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作品:于希宁玉兰图
大家好,徐渭的文学与艺术「徐渭书法真迹」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徐渭的写意精神及当下意义
华 强
(常州大学书画艺术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美术理论。 )
摘要:徐渭的大写意花鸟画恣肆淋漓,别开生面,独具一格,突破了传统温柔敦厚,和谐雅逸的审美风尚,开创了惊世骇俗,狂放纵逸的审美境界,有着独特的精神特质和魅力。是其一生悲惨命运所形成的孤愤心理与放达超然人格精神的真实写照。其绘画艺术影响深远,尤其对当下写意精神失落,雕琢矫饰之风盛行的花鸟画坛,无疑具有深刻的警示与启示意义。
关键词:徐渭 大写意花鸟画 写意精神 启示意义
一、徐渭写意精神的成因
徐渭(1521-1593)字文长,号天池,别号青藤老人、青藤道人、天池渔隐、山阴布衣等。绍兴府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是晚明杰出的画家、书法家、文学家和戏剧家,是人奇,诗奇,文奇,字奇,画奇的奇才。尤其是他的泼墨大写意花鸟画,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徐渭并不是以绘画为业的专职画家,他的绘画创作也主要是五十岁以后,那么徐渭何以能在晚年较短的时间里,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他大写意精神的背后潜藏着哪些秘密?是哪些因素成就了他写意精神的特质?这须从他生活的社会背景,人生经历,学识修养,交游,画学思想及艺术心理等方面综合考察。
1、徐渭生活的时代及交游
徐渭生活的明中晚期,朝廷昏庸腐败,制度紊乱,法制松弛,统治者对人性的钳制比明初期大为减轻,人的个性、思想、言论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与自由。思想领域出现了批判传统伦理道德,提倡个性自由、思想解放的思潮,知识分子普遍追求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这一时期的社会充满着矛盾、变革和活力,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解放较为活跃开放的时期。出现了王廷相、王阳明、王艮、王畿、李贽等一批著名的思想家,他们突破了程朱理学思想的长期禁锢,唤醒人的自我意识,肯定人的价值,提倡平等和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倡导经世致用,强调“为有用之学”,不务空谈。王阳明的“心理合一”,“知行合一”,王艮的“日用即道”,李贽的“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及“童心说”等,对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文艺创作、经济发展及生活方式等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徐渭家乡绍兴,钟灵毓秀,人文荟萃,也是阳明心学的发源地。徐渭幼年丧父,由嫡母、伯兄等人抚养成人,嫡母对他视如己出,疼爱有加,使幼年的徐渭接受了很好的教育,青少年时期的徐渭,读书、作文、书法、抚琴、谱曲等无不才华过人,为徐渭成为兼通多种艺术门类的巨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徐渭与师友的交往也是奠定他学术思想和艺术基础的重要因素。他的师长:萧鸣凤、季本、王畿、唐顺之等,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也是阳明心学的巨子。他们对徐渭的学术思想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还有与徐渭并称越中十子的沈练、萧勉、陈鹤、杨珂、朱公节、钱楩、柳文、储大绶和吕光升,他们虽年齿不一,科第不同,但属同侪,都是当时的文化俊杰,他们或以诗文著称,或以书画见长,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具有豪放磊落的情怀,都是性情中人,个性张扬,人性中闪耀着感性、真诚、真情的可贵品质。与师友的交游对徐渭的艺术思想的形成,无疑都有重要影响。
