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古代雕刻艺术的探索感悟「古代树森林探索」

大家好，对古代雕刻艺术的探索感悟「古代树森林探索」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重庆解放后，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和西藏军区政治部派出由刘艺斯指导的工作组，到西藏体验生活，进行创作，到拉萨、墨竹公卡、江孜、日喀则等地寺庙考察西藏佛教造像艺术，拍摄照片展览，编辑《西藏佛教艺术》图册，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刘艺斯撰文论述西藏佛教“有不少年代久远和艺术价值很高的美术品，可以列入我国民族艺术遗产最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之列，这说明藏族从古代以来就是一个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同时，汉藏两族文化交流渊源很早，在唐代，两族就有交往，唐太宗李世民曾把文成公主嫁给当时的藏王松赞冈布（公元641年），汉地文化便传入西藏。从这时起，一千多年来，藏族同汉族的文化艺术有着血肉不可分割的联系。从现存西藏古代艺术上，不论是绘画、雕塑或建筑，都可以看到浓厚的汉族文化的影响。……” “西藏古代艺术是我国文化艺术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是极为丰富的一个部分。西藏艺术主要是宗教艺术。” “西藏艺术，虽因时代、地方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风格上有共同之点，华丽、热烈、明快，色彩多用红、黄、蓝、紫、绿、白、金等色，巧妙运用了强烈对比而又和谐统一，生气勃勃，令人有喜悦之感。藏族艺术并不排斥外来影响，且善于吸收别人的长处，但始终鲜明地具有自己的艺术风格。”（刘艺斯“丰富多彩的西藏古代艺术”《美术》1956年3月号40页）

1982年，李巳生、唐聚森专程到拉萨深入后藏，探索藏传佛教艺术与汉地佛教造像艺术的关系。李巳生撰文《世界屋脊上的雕塑》中说：“西藏佛教造像阴暗的殿堂中，狰狞可怖的护法神，令人联想到过去农奴制下的人民深重的苦难。多臂凶恶的金刚拥抱裸身的女神，想象奇特，装饰华丽，饱含着神密的色彩和浪漫的情调，体现了藏传佛教的审美观。同时又吸取了我国传统和印度、尼泊尔的营养，具有独特的风姿和浓郁的异香。高达二十六公尺或小不过数公分的金铜像，镶嵌红绿宝石，造型的质感，色感、量感，与泥塑对照，如交响乐中的最强音，震撼人心。”（《艺术世界》1983年3期）

大足石刻凿造于唐宋时期，“正当中国石刻史存亡续绝之交。其时代虽晚于云冈、龙门，然在艺术上演进与历史延续上观之，其价值堪称无匹。”（世界学院中国学典馆 杨家骆《文物周刊》第20期1947年)1954年，创作委员会主任刘艺斯为了继承发扬民族优秀遗产，向雕塑系提出考察大足石刻的任务。由雕塑系负责人李巳生去大足石窟北山考察，与有关单位取得联系，带回资料，在刘艺斯的主持下拟定计划，报中央文化部及省文物保管委员会，经罗裁云先生采用泥胎水泥、石膏套模，翻制雕刻模型无损原作的方法成功，才开始组织雕塑系全体师生，结合教学、科研，分批到大足石刻现场，进行临摹、翻模、摄影，及搜集资料的工作。师生食宿都在石刻现场。从1954年至1958年期间，临摹和翻制模型百余件，设古代雕刻陈列室展出，选十余件为中央美院、浙江美院、西安美院、广州美院提供教学。刘易斯又将大足石刻照片百幅带至北京展览，引来全国美术家协会组织各美术学院雕塑家、美术史家到重庆，李巳生、唐聚森参加，以大足为主，考察四川石窟。

左起:肖琏、龙德辉、毛超群等，正在进行翻制模型的工作。

1957年李巳生与郭其祥、杨发渊，到昆明筇竹寺考察清代五百罗汉塑像艺术，选择精品两件，由郭其祥、杨发渊按原作体量临摹翻制模型。李巳生拍摄照片，编辑图册，由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出版。但在制版进行中，因反对“大”、“洋”、“古”运动，被迫停止。

为了探索雕塑艺术走向“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道路，在教学中开设古代雕塑临摹课，组织师生去著名的石窟寺院和博物馆参观、考察，深入研究，各抒己见，撰文编册。

1956年，朝花美术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傅扬，来重庆与李巳生前去大足考察，签约编辑出版《大足石刻》图录，李巳生执编并撰文，强调批判继承优秀民族遗产，创造社会主义最新最美的作品。之后由《人民画报》记者宋学广摄影，李巳生撰文，发表在《人民画报》1956年第4期。

《人民画报》1956年第4期插页

1962年5月大足石刻图录出版。自“1954年起，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师生访求不断。1956年中国美术家协会考察团专程来大足考察，编辑出版《大足石刻》图册4本。其中尤以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李巳生编撰，朝花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大足石刻》八开大型图录为最，其载图200多幅，记载了五十年代大足石刻现状，其内容之丰富，可与迄今出版的图册、图录媲美。”（陈明光“大足石刻研究述评”1992年）

