门关于教材插图的规定“照片、地图、插图和图表要和教材内容紧密配合，地图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送审。”

1993年4月，人教版语文课本再次改版，五年制版这套教材一直用到90年代末，甚至世纪初也有部分地区在使用，这也就是是85后以及部分90后的集体回忆，笔者幼时用的恰恰就是这一版语文教材。此时插画上最显著的变化，终于不再是苏式宣传画的写实画风，风格开始多元化了。有传统的水墨画，国画，也有西方的油画，绚丽的水彩画，以及略带日系风格的漫画等等。

千禧年后，人教版课文再次经历改版时，电脑作画已经占据主流，很多画面虽然更为清晰，但美学水平有所下降，画面偏生硬，但整体色调仍然向好，特别是有一些绘画做得还是能够充分显示出电脑作画的特点的。

左图为1993版，右图为2001版

为什么教材中的插图如此重要？对于之前版本里的插图来说，大多都是值得欣赏的艺术品，如周恩来总理、鲁迅和冰心等早年的黑白照片、精美的颐和园风景照片、传神的动物国画等，这些都可以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陶冶学生的审美情操。

儿童在7-10岁时是视敏度充分发展的生理阶段。儿童对物体造型的辨别能力、不同颜色的辨别能力、对相同颜色的深浅不同的区别能力都在迅速提高。小学生通过视觉获得了美感，而美感可以使思维方式得到调节，使他们处于最佳状态的情绪和情感中，小学生会感到愉悦、兴奋以至忘我，于是在不知不觉中培养了爱美的天赋，形成了审美体验。小学生在感受美的乐趣中感知教材，在美的熏陶中明确对事物美的实质的认识，从而提高了审美能力、陶冶了情操。因此，教科书里的每一张图，都不应该随便出现，这是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延续最基本的负责。

参考资料：《蒙学经典研读》李强；《明清时期童蒙课本版画插图研究》胡丽怡；《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陈汉才；《民国时期小学语文教材插图研究》骆卡娜；《略论我国近代教科书的插图设计》洪港；《写意丰子恺》钟桂松，叶瑜荪；《小学教科书的封面和插图》吕伯攸；《1993年与2001年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插图的比较研究》郭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