2、徐渭的画学思想
徐渭的文论、诗论、书论、画论思想是一体的、相通的,在中国文学史、书学史及画学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及影响。他的画学思想深受老庄哲学及阳明心学的影响,他借鉴老庄哲学中“自然”与人性的“真”,提出自己“真我说”、“本色论”的理论主张,发扬阳明心学中的自我意识,自我价值,张扬个性自由,在艺术创作中弘扬“真我”和个性。他崇尚自然本真之美,不求形似求生韵,坚持以情为本,倡导艺术要“本乎情”,要情真意切,真率写情,反对“设情”。他为诗人肖甫诗集作序说:“古人之诗本乎情,非设以为之者也,是以有诗而无诗人。迨于后世,则有诗人矣,乞诗之目多至不可胜应,而诗之格亦多至不可胜品,然其于诗,类皆本无是情,而设情以为之。夫设情以为之者,其趋在于干诗之名,干诗之名,其势必至于袭诗之格而剿其华词,审如是,则诗之实亡矣,是之谓有诗人而无诗。”[[1]]他称赞古人作诗因情而发,为情造文,反对设情为文,追求真情,反对一切理法的约束,主张个性自由。作书、作画强调即真见性,天机自动,自然天成。他在跋张弼草书中提出“天成”的思想:“夫不学而天成者,尚矣;其次则始于学,终于天成,天成者非成于天也,出乎己而不由于人也。敝莫敝于不出乎己而由乎人,尤莫敝于罔乎人而诡乎己之所出,凡事莫不尔,而奚独于书乎哉?近世书者阏绝笔性,诡其道以为独出乎己,用盗世名,其于点画漫不省为何物,求其仿迹古先以几所谓由乎人者,已绝不得,况望其天成者哉!”[[2]]主张艺术创作要自然天成,反对刻意雕琢。他在墨花卷跋中写道:“只开天趣无和有,谁问人看似与不。”[[3]]在题梅花中曰:“从来不见梅花谱,信手拈来自有神。不信试看千万树,东风吹着便成春。”[[4]]题画诗清晰记录了他作画不拘成法,不尚雕琢,信手挥洒,有如神助的状态与思想,可以看出徐渭对“天成”“自然”境界的追求与向往。
自然美是自然的本真之美,如水之成纹,云之卷舒,花之绽放,自然而然,也如李白所说“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一样的天然之美。自然美历来被认为是最高的审美境界。庄子的“既雕既琢,复归于朴。”(《庄子·山木》)“素朴而天下莫与之争美。”(《庄子·天道》)苏东坡的“无意于佳乃佳,”都是对自然美的推崇。徐渭追求的“本色”“天成”的审美境界,与庄子、苏东坡的审美观一脉相承,这种素朴的天成美是徐渭绘画创作一以贯之的追求。如他在《墨花图》中题诗曰:“道人写竹并枯丛,却与禅家气味同。大抵绝无花叶相,一团苍老暮烟中。”[[5]]他以素朴的水墨,脱色脱相,脱去牡丹、芙蓉等花卉绚烂、浓艳的虚幻表相,惟留枯淡和禅意,变花的外在色相,为艺术之“真相”,正是徐渭绘画追求“本真”“天成”思想的体现。图1
徐渭《墨牡丹图》(局部)
在造型观念上,徐渭主张不求形似求生韵,舍形悦影,遗形取神。他的题画诗:“葫芦依样不胜揩,如能造化绝安排。不求形似求生韵,根拔皆吾五指裁。”[[6]]反对依葫芦画瓢,主张不求形似求生韵。在《夏圭山水卷》题跋中他又提出“舍形悦影”说:“观夏圭此画,苍洁旷迥,令人舍形而悦影。”[[7]]“舍形悦影”就是删繁就简,以简洁单纯的造型“影”,表现“苍洁旷迥”的审美意境,“影”虚淡朦胧,含藏不尽,意味深长,给人以无限联想。中国绘画历来主张“遗形取神”,认为表面的逼真,并不能传达物象的神韵,反而影响神韵及意境的表达。徐渭的“舍形悦影”说丰富了“遗形取神”及“神韵”的审美内涵,他独特的大写意画风的形成,也得益于其“真我说”、“不求形似求生韵”的画学思想。
3、徐渭的心理及人格精神