从右至左：浙江美术学院隆鸿基、广西艺术学院朱培钧、四川美术学院李巳生、唐聚森，鲁迅美术学院刘荣夫、浙江美术学院史岩、温庭宽，中央美术学院张松鹤等雕塑家、美术史论家共十二人组成的全国美协四川石刻考察团在大足宝顶山石窟。

1985年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东方部特别顾问安吉娜，前来四川美术学院进行四川石窟造像的考察工作，研究唐代后期佛教雕塑艺术。她与李巳生第一次见面表示，受《中国科技史》作者李约瑟的委托，带来1962年出版的、李巳生执行编撰的《大足石刻》，向李巳生咨询大足北山石窟中一神像手捧袋状物是否宋代发明的火炮。李巳生当即以北山石窟唐代及宝顶山宋代石窟中风神造型为例，认为此袋状物为风袋。此后李约瑟专程到大足考察，并引起学者专文论证，此袋状物并非火炮。

《大足石刻》李巳生编著

1982年，李巳生接受文物出版社约稿，为大足石窟艺术博物馆编《大足石窟》，在撰写的序论中及发表在《美术研究》“宝顶山石窟寺”文中，首次提出“宝顶山道场是由四方结界、教相、事相二道场，依显密经典整体布局由显入密的密宗道场。” “宝顶山石窟与印尼婆罗浮、柬埔寨吴哥石窟，为印度以外的世界三大密教石窟。”

论文《宝顶山石窟寺》李巳生 发表在中央美术学院学报《美术研究》

李巳生考察四川石窟

1985年，四川美术学院派李巳生赴京接受中宣部《中国美术全集》编委会之聘，主编《四川石窟》；接受任务后，在已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再去四川各地查证、摄影，编纂提纲，引起编委的关注。人民美术出版社总编亲自带领责任编辑、摄影师与李巳生一道乘专车奔赴四川各地石窟，历时两个月之久，动员三十余市县宣传部、文管会人力、物力的支持，工作之艰巨、辛苦，“是我国出版史上的壮举”（许征云“《中国美术全集·四川石窟》编后记”《美术之友》1988年第1期）中宣部《中国美术全集》编委会在给四川美术学院来函称：“李巳生撰文首次宣告四川石窟艺术在中国雕塑史上应占有的、极其重要的历史和艺术地位。……论文完全符合国家出版中国美术全集的要求，具有较高的学术和艺术科学价值，对祖国文化遗产的研究工作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四川美院老教授文集》118页)

《中国美术全集·四川石窟》李巳生主编

拍摄摩崖造像

李巳生在大足宝顶考察

李巳生、王官乙、郭相颖等在大足宝顶

1993年王朝闻总编《中国石窟雕塑艺术全集》，由李巳生任《大足石窟》卷主编，对宋代密教艺术作了进一步的探索，撰文论证评述出众。四川社科院刘长久在“大足石刻研究综述”一文中说：“值得一提的是四川美术学院教授李巳生先生，自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他对大足石刻考察认真的态度。1962年朝花美术出版社出版了李巳生撰文的《大足石刻》图册。1988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李巳生先生主编的《中国美术全集·四川石窟》，他在卷首概论中，以大量笔墨涉及大足石窟。近年来，他担任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石窟雕塑全集·大足石窟》主编，在卷首中更加深入地论述了大足石窟艺术，特别就大足宝顶是密宗道场问题作了详尽的说明，可谓一家之说。”

《中国石窟雕塑全集·大足石刻》李巳生主编

1999年，李巳生为六家出版社共同编辑出版的豪华版《中国历代艺术》中雕塑卷撰写序论“中国雕塑艺术的光辉历程”。图册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总编表示:“您为深入地研究四川这一地域的文化艺术，特别是中国雕塑艺术的发展和特色，做出了令人赞叹的贡献……我想您的研究成果，在将来必定会得到历史的肯定，你做了一件文化拓荒者的大事业，现在能耐得住寂寞而沉下心来，深入的‘掘井人’实在不多了。”（《四川美术学院老教授文集》120-123页）

李巳生赴全国著名石窟、寺院考察，论文主要发表在《敦煌研究》、《美术》、《美术研究》、《新美术》、《法鼓佛学学报》等期刊，以及《大足石刻研究》、《大足石刻国际研讨会文集》中，撰文着重论述印度佛教文化艺术传入中国，在佛与儒、道思想的分歧中融合互补，通过南北各民族之间、中外之间的文化艺术的交流、渗透，经魏晋南北朝隋唐以至宋代，在绘画的理论和技法上随历史的演进发展，提出创见新说，在四川形成唐宋造像艺术的波峰。大足宝顶山造像群与合川涞滩鹫峰禅窟宋代禅、密二大石窟展示出中国风，世俗情，雅俗共赏的造像艺术，跨登上宋代佛教造像艺术的峰顶，供后世艺术家欣赏、研究、发扬。

