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洞窟像龛「石拱寺石窟」

大家好，现存洞窟像龛「石拱寺石窟」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董广强（敦煌研究院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

内容摘要：石窟建筑是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建筑体系，而是中国古代建筑文化中的一部分，和其他建筑形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文化联系，我们不能脱离建筑文化谈论石窟建筑。石拱寺2号窟是一个平面圆形、穹庐顶的形制，是受到了草原上穹庐的影响而开凿的，其开凿供养者应该是来自草原的人士，可能是来自京师地区且带有北方草原背景的某位地区官员。

关键词：石拱寺 洞窟形制 建筑空间 草原民族

一、关于石窟建筑研究的定位

洞窟形制是石窟考古中对洞窟建筑的术语，目前对于洞窟形制研究的切入点和研究范围都比较单一和狭窄，都完全局限在石窟的范围之内， 没有将佛教洞窟作为一种“建筑”形式进行研究，从而限制了一些问题的解决和深度的研究。

“建筑”是一个涵盖范围比较广泛的词汇，包含着多种类型的人工构筑物，如城市、民间、园林、陵墓、宗教建筑、工程建筑等，这些建筑都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同时，这些建筑也都是根植于各个地区的自然地理气候、民风民俗，有着浓厚的地区性特征。总之，建筑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中国古代建筑是在中国古代文化的框架之下，各种具体的建筑形式也是包含在古代建筑的框架之下，各个建筑形式之间相互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在宗教建筑中，佛教建筑占了绝大多数，而石窟建筑则就包括在佛教建筑之中，我们研究石窟建筑，则需要把石窟建筑放置在中国古代建筑的框架之下， 不但要研究其本身的形式、发展规律等，更重要的是研究其和其他建筑形式之间的联系（主要是佛寺、民居），包括外在形式上的联系和文化内涵上的联系。

现在，我们就在以上思想的指导下谈一下石窟建筑的原创性。

一、云冈初期洞窟形制是属于原创性洞窟形制

云冈“昙耀五窟”是属于皇家工程，是为北魏的五个帝王祈福并依照帝王形象而开凿的石窟。这应该是在前任道人统法果“天子既如来”思想指导下佛教向世俗政权献媚表现，或者是北魏皇室祭祀先祖的佛教表现形式。这种皇家工程，必须是体现皇家意志和皇家审美，普通的石窟造像形式或民间的石窟造像形式在各方面都不能作为皇家石窟造像样式的样本或者是参照系。所以，河西石窟中普遍使用的中心柱窟在云冈石窟的造像规划思想中完全不适用，而新疆地区适合僧人禅观的、狭长空间的中心柱窟就更不适合皇家工程，所以昙耀在规划设计时，必须要体现出符合皇家审美的建筑形式和造像样式，在此之前完全没有可以参照的坐标。所以，原创性就在这种背景下体现出来。

佛教和皇权的关系，在十六国时期还不是特别明显，而在北魏时期，这种现象就显得特别明显，如曾担任道人统的僧人法果就说道：“太祖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遂常致拜，谓人曰：‘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是佛教的发展必须依附于皇权思想的直白体现，在法果的思想中，帝王就是佛。而在之后的道人统师贤，就将这种思想更加具体化地表现出来。“师贤仍为道人统。是年，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颜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论者以为纯诚所感。兴光元年秋，敕有司于五缎大寺内，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万五千斤。”这里的“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就更加明确地将帝王像等同于佛像，皇权以强势力量介入到佛教发展中。

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开凿石窟的内容、形式等就必须符合以鲜卑皇室为主的审美趋向，而之前的一些佛教造像传统等，在这种情况下就显得无足轻重或者是极为淡化，在皇权的强烈干预下，如果过度强调河西石窟对云冈石窟的影响，是有偏颇的。

洞窟是造像的承载或者是依托空间，是开凿佛像前，必须先对洞窟的基本形制进行考虑。而这个洞窟形制也构成整个石窟审美的一部分。首先，佛教洞窟形制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本，作为一种建筑，首先满足使用要求，其次要满足人们对建筑的审美性要求。而各个地区民众对建筑的审美也就是自己所居住的、最熟悉的建筑形式，如北方草原上的毡帐、中原地区的四合院等，作为鲜卑皇室来讲，对于建筑的审美就是自己熟悉并欣赏的“天似穹庐”的毡帐。

毡帐是草原民族最基本的居住空间，这种建筑形式不但满足了逐水草而居的功能性需要，必然有浓厚的情感依赖，就想中原地区民众对四合院的情感依赖；同时还包括了草原民族在天地宇宙、宗教、祭祀等方面的情感依赖。鲜卑族在建立政权后，也逐步使用了城郭、宫殿、土木建筑等木构建筑等形式，但是在祭祀天地、祖先等这类活动中，还是普遍使用毡帐。

在这种民族和皇家工程背景中，昙耀五窟在设计规划洞窟形制的时候，就采用了浑圆空间作为洞窟的基本形态，洞窟内部没有方正的转角、也没有平正的窟顶，整体内部模仿穹庐的浑圆状态，从洞窟形制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原创性的窟形，是对生活中建筑形态的直接模仿。

图1 云冈早期洞窟中内部空间模仿穹庐的的浑圆状态

我们可以从昙耀五窟的设计中认识到以下几点：一、佛教艺术形式（造像、壁画、建筑）必须是要必须是要和本地区信众的审美结合在一起，不断创造出新的艺术形式。二、在一般情况下，新的艺术形式和逐渐地融入到传统艺术形式中，是一个逐渐替代和变化的过程；但是在特殊的背景下，比如皇家工程背景，新的艺术形式就会以独创的形式出现。三，佛教洞窟建筑和各个地区其他建筑形式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洞窟形制的产生和变化都是和本地区的建筑分不开的。

