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魏晋书法的审美特征「从世说新语容止中看魏晋审美」

大家好，浅谈魏晋书法的审美特征「从世说新语容止中看魏晋审美」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作者：阮忠勇

（浙江海洋学院人文学院）

摘要：魏晋书法的率真、简淡、妍美等风格，与《世说新语》所展示当时名士求真、尚简与爱妍的趣尚互为表里。考察《世说新语》，将有助于我们解读魏晋书法。

关键词

魏晋书法；《世说新语》；求真；尚简；爱妍

正文

《世说新语》生动地记录了魏晋风流，为我们凸现了该时期宏大的人文景观，此书丰厚的内涵为我们研究魏晋的历史、哲学、文学艺术提供了莫大的帮助。周祖谟先生在《世说新语笺疏》一书的“前言”中称：“《世说新语》虽是古代的一部小说，但一直为研究魏晋间的历史、语言和文学的人所重视。”魏晋书法与该时期的哲学、文学等一样，皆是在魏晋文化精神的滋养下而绽放出的艳丽花朵，所以，我们研究魏晋的书家与书法，也可借用《世说新语》作重要的参考资料。

从美学角度看，《世说新语》所描述的魏晋士人具有如下的审美时尚：求真、尚简与爱妍。“求真”，是对个性风采的极度张扬；“尚简”，即对繁文缛节的超越；“爱妍”，则是对清俊秀丽风貌的趣尚。魏晋书家，作为士人中的佼佼者（如嵇康、王导、王羲之、谢安、王献之等人，他们原本就是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他们身上有太多的魏晋文化精神的烙印。无疑，考察《世说新语》所展示的那个世界，将有助于我们从更为广阔深厚的历史文化层面审视魏晋书家的审美取向，也有助于我们解读魏晋书法的风格特征。

一、魏晋书法的“求真”取向与士人个体风格的自觉

历观魏晋的书作，我们发现其极尚“真实”。所谓“真实”，即为：各书家的书法面貌各其不同，同一书家的书作亦先后迥异。魏晋书法生动地展现了书家的独创性与他们真实的心路历程。魏晋书法之“真”当源于士人对个体风格的自觉。

魏晋士人的个体自觉有其客观的历史原因。在中国历史上，魏晋是一个动荡不安、杀戮相仍的时代，但正是这样一个时代，思想自由之花开得鲜红灿烂。正如宗白华先生在其《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所说的：“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那么，是什么促成了魏晋时的思想大解放呢？让我们对魏晋之前两汉以来士人的精神状态作一简短地回顾：

两汉以来，在儒家经学的禁锢下，士人的人格精神极其萎缩，就从当时大赋作家的创作意图来说，美饰皇权、歌颂国威倒成了谋取一官半职的手段。两汉以来的经学与礼法造就了一批循规蹈矩缺乏个性的奴仆。阮籍对这些人有过生动的描绘：“服有常色，貌有常则，行有常式。立则磬折，拱若抱鼓。动静有节，趋步商羽。进退周旋，咸有规矩。心若怀冰，战战栗栗，束身修行，日慎一日。”(《大人先生传》)

无论是外貌还是内心，见出礼法之士完全是一群诚惶诚恐的奴才。到东汉末年，数次党锢之祸使得士人对现政权日渐离心，禁锢士人思想的儒学大厦于是也轰然倾倒，具有思辨色彩和浪漫精神的魏晋玄学应运而生。魏晋玄学摈弃了汉儒的阴阳象数，其旷远深邃的精神境界，使得魏晋士人形超神越，个性鲜明，如李泽厚所说：“人（我）的自觉成为魏晋思想的独特精神，而对人格作本体建构，正是魏晋玄学的主要成就。”

魏晋玄学直接继承了先秦道家的传统。魏晋士人把老庄那种以个体生命为重、逍遥放达的人生理想付诸实践。例如：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世说新语·任诞》)

王子猷听凭一时的兴致，率性而往，率性而返，这便是自由心灵与自由个性的真实写照。《世说新语》所描绘的正始名士、“竹林七贤”、元康名士、东晋名士皆有任情放纵的特点。他们在处理情感欲望与理智规则时，总是极力放大自己的欲望，漠视外在的约束，标榜个人的风格：

桓公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世说新语·品藻》)

