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玩百科：文震孟隶书横幅《绿广堂》

文震孟隶书横幅《绿广堂》

魏晋以降,隶书渐渐成为古本。随着时代的推移,人们所习隶法离汉隶古法越来越远:东晋、北朝成变形之状,唐朝转而肥厚,宋、元、明三代处于潜伏期。宋朝隶书,欹侧轻佻;元明之世,“隶法宗汉”在当时还未成为书学常识,书家多宗法魏、晋、唐代隶书或效仿同时代的书家,高古浑穆之气荡然不存。文震孟的隶书亦复如是。

文震孟 书法

文震孟(1574—1636),字文起,别号湛持,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文徵明曾孙。书法得自家传,尤擅古隶。《文氏族谱》云:“(文震孟)书迹遍天下,一时碑版署额与徵明埒。”这里所指的“碑版署额”之书,正是文震孟所擅长的隶书。

文震孟出身于簪缨世族,自幼研习诗文、书画,加上他广读博览,聪颖过人,故能以“翰墨风流,奔走天下”。然而,文震孟一生疲于科举应试,加上宦海沉浮,这些使他根本无心于艺术创作。文震孟跋《仿宋元十四家笔意》云:“余家世有笔砚缘,至今群从中能吮毫和墨者,尚不下十余人。独余材质钝,百无一解。”这既是自谦,亦是无奈。

文震孟 书法

纵观文震孟书法,除楷书稍逊外,行、草、隶书与其曾祖文徵明一脉相承。因此,欲知文震孟隶书风格之来源,有必要先考察一下文徵明的隶书。王世贞评文徵明隶书云:“(吾)衍又曰:‘隶书,人谓宜扁,殊不知妙不在扁,挑拔平硬,如折刀头,方是汉隶。’衍此语尤合作,正《受禅》、《劝进》之所以妙也。近代文徵仲得之。”(《艺苑卮言》)王世贞在这里指出了文徵明隶书的特征和取法之所在,即以魏晋隶书《受禅》、《劝进》诸碑为师,“以钟元常为法,尽阅汉碑,博采唐体”(明赵宧光《寒山帚谈》)。王氏进一步认为:“古隶在明世,殊寥寥。独文太史徵仲能究遗法于钟、梁,一扫唐笔。”(同上)王世贞这一抛却汉隶而以魏晋隶书为正宗的论断,在今天看来,未免有“一叶障目,不见森林”之嫌。

魏晋隶书不以篆法入隶,反以楷法相加,殊乏古意,能表现波磔之美,便号称遒雅。以此而论,以魏晋隶书为法的文徵明,其隶书成就并不高。文氏自己也承认自己不擅长篆、隶之书。他在跋自书《四体千字文》后云:“余素惮烦于此,而辞之不获,勉为书之,主七年始完,不唯不工,而徒费岁月,良可惜也。”试想,如果不是有篆、隶两体,大概不会延宕七年才“完工”。他的“惮烦”,所指正是篆、隶。因此,文嘉赞其父“隶书法钟繇,独步一世”,未免有过溢之嫌;而王世贞说的“徵仲恒自负,隶法则不让古人”,亦非实情。我们看文徵明《四体千字文》中的隶书,笔法是“帖学”一套路数,结字欠整肃,与汉隶古法相隔膜,的确算不上高明。其子文彭更是“踵事增华”,如其隶书《前后出师表》,用笔斫决嵯峨,浓波纤点,愈发显得做作刻板。然而,以我们今天的眼光做这样的评价,的确是过于苛责古人了;而反观王世贞的评价,也可以理解———在明代隶书整体水平不高的背景下,文徵明父子的隶书应该算是高水平的了。

文震孟 书法

从本质上看,文震孟的隶书与其曾祖文徵明、祖父文彭的隶书别无二致。我们这里要具体分析的是南京博物院所藏文震孟的大字隶书横幅“绿广堂”(见上图)。从整体特征来看,此作远绍文徵明《四体千字文》隶法,而更多的是文彭隶书之体貌,同时又深受唐隶肥笔派的影响。唐代隶书用笔圆润而有顿挫,且较多转侧而露锋芒,结体较汉隶增高,字形多为正方形,与当时的楷书相近。唐隶之优秀者,整齐而不呆板,庄严中有秀美之态。文震孟此作正具有唐隶结体峭严、波磔分明的特征。其点画婀娜跳宕,用笔丰满沉厚,行笔利落果敢,墨色枯湿相间,全幅苍老而雄健。但由于他不曾问津汉隶,所以作品中也就不可能出现乾嘉碑学兴起后的古厚浑穆的隶书笔意。

文震孟隶书横幅《绿广堂》

如果说文氏此作有些许汉隶意趣的话,那是因为它似乎比较接近《夏承碑》。该碑集篆籀隶楷于一体,奇诡多姿。态的“拟古”和意的“趋今”,使此碑难免出现杂异、雕饰、矜夸之弊,以致清人王澍在《虚舟题跋补原》中说:“汉人浑朴沉静之气,于斯雕刻已尽,学之不已,便不免坠入恶道。”尽管后人对此碑评价甚高,但它却并非汉隶上品。然而,正因为它具有隶楷杂糅的特征,故能与魏晋隶书如《受禅》、《劝进》诸碑一同成为唐、宋、元、明隶书的取法对象。

文震孟这件隶书横幅表现出来的用笔单调划一、体势生硬嫁接、波磔变化不多,正是唐隶的通病。用笔上,“广”字四点和“堂”字两点,露锋侧扫,全然楷书笔法;“绿”、“广”二字的长撇极力左挑出锋,殊乏汉隶含蓄凝重的特点。结体上,“绿”字左部明显造作,有违汉隶本色。取势上,“绿”、“广”二字呈纵势,“堂”字取方势,明显受楷书取势的影响。应该说,文震孟(连同王铎、黄道周、倪元璐等人)的隶书,代表了有明一代隶书的水平和现状。尽管在今天看来,他们的隶书成就并不高,但在当时却颇具时誉,这是时代所限,亦不足为怪。

那么,时代如何限制了他们的隶书创作呢?

今人能见到的汉碑名品佳拓,往往是“明拓本”,可见明人对汉隶较为重视。赵宧光说:“国朝隶书,直接汉法,未可轻也。”(《寒山帚谈》)但有趣的是,尽管明人对汉隶尊重有加,且汉隶原形拓本赫然在目,却不得汉隶用笔之法。究其原因,隶书上承篆书,下启楷草;从战国末到东汉,隶书经历了一种“原生态”的完整发展过程之后,逐渐被楷书所替代。千年之后的明代书家写隶书,由于深受楷法影响,已漠然于篆、隶之法;不承篆、隶之法,自然无法复原或企及汉代隶书的本真性。到了赵宧光生活的明朝后期,隶书虽然“颇谓淳雅,然皆倚真书为骨,而遥想不法为之”(《寒山帚谈》),以致古意荡然无存了。因此,清人王澍批评明人隶书“专以觚棱斩截为工,则去法愈远矣”(《竹云题跋》)。他认为:“汉唐隶法,体貌不同,要皆以沉劲为本。唯沉劲,斯健古,为不失汉人遗意。结体勿论也。不能沉劲,无论为汉为唐,都是外道。”(《论书剩语》)可谓一语破的。因此,对于文震孟的隶书,我们不可盲目地抱着崇古的态度,一味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