在当时的京师地区产生的佛教石窟样式，会形成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对其他地区的佛教石窟的形式等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华亭石拱寺石窟的洞窟形制。

石拱寺石窟位于甘肃华亭县上关乡半川村与陕西陇县新集川镇相接的地方,距山脚的村庄约100米。华亭至陕西陇县的公路在山脚下的村庄里东西横穿而过,交通比较便利,东距陇县50公里,北距华亭县41公里。石窟开凿于向南的崖壁上,距地表高5～ 10米,东西长120米。从西向东排列,共有15个窟龛,基本都位于同一个平面上。洞窟在清代同治年间受到一定程度的人为破坏，另外该区域的岩性较差，洞窟表面的岩石大面积成薄片状剥落。

第2窟是石窟群中最大的一个窟，平面近圆形,圆拱顶大窟。窟高8.5、宽11.2、进深9.7米。圆拱形门,门高7.0、宽3.5、进深1.5米。窟内正左右三壁沿壁面凿低坛基,坛基高0.1米,前壁上方凿有一明窗,明窗高2、宽1.4米。窟形基本完整,壁面表层风化剥蚀严重。四壁石雕三佛八菩萨及弟子等。正、左、右三壁各雕一坐佛二胁侍菩萨,其中两侧壁主佛为倚坐佛，正壁佛高6.4米,因残毁严重,从痕迹仅可见左臂向前平伸,右臂抬起,结跏趺坐于须弥座上。

洞窟内的造像等风化破坏严重，也不是谈论的重点，此文的重点是对洞窟形制的讨论。

图2、石拱寺石窟2号窟平面、剖面图

图3、石拱寺石窟2号窟纵剖面图

如第二窟这种洞窟形制，在石窟考古中称平面马蹄形、穹隆顶洞窟，实际就是平面圆形（前面有门道，所以平面看起来有点类似马蹄形）、浑圆形顶的空间，这种空间与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等石窟中的多数洞窟是平面方形的基本形制有很大的区别，从建筑学的角度看，方正平面的建筑空间是中原地区木结构建筑的架构下所形成的基本建筑空间，是大部分区域民众所接纳和欣赏一种建筑空间。而平面圆形、浑圆顶的建筑空间则是草原民族在穹庐（毡帐）的空间架构下所形成的一种建筑空间。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是大家熟知的北朝民歌，北方少数民族所居住并欣赏的建筑就是浑圆的建筑形态，所以在建造石窟的时候，就会将自己民族的建筑审美融合在石窟建筑中，形成一个浑圆形的洞窟空间，然后在这个空间之内布置塑像。

上文谈到，以穹庐作为石窟空间开凿的样本开始于北魏皇室主导的云冈石窟，并以此为开端，形成了一种新的石窟样式，这种新的石窟样式对外会有一种影响力，其他石窟开凿时候会参照这个石窟样式。

但是其他地区信众在开凿石窟的时候，也不会盲目地选择洞窟形式，还是会根据本地区的民众审美或者是开凿者个人的审美来选择洞窟样式，京师地区的石窟样式或者是设计思想只是参照样式之一，在遇到具体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具体的对待，不能一概而论。

佛像、壁画之类的内容，在形式和内容上没有根本性的差异，各个地区区别不大，只是艺术风格有差异罢了。而洞窟形制，则从根本上反映了各个地区民族性的审美，汉族地区信众更更多地接受方正空间的洞窟形制、草原民族则更多的接受穹庐浑圆空间的洞窟形制。

云冈石窟的16-20窟，就是在帝王审美的指导下开凿的洞窟，内部空间浑圆，无明显的转角，明显是在模仿穹庐的浑圆空间，可以看出草原民族对这种空间形式的情感依赖。

泾川南石窟1号窟和庆阳北石窟寺165窟，都是当时泾州刺史奚康生住持开凿的大型七佛窟，“奚康生，河南洛阳人，其先代人也，世为部落大人”，其姓名后缀的“河南洛阳人”实际上是孝文帝改革后北方草原入住中央的草原民众将自己的地望改成洛阳而已，实际上是北方草原的鲜卑人，所以在开凿石窟的时候也将自己的审美思想融入在石窟的样式之中。

图4、北石窟165窟

泾川南石窟1号窟和庆阳北石窟寺165窟洞窟的形式完全相同，都是七佛窟，洞窟从平面上大致呈横长方形，但是窟顶部分却呈现出没有转角、浑圆空间的形态，这还是在模仿穹庐的空间形式，也反映出奚康生作为草原民族对于空间形态的审美。

我们再看石拱寺石窟的第2窟的空间，就完全可以明白这样空间形式的来源，是在模仿草原上的穹庐形态。

建筑的空间形态作为一种审美的类型，是固化在不同地区、不同民众的思维中，很难得到改变，中原内地的信众在开凿石窟的时候不会将草原上的穹庐作为开凿的样本，所以将穹庐作为洞窟开凿样本的信众必然是在草原上长期生活的经历，对浑圆空间的欣赏形成了一个固定性的审美。故开凿石拱寺2号窟的供养人应该是和奚康生类似，也应该是北方草原人氏。

石拱寺2号窟的开凿年代，有学者将其确定在公元520年左右，是属于北魏中晚期阶段。这个窟规模较大，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等，不是一般的信众能开凿的，我们推测，开凿者也应该是来源于京师（洛阳或者是平城）地区的官员，也不排除是这个时期泾州刺史的可能。后期将对地区性的历史资料进行梳理，希望有进一步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