徐渭一生命运多舛,历经磨难,生活贫寒。尤渴望功名,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并用世报国,然才华卓异,却屡试不第。后因抗倭,成为胡宗宪幕僚,为抗倭出谋划策,但更多是做文书及代写谀文的帮闲工作。徐渭对此并不开心,代人作文不能尽抒己意,也不是他的抱负与理想。后胡宗宪因严嵩案牵连下狱自杀,徐渭既悲又惧,因恐连累,由佯疯到真疯,用斧劈头,钉剚其耳,椎击肾囊,多次自杀未遂。苦闷、压抑使他的精神几度失常,又因误杀妻子而入狱。晚年更是贫病交加,悲苦凄凉,时常处于颠狂状态。尤其科场的屡屡挫败,仕途无望,理想幻灭,彻底扭曲改变了徐渭的人生轨迹。他才华横溢,却又怀才不遇,因生活所迫,二次入赘,寄人篱下,为人代文,卖文、卖字、卖画的屈辱,使他既自傲又自卑,强大又弱小,坚韧又脆弱,敏感又疯狂……。他时常处于性情之狂、病理精神之狂的交织中,形成了徐渭孤愤、孤僻,狂放不羁,不拘礼法、蔑视权贵的心理和孤傲、超然的人格精神,这种矛盾、孤愤的内心及人格精神,也是徐渭形成狂放纵逸大写意精神特质的重要因素。
4、徐渭大写意花鸟画的写意精神
徐渭之所以能了突破传统温柔敦厚,文质彬彬的审美范式,形成强烈鲜明的泼墨大写意风格和狂放纵逸的审美品格,正是上述多种因素交织出他大写意花鸟画的特色及写意精神。他在造型、笔法、墨法、水法等绘画语言上,均强调用“情”,以“情”驭笔,以“情”生“韵”,以“情”传“神”。他以草书入画,笔法纵横排奡,狂怪奇倔,畅快淋漓,勾、泼、点、染,水破墨,浓破淡,浑然一体,气韵生动,极大的丰富了水墨画的艺术表现力。如他的代表作《墨葡萄图》,图2以狂草笔法融入画中,不求形似求生韵,无拘无束,直抒胸臆。浓墨含而不露,蕴藉苍凉,淡墨晶莹透亮,空灵散淡,生趣盎然,就成了惊世骇俗的“墨葡萄”。这种独特的大写意画风,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画中题诗“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8]]是徐渭怀才不遇的不平之鸣,笔下墨葡萄,仿佛颗颗欲泪,颗颗亦泪,都是徐渭孤愤心绪、伤痕与泪痕的凝结。题画诗用笔连绵飞动、字体结构扭曲、起伏,恰是徐渭心灵的轨迹。诗、书、画融为一体,交相辉映,气息、精神一脉相通。正如张岱所言:“今见青藤诸画,离奇超脱,苍劲中姿媚跃出,与其书法奇绝略同。故昔人谓‘摩诘之诗,诗中有画,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余亦谓青藤之书,书中有画,青藤之画,画中有书。”[[9]]
徐渭《墨葡萄图》
徐渭作品的审美品格及写意精神的形成,是与他的学养、气质、性格、人生经历和审美追求密不可分的。坎坷、悲惨的命运和孤独、苦闷的内心,狂傲不羁的性格和放达超脱的精神气质,以及对艺术的真诚交织在一起,成就了徐渭大写意花卉恣肆淋漓、狂放纵逸的审美品格,形成了徐渭特有的精神气度和艺术风范,正是这种精神气度和风范使之达到了放逸天成的艺术境界。这种品格与境界的形成,既是画家经过长期探索后的有意识和有意义的选择,又是画家精神气质在作品中的自然流露。怀才不遇的愤懑及贫病交加的悲惨生活,使他痛苦孤独,愤世嫉俗,激情高亢,放浪形骸。然而,徐渭之狂并没有失控,绘画使他暂时忘却孤独与痛苦,心无所羁,进入自由之境,在理性、非理性,意识、无意识,悲与喜,性情之狂与病理精神之狂的交织中创作。因而所画狂怪有理,狂而不乱,狂而能收,收放有度,有法无法。把他的才情、悲愤、苦闷、郁结,都通过他特有的笔墨语言宣泄出来,把悲愤、苦闷之情转化为对生命与希望的强烈渴望,充满激荡人心的力量,真实地表现了他的人生体验,准确地表达了他的内心感受和审美追求,也是他狂放不羁的怪异性格和放达、超然人格精神的真实写照。形成了他独特的大写意画风,充满着生命的激情与活力,感人至深,影响深远。
二、徐渭大写意精神的当下意义
反观今天的花鸟画坛,全国性的展览不断,而恣肆淋漓、磅礴大气、简约疏放的大写意的表现形式几乎绝迹,大多是工笔及小写。作品几乎都是尺寸要求的上限,作品多精雕细琢,繁缛虚饰,形式语言雷同,假、大、空,缺少真情和内涵,个性及写意精神失迷是当代花鸟画的通病,其实,这也是整个中国画的通病。
写意精神是画中所蕴含的画家的人格精神和艺术品格。追求画外意,追求作品的精神性是中国画写意精神的优秀传统。写意画的形式可以是大写、也可以是小写和工笔,写意并不是专指画风的粗放,粗笔大写的形式如不能传情达意,表现人格精神,也不是写意画,工笔画若能体现作者的人格精神,也是写意画。当然,大写、小写、工笔的外在形式还是有区别的,工笔、小写有严谨精细的特点,处理不好,极易陷入繁缛虚饰的陷阱。而大写意画不好,也易粗俗、空泛,流于野狐禅。大写意与工笔相比,难度确实较大,但大写意形式独特的表现力和艺术魅力是无可替代的。画大写意花鸟画,太大并不适合,如尺幅巨大,超出人体生理机能的最佳操控范围,这和写一个几米大的字一样力不从心,如何能随心所欲,自由挥洒?片面的求大,而画的内涵并没能等而大之,仅见功利之心溢于言表。名缰利锁,使作者身心不堪重负,如何能放达超脱,进入自由境界?写意画震撼人心,并不是依靠尺幅巨大,而是依靠作品中蕴含的真情和精神力量。徐渭的大写意花鸟画并不大,却意涵丰富,有着感人至深的精神力量。