支道林问孙兴公：“君何如许掾？”孙曰：“高情远致，弟子早已服膺。一咏一吟，许将北面。”(《世说新语·品藻》)

桓温是一世枭雄，他试图以权势迫使殷浩屈服，但殷浩对桓的权势嗤之以鼻，大胆捍卫了自己的人格价值；而孙绰在肯定许询“高情远致”的同时，不忘展现在文学上的胜场。

基于对个体价值的发现与自我意识的张扬，魏晋士人在品藻别人时，视点也落在了所品人物的个性风采上：

抚军问孙兴公：“刘真长何如？”曰：“清蔚简令。”“王仲祖何如？”曰：“温润恬和。”“桓温何如？”曰：“高爽迈出。”“谢仁祖何如？”曰：“清易令达。”“阮思旷何如？”曰：“弘润通长。”“袁羊何如？”曰：“洮洮清便。”“殷洪远何如？”曰：“远有致思。”……(《世说新语。品藻》)

孙绰在回答抚军的捉问时，一一甄别了各人不同的个体特征。由此可见，充分肯定个体的差别，发现个体的优点，当是魏晋品评人物的一个特点。

魏晋正是这样一个重视并张扬个性的时代。这样一来，士人强烈的个体意识在书法艺术领域也有生动的展现：首先，从魏晋书家的有关言论来看，他们标榜个性，注重独创，反对袭蹈别人。魏大书家钟繇宣称：“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转引自郑杓《衍极》）。在他看来，书法是一种创造，这种美的艺术是主体精神、功力与个体心灵的迹化。钟繇高扬了主体在艺术创造中的首要地位，无疑是对先秦两汉以来以模拟物象为上的书法思想的反拨。

钟繇之后的王訥（王羲之的叔父）更为明确地指出；“画乃吾自画，书乃吾自书”（转引自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在王訥看来，无论是作画还是写字，都要反映艺术个性。“书圣”王羲之的书法美学思想与其叔父如出一辙，他的《记白云先生书诀》也强调了个体风格的独特性：“把笔抵锋，肇乎本性”。可见王羲之要求书家从自身出发，写出自我风采。当王羲之一改楷、行、草书的传统写法引起时人讥议时，他却不以为然，还自珍其书：“吾书比之钟张当抗行，或谓过之”(《自论书》)。

王羲之对钟繇、张芝等大书家不肯“俯首称臣”，反而高自标置，这种态度正是书家艺术个性意识觉醒的明证。王羲之之子王献之又独辟蹊径，另创了风流云散的行草书，他对自己的书法也自视甚高，甚至认为自己的成就要超过其父一“故当胜”（见孙过庭《书谱》）。有一次，当谢安否定自己时，王献之竟毫不气馁，显出了狂放的本色：“世人哪得知！”王献之置礼法于不顾，固然是当时流行的风气，但更昭示了他对个体艺术成就的自信。从流传的书迹来看，王羲之的书法平和含蓄，王献之的则佻达放纵，风格上的差别是较为明显的。

其次，对于同一书家来说，不同时刻，其书法风貌亦有变化，这也是书家艺术个性的生动体现。孙过庭高度评价王羲之的书法说：“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书谱》)

王羲之书作之所以呈现不同的审美趣味，这与不同的创作心境是有直接关系的。在同一幅作品中，王羲之的书作也往往透露其丰富的心灵律动，如《兰亭序》，起先的字形端正平和，字距、行距基本均匀，线条提按幅度不大，表达了书家的怡然与超脱，但后来的笔法纵横错落，涂涂抹抹，展示了书家内心的无奈与悲凉。王羲之的书作显然是对老庄所倡导的“真”的精神的践履，庄子曾说：“真者，精诚之至也。”(《庄子·渔父》)“真”可以说是一种至淳至诚的境界，魏晋书法的魅力就在于它的纯情与率性！

二、魏晋书法的简约取向与士人的“尚简”时风

魏晋书法的第二个特点是简约。首先，魏晋书法的发展，从字形到笔法等，皆有一个从繁杂到简化的嬗变过程。如钟繇的楷书字字独立，而王羲之的行书则流畅婉转，王献之的行草则连绵不断，三位书家字的结构与笔势应当说是日趋简化了。其次，就具体书法作品来说，当时的书作从字法、墨法到线条组合、章法构成，多有简约洁净的特征。

