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作品：“书品论”的溯源与解析（完）

“书品论”的溯源与解析（完）

书法如人之性格,但并不如其品格。颜真卿书气势充沛、劲促豁达、姿态飞动,显示了他那刚强耿直而又朴实敦厚的气质和性格;米芾书自然率真、奇宕潇洒,正是他那放纵不拘、随意任性的性格表现;郑板桥的六分半书,非篆非隶,非真非草,并杂兰竹画意于其间,怪怪奇奇,正是他那满腹牢骚、嬉笑怒骂的情意流露。

书法呈现了人之个性、气质、性格和性情,那是因为书法具有人的骨、筋、血、肉和气。从赵壹的“人各殊气血、异筋骨”而成“书之好丑,在心与手”,到卫夫人的“多力丰筋”而“灵通感物”;从王僧虔的“心手达情,书不妄想”而“骨丰肉润,入妙通灵”,到苏轼的“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从姜夔《续书谱》的“点者字之眉目,全藉顾盼精神”、“横直画者,字之体骨,欲其坚正匀静”,到明人丰坊《笔诀》的“书有筋骨血肉,筋生于腕,腕能悬,则筋骨相连而有势。骨生于指,指能实,则骨体坚定而不弱。血生于水,肉生于墨。

水须新汲,墨须新磨,则燥湿停匀而肥瘦适可”,到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认定“书若人然,须备筋骨血肉。血浓骨老,筋藏肉莹,加以姿态奇逸,可谓美矣”……历代书家一步步将书法与人自身联系起来,进而把笔墨技法提到铸造书法筋、骨、血、肉、气的高度。也就是说,他们已从生命本质与书法本质相通的高度来观照书法。

林语堂首先从韵律和灵感入手,论述了书法有灵的生命本质。他说:“中国书法探索了一种可能出现的韵律和形式,这是从大自然中捕捉艺术灵感的结果,尤其是来自动物、植物……于是凡自然界的种种韵律,无一不被中国书法家所模仿,并直接地和间接地形成了某种灵感,以造就某些特殊的‘书体’。”于是,“通过书法,中国的学者训练了自己对各种美质的欣赏能力,如线条上的刚劲、流畅、蕴蓄、精微、迅捷、优雅、雄壮、粗犷、谨严或洒脱,形式上的和谐、匀称、对比、平衡、长短、紧密,有时甚至是懒懒散散或参差不齐的美。这样,书法艺术给美学欣赏提供了一整套术语,我们可以把这些术语所代表的观念,看做中华美学观念的基础。”宗白华分析说:“一个有生命的躯体是由骨、肉、筋、血构成的,有了骨、肉、筋、血,一个生命体就诞生了。中国古代的书法要想使字也表现生命,成为反映生命的艺术,就须用他所具有的方法和工具在字里行间表现出一个生命体的骨、筋、血、肉的感觉来。”宗白华由生命体来观照书法,从而把书法当做生命来对待。周当昌先生径直说:“我要强调的是这种把艺术当做活的、有生命的认识,其本身便是一种文艺理论,绝不只是喻之于物的修辞手段。”书法艺术本身就是美学,一种生命美学。

书法之所以具有筋、骨、血、肉和气,是因为书法是人的创造物。套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话来说,就是:书法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所谓“本质力量”是指人的肉体和精神的力量,就是刘勰在《体性》篇中所讲的“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才、气、学、习是其人的天然禀赋和后天的学养,即人的本质力量;它由“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成为整合的个性素质。所谓“对象化”,就是书家把自己的生命本质和力量,外化到点画、结构和章法上去。书家既要心灵,又要手巧,“顺其性,得其手”,“心手达情”,“心手双畅”,在书作中打上自己的生命烙印。同时,书家在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中,还要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所谓“美的规律”是指“每个物种的标准”,即合规律性。书法是汉字书写的艺术,所以就要遵循汉字的点画、结构规律———“本身固有(或内在)的标准”,即合目的性。具体而言,就是书法家按自己的审美情趣来写字,把汉字第一形式美提升到第二形式美,将汉字升华为艺术;书法家因其才、气、学、习之不同,综合而形成不同的个性素质,表现在书法上,就会出现“各师成心,其异如面”的个性特征。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恰恰是这种本质力量的独特的本质,因而也是它的对象化之独特方式”。

把书品等同于人品,不仅是概念上的混淆,也是判断视角上的错误。一般说来,人品是指人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而书品是指书法艺术的优劣、雅俗,涉及的是书法艺术的规则。而且,品人是道德判断,品书是审美判断。恩格斯于1846年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中明确指出:“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我们并不是用道德的政治的或‘人的尺度’来衡量他。”13年后的1859年,他又在《致裴·拉萨尔》的信中指出:“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你的作品的。”恩格斯用“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来评论艺术家,指导思想是一以贯之的。所谓“历史观点”,是指从历史事实出发,以纵横比较的客观态度去看待问题;所谓“美学观点”是指“括除”了政治的道德的或“人的尺度”,从纯粹的审美视角来判断。

恩格斯的观点源于康德的哲学思想。康德认为,审美判断是联络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的桥梁,是“括除”了认知和道德的超功利的纯审美判断。因而,康德被认为是“第一位现代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