李巳生考察合川涞滩鹫峰禅窟

李巳生说:“数十年来，每当我站在石窟之前仰望造像，都会惊目动心，随造像风格演变，艺术魅力含蓄的吸引力而有新的感受，认识到过去文之不足。”

2005年8月，李巳生在重庆参加“2005’中国重庆大足石刻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大足石刻首次科学考察60周年纪念会”，在会上宣读论文《川密造像艺术初探》。

2006年，《川密造像艺术初探》及《合川涞滩鹫峰禅窟造像内容探疑》，先后在台北《中华佛学学报》、《法鼓佛学学报》上发表，编审表示：“川密造像是佛教艺术研究的重要课题，却也是一直难于突破的难关。首先，我要对作者辛勤搜集川密图像与文献历史资料的苦心，表示个人最诚挚的敬意，相信你的努力，必然为后学的研究者提供重要的基础”，“涞滩二佛寺石刻为众多石窟研究中较少涉及。本文提供较为罕见的图像外，并对六祖《坛经》经变石刻细为考述，题材新颖，极具参考价值。”

2007年，当进入合川鹫峰禅窟后，李巳生加深了对宝顶山石窟的认识，认为有必要再次撰文探索，撰写《宝顶山道场造像布局的探讨》，2013年5月发表在《2009年中国重庆大足石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大足石刻研究院编)。

叶毓山在《四川日报》撰文“神像人化——大足石刻之特色”中论述：“创建于唐宋而盛于两宋的大足石刻艺术，随着历史的演进，交通的发达，学术研究之深化，虽深居川中，今天却越来越受到人民的瞩目。” “大足石刻以其鲜明的‘世俗化’、‘人性化’、‘民族化’、‘连环化’为特色。在我国北方石窟艺术经历了光辉灿烂的高峰以后逐渐衰落之时，以其规模之巨大，艺术水平之精湛，风格面貌之独特而一峰崛起，呈现出一派生机。” “宗教艺术的‘世俗化’、‘生活化’，是大足石刻的特色……当时的工匠据佛教教义要求，通过十牧童制服牛的形象，以牛比人心，劝人静心修行，领悟佛法。但那牧童纯朴、天真的形象和浓郁的乡土气息，却掩盖了宗教的禅观说教。”（《四川日报》1985年11月16日)

王官乙1981年编辑《大足石刻艺术》图册，由日本美乃美株式会社出版，撰文多篇发表在《四川日报》、《旅行家》、《美的研究与欣赏》等国内及香港《美术家》期刊上。1985年王官乙撰文“大足石窟的艺术特征”发表于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的《大足石刻研究》，综合论述大足石窟有以下特点：1.题材内容丰富，从内容到形式有新的发展；2.构思、布局巧妙，构图多有创见；3.艺术形象生动，人物不雷同；4.生活气息浓郁，留下了当时的社会和人情世态；5.风格技法多样，淡雅的白描，富丽如工笔重彩；6.雕刻图文并茂，变相与变文互补；7.科学艺术结合，工程与艺术巧妙结合。

《大足石刻艺术》王官乙

2002年大足博物馆编《大足石刻研究文集》发表了王官乙的《难忘徒步走大足》，文中追述：“我们雕塑系二年级七个同学叶毓山、曾庆祥、李正林、刘万琪、邓道荣和我，才跨进雕塑系门槛不久，处于兴奋状态，听说除了敦煌、云冈、龙门以外，离重庆100多公里外有大足石刻，迫不及待要去看一看。临走之前，找了系负责人，也是我们的任课老师李巳生……暑期酷热，骄阳似火……背一副画夹……头戴草帽，脚蹬草鞋……第三天到达大足，带着李老师的信去拜访陈习删。他是解放前大足参议长，对大足石刻研究多年的老学者。……当我们看到松林中掩映着巨大的卧佛，那金光闪闪如孔雀开屏的千手观音，欢乐的天堂、恐怖的地狱，还有充满生息的牧童、母亲的喂奶……惊叹不已，倍感神奇……雕塑系为大足石刻付出了艰辛，流了血汗，为的是民族化的道路。在老师们的创作中，在泥塑《收租院》里都吸有大足的奶水。”可能借鉴了宝顶山摩崖造像整体布局的特点：将充满善与恶、真与伪、美与丑矛盾斗争故事的多铺造像，前后联结，环环相扣、波澜起伏，推向戏剧性的高潮，震撼人心。

大足石刻特有的在一铺造像中，将头像、半身和全身像组合的形式，以及精雕细刻与朴素、洗练，写实与夸饰的处理，并行互补，加强艺术感染力，写心传神，惊目动心的艺术效果，展现在四川美术学院师生的雕塑作品中。

从左至右：王官乙、李巳生、省博物馆研究员王嘉佑、文物出版社编辑彭华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