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艺术：中国文人画反思之路

中国文人画反思之路

《论语·述而篇》载:“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志”者意愿,“道”者方向。人生在世,“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志道”之本,因而地位最高。依“理”而行“道”,依“道”而行“理”,这是相辅相成的。“道”不仅涵盖了事物的总体面貌,而且也折射出“理”的具体方式与规律。其实,孔子的这句话不仅仅阐述了“志道”的人生最高目标,而且还通过入世思想向人们阐述了心灵的迷困。也就是说,一个人不管干什么事,如果背离了道德,抛弃了仁、义、礼、智、信,那什么事都干不成。只有遵循仁义道德,才会在辩聪中穷理、正心、修己,完善人生的要义;只有在“据德”中修身炼心,依附于德仁,才能深刻体会到仁者爱人是生命的折射点。这种折射,顺理成章地引出了“游于艺”。作为一个文人画家,在“志道”忙碌过后,可以用绘画来抒发内心情感,获取生活情态的自由。但可悲的是,这种传统型的文人随着社会的发展在逐渐减少,直至消失。难道今天就没有文人吗?有。但笔者认为,他们只是知识型的文人,而不是修身养德型的文人。也就是说,他们有知识,但不一定有很高的文化修养。这与传统文人形成一种概念上的背离。

那么,什么是中国文人画?清人方亨咸曾说:“绘事,清事也,韵事也。胸中无几卷书,笔下有一点尘,便穷年累月,刻画镂研,终一匠作耳,何用乎?”这句话是说,一个画家不能只注重笔墨技巧,还应注重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画家既要用手中的画笔表达一个民族的文化特性,又要在画中阐述自己的思想与人生观。如果只是徒研笔墨技巧和绘画形式,就算画一辈子也只是个匠人。古人有这样一句话:“师古人之迹,不如师古人之心。”这里的“心”,是指古人在画中所传达的精神与心迹。

其实,自文人画兴起以来,画家就一直沿袭着托物言志、设景写情、含道映物、澄怀味象的文化意境而抒情写意。他们抛开对物象的简单描摹,追求耐人寻味和思致精妙;在对物象的表现上,也纳入了以自然之理诠释宇宙万物以及从某一层面解读中国文化的深层内涵。元代文人画家的代表倪瓒曾说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不求形似”并不是不要形,“逸笔草草”也并非笔走龙蛇。他的意思是说,“形”是为笔墨服务的,太似则失真本,也会背离中国画的意象。只有穷其神,方能入其理;只有诚能妙写,才可以使画达到“无画之处皆为妙境”的境界;只有依形而挥毫,落纸如云烟,方可“逸笔草草”,使画作气韵生动。这也体现了倪瓒“游于艺”的思想。

古人甚是注重文化修养,不愿把自己纳入“匠人”之列。明代陈洪绶是人所共知的画家。有一次,皇帝安排他在宫廷作画,可他果断谢绝,说:“病夫二事非所长,岂于人间作画工?”在宫廷作画,对于别人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可陈洪绶不但拒绝,而且还连夜逃离京城。也许有人会说:“陈洪绶太傻了。”但作为一个文人画家,陈洪绶是不会把自己和画工放在同一层面上的。文人画家不仅要求自己学文、学理论、善诗能赋,还要头悬梁、锥刺骨地慎思探求,以期巩固自己的文人身份。古人为什么要强调文化修养?笔者认为,原因有三点。一是“无文则不立”。如果你不学文,你就不入流,别人就不会品评你。二是自娱适志。画家作画是为了载道,为了传达自己的思想。画家如果没有丰富的文化修养,就不可能绘出返璞归真、澄怀味象的画作,也不可能绘出“成教化,助人伦”的画作。三是赋诗题跋,力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画家要用题跋赋予中国画以丰富的审美内涵和文化情怀。

尽管传统文人画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可贵的东西,但当今画界对“文人画为至高之境”的呼喊也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其实,文化的发展并非是固守陈见、亦步亦趋,继承和发扬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是真理。然而,这种继承在当代却形成了一个断层,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并非笔者固守己见,非要当代画家走古人的那条老路,而是要想发展壮大中国画,画家们就应该遵循千百年来中国文化发展的轨迹,从而实现民族文化的振兴。

纵观中国绘画史,古代的绘画大师哪一个不是饱学之士?仅靠笔墨技巧留名于世的画家几乎没有。其实,我们都知道,绘画是造型艺术。画家只有对自然物象进行取舍、提炼、夸张、变形,才能绘出生机勃勃的中国画。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铭记:绘画不能只要“神”而不要“形”,也不可只重“形”而不重“神”。

然而,当代许多所谓的“文人画”似乎已经背离了这一理论。除了少数画家在为不失中国画的本真而艰难跋涉外,笔者认为,其余的画家都被国际化了。可是这一现象并没有引起当代画界、理论界的关注。就现代山水画而言,许多画家以现代文人画家自居。其作品以西学为体,似乎只注重“植树造林”,而不尊贤喻世;只注重逸笔涂抹,而不注重传达内心情感。可以说,这类作品根本就没有思想。如今,这种现象越来越多,声势也越来越大,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吗?要知道绘画的功能是“成教化,助人伦”。要想作品“成教化”,创作者就得心诚德正,不能离开文化修养的陶冶;要想“助人伦”,创作者就要有“己欲立而立人”的思想和仁者爱人之心。

笔者认为,人物画就是作者通过描绘人物来传达社会意识和人生伦理态度的一种方式。画中流露出的是作者对人生命运和民生的关注。花鸟画虽然没有此功能,但创作者在让观者陶冶情操的同时,还强调自我表现,间接地宣泄自己的情感。如八大山人有一幅花鸟画,上面小鸟单腿独立,白眼向上,喻示自己与清朝统治者势不两立。山水画则是通过对自然山水的描绘来传达画家的内心情感。它不仅仅是观者取悦心扉的粉饰,而且还是画家“以形媚道”的忘忧。一幅好的山水画就是让人有可观、可居、可游之感。不论是苏轼、倪瓒,还是黄公望、董其昌、八大山人、徐渭、王时敏,都注重在作品中传达中国画特有的人文精神。

可是,近年来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画家的头发、胡子越长,越不修边幅,越“另类”,所取得的成就越高———似乎,只有画家完全脱离了常人的思想,才可以成为画家。这给人们造成了一种错觉,认为搞艺术的人都是疯子。如果说头发、胡子越长,代表艺术成就越高的话,那艺术家都不理发、不剪胡子,岂不是更省事?那么,中国就到处都是“艺术大师”了。

其实,真正的文人画家,行为和常人一样,思维也和常人一样。只不过,他们的思想境界高于常人,为人处世的技巧高于常人。他们不仅注重人品、修为,而且还注重自己笔墨语言的强化。也就是说,真正的艺术大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们注重的是绘画的社会功能,而不是玩弄笔墨。

我们在这个多元的时代探究中国文人画,估计不会被文化专制的堡垒压挤吧。当代社会的纷繁复杂,需要我们在反思中倡导文人画,也需要我们用文人画来宣传社会公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