魏晋书法为何会形成如此风貌呢？答案在于魏晋是一个“尚简”的时代。“简”即简易，是对繁文缛节的超越。对于“简”的崇尚，是魏晋人物品藻的一个重要标准。《世说新语》记载：

谢幼舆曰：“友人王眉子清通简畅……”(《赏誉》三六)

王大将军与元皇表云：“舒风概简正，……”（同上，四六）

司马文王问武陔：“陈玄伯何如其父司空？”陔曰：“……明练简至，立功立事，过之。”(《品藻》五)

时人道阮思旷……简秀不如真长……（同上，三○）

抚军问孙兴公：“刘真长何如？”曰：“清蔚简令。”……（同上，三六）

(羊)绥清淳简贵，……（同上，《伤逝》一四）

上述所谓“简畅”、“简正”、“简至”、“简秀”、“简令”、“简贵”等语词，都是对人物性格与为人风范的浓缩。时人既以“简”为贵，则官史之选拔与人品之识鉴，莫不受其影响，因此，“简”应当说是魏晋时期的一个重要的美学观念。

魏晋文人尚“简”的审美观念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首先，这种审美观念发源于《周易大传》。案《周易大传·系辞上》：“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易”，指平易；“简”，谓简约。《大传》所讨论的是《周易》的卦理。它认为，只要得到“简易之理”，也就得到了《易》的卦理。《易传·系辞下》云：“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輀然示人简矣。”这是对于以上论述的进一步发挥。《周易》作为“三玄”之一，乃魏晋士林之必读书。因而《易传》之“简易”观念必然对其时的士人发生重要影响。如《世说新语·品藻》七四记述：

王黄门兄弟三人俱诣谢公，子猷、子重多说俗事，子敬寒温而已。既出，坐客问谢公：“向三贤孰愈？”谢公曰：“小者最胜。”客曰：“何以知之？”谢公曰：“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推此知之。”

“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语出《周易大传·系辞下》，以辞令的多少来品评人物的高下，正体现了以“简”为美的品藻倾向。谢安以《易传》之语作为衡量人物的标准，客观上已经向我们昭示了尚“简”的审美观念与《周易》的渊源关系。又《世说新语·赏誉》八三：

王长史谓林公：“真长可谓金玉满堂。”林公曰：“金玉满堂，复何为简选？”王曰：“非为简选，直致言处自寡耳。”

本条刘孝标注：“谓古人之辞寡，非择言而出也。”王闬对刘胟的评论，其所持标准与谢安是完全一致的。其次，尚“简”之审美观念的确立，与魏晋玄学关于“言意之辩”的理论有密切的关系。

汤用彤先生说；“夫玄学者，渭玄远之学。学贵玄远，则略于具体事物而究心抽象原理。论天道则不拘于构成质料(Cosmology)，而进探本体存在(Ontology)。论人事则轻忽有形之粗迹，而专期神理之妙用。夫具体之迹象，可道者也，有言有名者也。抽象之本体，无名绝言而以意会者也。迹象本体之分，由于言意之辨。依言意之辨，普遍推之，而使之为一切论理之准量，则实为玄学家所发现之新眼光新方法。”这一“新眼光新方法”的创造者乃是天才少年王弼。王弼以《庄》解《易》说：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别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周易略例·明象》)

由王弼之说，晋人形成了重意轻言、得意忘言、寄言出意的思辩方法和心理倾向，“无论天道人事之任何方面，悉以之为权衡”。这种“权衡”施之于人物品藻，便形成了尚“简”的审美标准。

基于上述原因，中古士人的日常生活与审美创造力求以“简”为美。如《世说新语·德行》所记述：

王恭从会稽还，王大看之，见其坐六尺簟，因语恭：“卿东来，故应有此物，可以一领及我。”恭无言。大去后，即举所坐者送之。既无余席，便坐荐上。后大闻之，甚惊，曰：“吾本谓卿多，故求耳。”对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无长物。”

