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百科：潘天寿锐意求新

潘天寿锐意求新

上世纪50年代后期的一天,潘天寿和从北京来到杭州的著名画家蔡若虹一起吃茶闲叙。聊着聊着,不知因为什么由头儿,两人聊起了爱和恨的问题。潘天寿说:“爱和恨不是抽象的东西,人们是从具体的感情里认识它的。如‘五四运动’,当时这个运动之所以深入人心,也是因为有个爱和恨的问题在里面。当时恨什么呢?一是恨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再有就是恨欺负我们中国人的洋鬼子。爱,是对生养我们的故乡本土的爱,是对亲人朋友的爱,是对历史上英雄人物的爱,还有对一山一水一石的爱。如果没有这种爱和恨作基础,就谈不上爱国。作画也是这样。如果没有感情,就没有作画的欲望;没有欲望,也就拿不起来手里的笔。”

潘天寿是知道爱的,尤其是对故乡本土,他更是爱得情真意切、深刻执著。年轻时,他生活在浙江宁海的雷婆头峰下,总喜欢一个人在山野间跑来跑去,有时对着山,一个劲儿地看,默默地看;对着水,也是默默地看,一边看着,一边心里还在想着什么。日久天久天长,他和山山水水交上了朋友,和花草树木有了感情,有时还发痴般地和花草树木、石头说话。一天早晨起来,他对着头一天从田间采来的一簇山花,深情凝视。看着看着,诗思就不可遏抑地涌了出来:“昨天采来了一簇山花,我把它供在了明窗之下。它为我排遣了多少幽独,还散发着沁人心脾的异香,我深情望着它,想和它说话……”这是他年轻时写的一首诗,题目叫“早起对几上山花”。

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潘天寿对创作上的认识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也可以叫做飞跃,这就是推陈出新的问题。那次他和蔡若虹聊天,也聊到了“陈”该怎么推,“新”该怎么出。他认为,绘画上的仿古,只能看作是技术学习的一个阶段。既然是一个阶段,就不能老是“仿”下去。就艺术作品的立意而言,古人和现代人各有不同。出新,就是要出时代之新,不能守着过去时代的东西不放,抱残守缺。1954年4月,华东美术家协会在上海成立,潘天寿在成立大会上作了一次即兴讲话。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艺术创作要跟上时代。他说:“我早年痴迷明末清初四僧的作品,曾经有一段时间受浙江一师时的老师李叔同的影响,想出家当和尚,以为这样就可以求得画格高超,达到上乘了,于是便到了烟霞寺去找他。李老师对我说:‘尘世间有很多烦恼,有争斗,而出家人之间的争斗、烦恼并不比尘世少,有些地方,可能比尘世更加厉害。’听了这话,我才打消了出家的想法。后来,通过不断的学习、实践,我才真正体会到了艺术必须来自人民,来自生活的道理。创作时,必须要考虑到作品对人民所起的作用,要与时代的脉搏息息相通。一个民族的艺术,就是一个民族精神的结晶,它代表着这个民族的气质和精神面貌。”

1958年5月,时任浙江美院副院长的潘天寿出席了院刊编辑部召集院里部分教师举行的“关于油画的民族风格问题”座谈会。会上,他有感而发,谈了民族的艺术风格、时代精神和西为中用等问题,尤其重点谈了出新的问题。他说:“列宾的油画成就高,假使全世界都学列宾,即使学得一模一样也没意思。一个民族要有一个民族的艺术风格,一个画家要有一个画家的风格,齐白石学吴昌硕而不同于吴,这便是齐白石的成就。”他也谈了油画的民族风格。他说:“油画一定要民族化。中国人画油画,要注意自己民族的特点。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思想、感情、风俗和习惯,中国人不论画什么都应该有民族风格。我以为,从小学西洋画的人,西洋的东西必然多一些,甚至重西轻中,迷信西洋,有些人对中国画一无所知,自然不热爱中国画;有的人从小学中国画,很可能有保守思想,但初学的时候,还是要学古的,要古为今用,学西洋的,要西为中用。假若取消了‘古’和‘西’,也是不对的。因此,我觉得:一、油画必须民族化,这是原则;二、学油画的必须西为中用;三、要西为中用,必须学习中国画。还有就是绘画的风格,一种风格的形成,十年不一定够,至少十年以上。吴昌硕、齐白石学过很多人,而后才有自己的独特风格。齐白石六十多岁以后,他自己的风格才慢慢出来。黄宾虹也是如此。由此可见,一个画家形成自己的风格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要苦学苦练。我们必须加把劲头,把油画民族化起来。”

那段时间里,潘天寿一直在对自己的艺术创作如何出新和怎样出新进行思考,而且还就此跟学生进行交流。一次,有的学生谈到他的画,很直接地说他的画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缺少意外之趣。潘天寿看着自己的画作,思考半天,才说:“所谓意外之趣,我觉得是不是就像过去的文人画一样,单纯地追求潇洒狂放的笔墨情趣,搞一些水墨淋漓、墨气渗出的偶然效果?这样的画,我年轻时画过,可是后来为什么不画了呢?如果大家都按文人画逸笔草草的要求画下去,不仅会把路子走穷,而且还会泛滥成灾,把绘画当作儿戏,谁都会抹几笔,搞点艺术底蕴极其浅薄的笔墨效果,这就再也无法把中国画艺术深化下去,而且这样的画法也很难体现出我们的民族精神和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

这次跟学生聊完,他又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并决定改弦更张,让自己的创作思想回到唐、宋时期那种认真严肃的艺术创作精神中去,在这种精神支配的基础之上,再与自己曾经研究过的文人画重诗情画意、重以书入画、重题跋款识等精义结合起来,来一番新的创造,从而形成新的绘画风格。当然,这样做非常难,但他坚持迎难而上,越是难,他越要往前走。通过不断努力和实践,他终于创作出了一件件能够“体现出民族精神的大趣,使人感到大的意外之趣”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