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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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程卫平

1913年9月2日，布拉格，弗朗茨·卡夫卡给远在柏林的女友菲莉丝·鲍尔修书一封。卡夫卡在信里将陀思妥耶夫斯基、格里尔帕策、克莱斯特和福楼拜列为他的“真正血亲”，以此解释他对婚姻极度矛盾、摇摆的心理。他在信里写道，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他三人都是单身汉(卡夫卡自然也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段婚姻很失败)，而对他自己来说，“为了写作而放弃人类最大幸福的欲望，不停地切割着我全身所有肌肉，我无法让自己脱身”。卡夫卡通过“血亲”的群体合理化他“不结婚”的心理暗示，反过来，也可以说他借助“单身汉”这条“身份”之索，找到一种特殊的“认同”。

德国学者莱纳·施塔赫自1985年完成有关卡夫卡的博士论文起，三十多年来一直专事卡夫卡研究。在皇皇巨著“卡夫卡传记”三部曲之首卷——《关键岁月》里，施塔赫以全景电影式的叙述手法细致还原了对卡夫卡产生“关键”影响的爱情经历，展现囊括布罗德、韦尔弗、魏斯、拉斯克-许勒等人的布拉格(也轻触了维也纳和柏林)德语-犹太文学圈，更是逐月逐日勾画了卡夫卡灵感迸发、才思飞扬的“关键”创作期图景。其中也写到对卡夫卡文学试验的突破发挥隐形作用的“血亲”，这一点施塔赫虽未深入解读，但对于读者理解卡夫卡却颇为要紧。

《卡夫卡传：关键岁月》 [德]莱纳·施塔赫著，黄雪媛、程卫平译，上海贝贝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卡夫卡爱读传记，尤其着迷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陀氏早年与暴躁专横的父亲间的紧张关系、在绘图科“像土豆一样乏味”的工作，一定都让卡夫卡感同身受。而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纯粹文学上的相似之处也显而易见：两人都将目光聚焦于“负罪感”心理、理性主义之失败、传统家庭的消解、有着“冷硬钢铁外壳”的都市工业社会里个人的内心撕裂与孤独。

有人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卡夫卡最鲜明的影响体现在后者对“害虫”的人格化和隐喻化，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里体现为四处可见的酒色之欲、堕落场景。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米嘉告诉阿辽沙，“……我便是一只虫子……咱们卡拉马佐夫家的人都是这样，你虽然是天使，可是在你身上也潜伏着这虫子，它会在你的血液中兴风作浪”；在《地下室手记》中，叙述者将那位过度敏感的“地下室人”描述为“受伤害、受侮辱的老鼠”。格里高尔·萨姆沙在《变形记》中的存在困境不免让读者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重人格》开场的“变形”暗示，但更让人联想到果戈理《鼻子》的开篇——主人公一觉醒来即已变形，变形是“既成事实”。不过，要确证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卡夫卡的“直接”影响并非易事，说卡夫卡“效仿”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许有失公允，实际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两人都欣赏且在一定程度上效仿了19世纪那些幻奇文学和志异小说的创作大师。两人作品里既有狄更斯的回声(《关键岁月》里讨论到卡夫卡的《司炉》时尤其强调了这一点)，也有果戈理和E.T.A.霍夫曼的回声。莱纳·施塔赫在卡夫卡传记中认为卡夫卡视这些前贤为血亲，而非“榜样”；他是其“后裔”，而非效仿者。卡夫卡力图“接通历史的血液循环系统”，一切围绕着“认同”两字。

《卡夫卡传：关键岁月》提到卡夫卡还喜读海因里希·劳贝所著的格里尔帕策传记，他在维也纳开会期间错过近在咫尺的格里尔帕策“书房复制品”，事后懊恼不已。也难怪：格里尔帕策学的是法律，卡夫卡则是法学博士；格氏在奥地利官僚机构中担任小公务员，也跟卡夫卡一样；格里尔帕策沉醉于写作，心思完全不在法律领域，这一点两人也像得惊人；各自都订过婚，却终身未娶。这些人生经历上的相似之处(他们俩甚至连名都一样)可能正如“穷乐师”故事本身那样既强烈吸引卡夫卡(“几乎能背下来”)，也让他心生排斥：卡夫卡对这篇小说的喜爱和憎恨反映了他典型的矛盾心理。后来在给恋人密伦娜·耶森斯卡的一封信中，他谈及《穷乐师》，一开始说这篇小说对他“毫无意义”，后来又承认“仅仅出于谨慎才这么说的”，因为他“为这个故事感到羞愧，就好像是自己写的一样”。这一告白无疑暗示了这位二十世纪现代派作家对远在他一个世纪之前的“血亲”的深刻情感认同。《关键岁月》里写到卡夫卡在众人面前朗诵自己的突破之作——《判决》时，终于体验到朗读《穷乐师》时的那种“美学爆发力”。

对福楼拜，卡夫卡更是推崇备至(又是一个学法律的)，认为他完全投入文学艺术，几乎与其艺术融为一体(虽然福楼拜一样也在生活与创作之间撕裂)，在单身汉-艺术家中堪称典范。卡夫卡在日记和书信中，七次提及福楼拜。在他的“关键岁月”里，卡夫卡在1912年6月6日的日记里抄录了福楼拜的一段话，借以表达他自己对写作的执着。“我的小说是山崖，我悬在上面，并对世界上正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同年12月，卡夫卡在致菲莉丝的情书中写道：“我曾梦想着在座无虚席的大厅里，当然以有甚于我现在的精气神整日整夜无休无止地朗读整部《情感教育》。”

1881年，福楼拜生前未完成的小说《布瓦尔和佩库歇》出版。两个抄写员离奇而不无喜感的故事无疑启发了卡夫卡，他在关键年月1915年写《布鲁姆费尔德，一个上了年纪的单身汉》，似乎在模仿《布瓦尔和佩库歇》，这种模仿不仅体现在两个难以对付的乒乓球(以及后来《城堡》里的两个助手)与布瓦尔和佩库歇在意象隐喻上的呼应，更体现在小说语言风格上——一方面追求精准而简洁的语句，另一方面都喜欢不动声色地讲述看似严肃沉重、实则荒诞不经的故事，虽然卡夫卡常常被视为沉郁、悲观的作家，但他很多作品恰恰证明了他作为幽默作家的一面。透过那些令人费解的文字，我们仿佛看到背后卡夫卡那捉摸不透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