本条刘孝标注引《（王）恭别传》日，“恭清廉贵峻，忐存格正……”作人身无长物，即是清廉守约的表现，这也是王恭的人生态度。他如阮修以“将无同”三字得官(《世说新语·文学》)，王戎以“简要”见重于人。(《世说新语·赏誉》五)，都是魏晋人尚“简”风气的反映。尚“简”的审美观念对中古时代的文艺理论也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文心雕龙·炼字》云：“自晋来用字，率从简易。时并习易，人谁取难？”可见，“简易”也是魏晋人文章语言风格的主要特点之一。此时的书法同文学一样，自然也体现了“简练”的风格特征：

首先，魏晋书法的发展史就是从笔画繁杂走向简约的过程。试看钟繇的楷书，他以天才的创造，使书法基本上挣脱了富有装饰意味的隶书，使隶书那种八面停匀、蚕头雁尾的写法被简洁流动的笔法所代替。但平心而论，钟繇的楷书还带有从隶书“娘胎”里出来的痕迹：字形偏扁，横向取势，整体风格还显得古朴典雅。王羲之的楷书已对钟书进行了大胆的改进，改横势为纵势，字形越发简洁。

引入注目的是，王羲之的行草书线条连绵、字形简练（虽然基本上还是字字独立的小草），结构似斜反正，章法错落有致，楷书的单字块面结构完全被打破，而代之以整体映带与流畅，使书法空间趋向疏阔。及至王献之的书法，其楷书比其父更简洁，线条珠圆玉润，大量细线条的组合展示了洛神般的翩翩风致。王献之的行草，史称为“一笔书”，连绵不断，势如长江黄河，倾泻而下，一改王羲之较含蓄的小草书为宏逸的大草。不难看出，魏晋书法从钟繇楷书到王羲之的行书、小草书再到王献之的连绵草，其笔法越来越走向了简约与省净。

其次，从魏晋书家的具体作品来看，他们都有意无意地运用了简约原则的。

一是魏晋书法的尺幅极小。与后来明清的巨张大幅形成了极大的反差，魏晋书家的作品基本为手札，疏疏朗朗的几行字，疏疏朗朗的字与字、行与行之间配合，让黑黑的文字周围留出大块大块的空白，这种艺术手段的运用使魏晋书法弥漫着萧散与空灵（如王珣的《伯远帖》）。

二是魏晋书法的线条极其简洁。其笔画一般没有唐楷的程式化写法（在字的起笔与转折处特别讲究），魏晋书法起笔常为侧锋，运笔之直截如断金切玉，干净利落；转折处随势递进，清爽便捷；书法的线条一般也较少大幅度的提按，线条造型光莹洁净，极少有令人眼花缭乱如游丝。三是魏晋书作的墨色看似非常单一，多是纯净光亮的黑色，毫不夸张的墨色也透露了魏晋人以简约为美的趣尚。

三、魏晋书法的妍美取向与士人之“爱妍”趣尚

唐代《书议》中批评王羲之的草书“有女郎气，无丈夫气”。不管这种评论是否得当，王羲之的行书、楷书确也妍美绰约，王献之的书风亦清俊洒脱。以二王为代表的魏晋书法的妩媚风格与两汉隶书的厚重古雅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其实，对妩媚的趣尚，不只是魏晋书法的专利，它更是整个魏晋的审美潮流。

从中国的美学史来看，先秦两汉的美学趣味是追求祟高与博大，而魏晋则为妍丽与文雅。以人物品评为例，先秦两汉以来对人物仪容的品评着眼于是否符合礼教规范的威武端严之美，如《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的记载中说；“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有度，周旋有则，容止可观，作事可法……言语有章，以临其下，谓之有威仪也。”君子的一切行为要循规蹈矩，森然有序，而在魏晋风行一时的人物品藻中，欣赏的却是带有女性特征的秀美。如：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玉树，自然是风尘外物。(《世说新语·赏誉》)

裴令公有俊仪容，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玉人，见者曰：见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世说新语·容止》)

骠骑王武子是卫玠之舅，隽爽有风姿。见玠辄叹曰：珠玉在侧，觉我形秽。（同上）

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同上）

在上面的一些评论中，过去用于评介女子娇容的一些词语如“瑶林玉树”、“玉人”、“濯濯如春月柳”等都用来赞扬男人的面貌了。有趣的是，记载魏晋历史的《三国志》、《晋书》等，也提及了何晏、曹植等人敷粉之事。