我们应像徐渭那样真诚、自由的创作,自由、真诚对于艺术创作至关重要,没有自由、真诚就没有真情,唯有自由、真诚和真情才能使艺术家保持人格独立。所以,自由、真诚在今天乃至今后都是永远需要坚守与呼唤的。法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指出:个人一旦进入群体中,他的个性便淹没了,群体的思想占据统治地位;而群体的行为表现为无异议、情绪化和低智商。画家也不例外,长年为参加国展、省展而画画的画家,基本都属于智商、个性和创造力逐步降低、淹没和衰竭的群体,因为他们已经丧失了艺术创作最为宝贵的独立品格与自由精神,屈从于展览制定的价值标准、审美标准,这种标准具有权力垄断、一元化的特征,是大一统的标准,甚至夹杂着庸俗社会学的因素。而艺术家是要创造自己的艺术语言和标准,不会屈从别人的标准。
所谓时代精神并不是虚幻的,时代精神就是艺术家的自由精神和创造精神,自由精神、创造精神也是永远的时代精神。徐渭作品的精神性、现代性正是他自由精神、创造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体现。所以真正的艺术家都是特立独行的,孤独是艺术创作的本质特征。徐渭就是特立独行的艺术家,他的独立品格和自由精神,对于当代花鸟画写意精神的失落,无疑是具有深刻的警示与启示意义的。
花鸟画是缘物寄情、托物言志的艺术,当代花鸟画写意精神的失落,是自由精神、创造精神的失落。沉迷于装饰,空有形式,矫情伪饰,画中无情,何以感人?凡感人至深的作品,无一不饱含深情,徐渭的墨葡萄,颗颗都是他伤痕与泪痕的凝结,倾诉的是他内心的悲愤。八大山人以泪和墨,墨点无多泪点多,所画鱼、鸟白眼向天,抒发他的愤世之情。艺术家表现的是自己的本色,反映的是自己的内心世界,是自己真情的流露,体现的是自己的人格精神,因而能感人至深并引起共鸣。因此,画家要审视自己的内心,回归本我,发现真我,贴近生活,发掘人的丰富性,把艺术与自己的人生、人格同参、同修,摆脱名缰利锁的束缚,心无所羁,才能获得人格的独立与创作的自由,从而像徐渭那样达到自然天成的艺术境界。
[[1]]徐渭:“肖甫诗序”,《徐渭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3年,第534页。
[[2]]潘运告编著:《明代书论》,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第273页。
[[3]]徐渭:“墨花卷跋”,《徐渭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83年,第1307页。
[[4]]徐渭:“题梅花二首”,《徐渭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3年,第387页。
[[5]]徐渭:“枯木石竹”,《徐渭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3年,第406页。
[[6]]徐渭:“画百花卷与史甥,提日漱老墨”,《徐渭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3年,第154页。
[[7]]徐渭:“书夏圭山水卷”《徐渭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3年,第572页。
[[8]] 徐渭:“葡萄”,《徐渭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3年4月,第401页。
[[9]] 明 张岱:“跋徐青藤小品画”,《嫏嬛文集》,故宫出版社 2012年3月,第244页。
此文原发表在《书画艺术》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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