那么，魏晋时为何激赏男性身上的女性美呢？原因大致在于魏晋士人多出身豪门贵族，又兼时人个性意识的觉醒，他们希望诗酒流连、享受生活，闺阁情怀便成为他们一个重要的生活内容，如《世说新语·容止》记载美男子潘岳挟弹遨游的放浪生活就是为了博得女子的欢心。再者，这可能亦与魏晋时富贵人家惯养相貌娇好的男宠有关。

《晋书·五行志》载云：“自咸宁太康之后，男宠大兴，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相仿效，或至夫妇离绝，多生怨旷”。最为重要的是，魏晋老庄复兴，士人多期望蝉蜕于污世，于是，庄子笔下那个冰清玉洁、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女便成为士人心仪的对象。明乎此，我们不难领会魏晋人常用“神仙中人”、“玉人”、“面如凝脂”等（见《世说新语·容止》）带有妍丽色彩的词语来评骘男性的外貌了。

同样，从欣赏文静秀美的神女到钟情清丽宁静的自然，这是魏晋人审美视野合乎逻辑的拓展。魏晋人喜欢的多是亭亭修竹、淙淙小溪、幽壑晴岚、云中白鹤，他们笔下的景色一般远离暴烈与刚狠。看曹植笔下的西园，石崇笔下的金谷园，王羲之笔下的兰亭，王司州眼中的印渚，简文帝眼中的华林园等，均如处子般的秀雅可人。

确实，魏晋是一个发现美、欣赏美并追求美的时代。对于文学，曹不认为“诗赋欲丽”(《典论·论文》)，陆机主张“诗缘情而绮靡”(《文赋》)。而在书法艺术方面，艺术的形式美既然备受关注，书家便以时人的生命形象并以上述时风来观照书法，要求所写书法如同人本身般具有跃动的个体生命及其恰当的时尚形式组合，如王羲之所云：“倘一点所失，若美人之病一目；一画失节，如壮士之折一肱”(《笔势论十二章》)，同时要求“方圆尽金石之丽，纤粗尽凝脂之密。藏筋抱骨，含文抱质”(《书论》)。

显然，王羲之视书法美的标准在于是否具有生命的完整性。我们细读魏晋书论，发觉书论阐述的重点始终在于把书法当作一个有机的生命体。至于魏晋书家赋予书法这个艺术生命体以何种美学特征，一言以蔽之，曰：妍丽。钟繇的楷书相对于法度森严的汉隶书来说，已是一大进步：点画一波三折，线条弹性增加，结体婀娜多姿态。至于卫瓘的书法，也偏重清秀一路，《书断》语其“天姿特秀，若鸿雁奋六翮，飘摇乎清风之上。率性所欲，如天姿之美。”卫瓘的儿子卫恒，其书法也“纵任轻巧，流转风媚，风健有余，便媚闲雅，谅少俦匹”（李嗣真《书后品》），南梁袁昂《古今书评》更直捷地说其字“如插花美女，舞笑镜台。”

卫氏书法世家中，还有卫夫人的书法，与叔父卫恒的风格极为相似，《佩文斋书画谱》引《唐人书评》说，“如插花美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江莲映水，碧波浮霞。”王羲之的书法继承了老师卫夫人的衣钵，书法风格妍美流畅，李嗣真认为王羲之的书法“若草行杂体，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瑾瑜烂而五色，黼绣占其七彩……”(《书后品》)“清风出袖”是清爽，“明月入怀”是高朗，“瑾瑜烂而五色，黼绣占其七彩”是姿态妩媚多变。

试看王羲之的《兰亭序》，其字形瘦长，字态清俊洒脱，这种自然俊逸的美正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之美。王献之的书法与其父相比，虽“骨势不及父，而媚趣过之”(羊欣《采古米能书人名》)，“媚趣”，从美学上看，属于阴柔一路，与阳刚相反，表明王献之的书法在“妍丽”上比其父走得更远。

总之，与从《世说新语》展现的那个世界看，士人追求个性的真率与旷达，敢于突破儒家的繁文缛节，心仪妩媚脱俗的女性美，这种新的审美趣味也泽及了当时的书法艺术。魏晋书法的真率、简约与妩媚的风格成就也直接影响了后世的书法创作，如徐文长式的激情飞溅，八大山人式的简洁空灵与赵子昂式的秀丽多姿等等，也可算是汲取了魏晋书法某一方面的余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