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艺术：尴尬的书画批评

尴尬的书画批评

在我国,做批评是一件很痛苦、很无奈的事情———当然,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之所以痛苦,是因为批评家得面对很多扭曲道德、扭曲人格、扭曲人性的挑战。不但如此,批评家还要忍受不能吃饱饭、不能吃好饭、不能升官发财的痛苦,也要面临各种外部环境的挑战,包括其批评对象。

批评与学术本身是不能当饭吃的。但是,批评就像知识分子的人格一样,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道,也是他们的精神坚守。但坚持批评,就意味着可能会失去很多,而可能得到的唯一一个很虚的荣誉就是有人格、精神与信仰。

我国现在大多数画家之所以不能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原因就在于自身格局太小。他们除了关注自身,除了自己吃好喝好玩好、修身养性外,很少去关注别人、关注公共社会。这也是传统国画艺术难以成为公共艺术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古代的画家不一样,他们大多是知识分子。艺术之于他们,仅仅是支撑他们成为知识分子的一个工具或一种手段而已。在古代,并不是拥有知识就是知识分子,拥有知识顶多是“知道分子”。知识分子的本质是具有批判性的。当代除了吴冠中、陈丹青等少数人外,几乎找不到几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或许有人会说:“我是画家,干嘛一定要成为知识分子呢?”当然,这样说也无不可,因为画家的本职工作就是画好画。但如果仅仅停留于此,那注定成不了大画家。

真正的批评家并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在他们看来,批评只是一种手段、一种途径,而非终极目的。有的批评家甚至还痛恨批评。但是,为了心中的正义,他们必须批评,而且必须经受住三方面的考验:一是物质考验,二是人格与精神考验,三是伦理考验。在一个圈子里混久了或者与这个圈子的艺术家打得火热的批评家,是很难做出真正的批评的。同样,容易患得患失的批评家也不可能做出真正的批评,将批评建立在纯粹的人身攻击或者私人恩怨基础上的批评家更不可能做出真正的批评。可见,批评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当然,话又说回来,批评体制的完善也要建立在良好的社会环境基础之上。

现在不单是艺术圈,就是整个社会,许多人都是喜欢听好话,不喜欢听批评。至少我遇到的大部分画家,都觉得自己比别人做得好、绘画水平比别人高。虽然也有人在公开场合故作谦虚地说自己不行,但其实内心狂傲得不得了,几乎谁都看不起。而且,很多画家都不关心别人在画什么,也不关心这个社会发生了什么事、媒体报道了什么。他们很少看报,包括书画专业报刊,当然更不关心学术了。不过,有一种情况,他们会看书、看报。那是什么情况呢?就是登载了关于他的宣传专题文章的时候。画界有一种有意思的现象:大多数画家都讨厌报刊上登载其他人的宣传版面,但又都喜欢买版面刊登自己的作品。这就像“海派清口”周立波所说的那样:“几乎所有不是富二代的我国人都痛恨富二代。但是,几乎所有不是富二代的我国人,又都痛恨自己没有成为富二代。然而,当那些不是富二代的我国人,忽然什么时候成为富二代的时候,他就不会再说富二代的不是了。”

其实,画界不缺批评,缺的是真正理性的批评。不理性心态不仅体现在批评家身上,而且也体现在画家身上。几乎所有画家都喜欢看批评别人的文章,而不喜欢看批评自己的文章,原因就是我前面说的那句话———他只关注自己。

我这样说,既不是出于怨愤,也毫无指责之意,因为这不是艺术家的错,而是整个社会的错。你不能指望人家去读书、读文章,尤其是读那些冗长的、沉闷的、枯燥的甚至谁都读不懂的学术文章,因为这已经不是一个读书时代了。

搞批评的人不要奢望画家去读自己的文章,因为他们认为只要画好画就可以了。但是,当画家需要你为他撰文的时候,他就要看你的文章了,而且会一字一字读得非常仔细,就跟文字学家一样抠你的字眼儿。因为他可以不对你负责,但他要为自己负责;他可以不关注你,但他不能不关注自己。

我曾遇到过一个极为可笑的人。他原本对文章写作一窍不通,却喜欢指指点点,教人第一部分怎么写、第二部分怎么写、中间怎么写、结尾怎么写,就好像教小学生写作文一样,甚至还细致到一个字和一个标点符号上。有一次,一个画家托朋友让我给他写文章。我本来很不情愿,但由于是朋友介绍,碍于情面,只好勉强应承。结果文章写出来之后,这位画家一个字一个字地给我“指点”,教我如何写文章。说实话,除了小学、中学老师曾教我写文章外,还没有其他人教我。能得到这位画家的“指点”,我确实有点儿“受宠若惊”。我本想好好听听他究竟有何高论,但听了他的“指点”之后,我发现自己竟然不会写文章了。因为他说的一些话,我实在无法接受。我的忍耐力终于达到了极限———我说你还是另请高明吧。他后来也感觉自己做得确实有些过分,还想让我写,但这已不可能了。一个不尊重别人、自以为是的人,是不可能得到别人尊重的。当然,大部分画家还是很通情达理的,这样的事毕竟是少数。

不过,当今画坛确实存在这样一种现象:有些事,自己都不懂,还喜欢胡乱指点别人。人不聪明不要紧。我也不聪明,而且脑子经常不开窍儿,总觉得说假话难受。但是,我不喜欢不懂装懂、不聪明装聪明。当然,我也不喜欢故意装傻。

当今艺术界几乎没有真正的批评。所谓的“批评”,也大都带有一种功利性质。他们要么是打着“批评”的旗号行吹捧之实,要么是打着“正义批评”的旗号行人身攻击之实。尤其是在专业报刊上,我们几乎看不到有针对性地点名批评的文章。即便有,也不一定是真正的批评,而很可能带有一些私怨的发泄。之所以少有针对性的点名批评,是因为这个圈子太小了,转来转去就是那么些人。你稍微批评一下某个人,马上就会在圈内传开,你便从此很难在这个圈子里立足———或者被抛弃,或者被“潜规则”掉。

其实,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批评已不是圈子内部的互相批评了。圈子内部,大家都玩熟了,你好、我好、大家好,谁会说谁不行呢?除非你不想跟大家一起玩了。我们生活在一个互相“抬轿子”、没有批评、没有诤友的时代,不知道这是一种幸运还是不幸。而所谓的“批评”,要么是圈子与圈子之间的互相攻伐,要么是所谓的“帮派”与“帮派”之间的互相攻伐,要么是地域与地域之间的批评,要么就是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的批评。总之,同一个体系内的批评是绝少见的,至少公开的批评是很少见的。

画坛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同一个地方的某些画家,几乎是“老死不相往来”。如果一方举办活动,那么对方则坚决不参加。还有的人说:“凡是某某举办的活动,我都不参加;凡是有某某参加的活动,我也都不参加。”他们之所以不参加,是因为认为对方“太差”;如果参加,会降低自己的身份。之所以这样,其实还是名利心和“面子”思想在作祟。

对于一些艺术活动,有些艺术家,特别是有一定地位的艺术家往往会存在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特别渴望自己被邀请到,怕被冷落了;而另一方面,一旦受到邀请后,又喜欢摆架子,生怕出席这个场合的人级别太低,把自己的身份给降低了。因此,他们骑虎难下,很痛苦。其实,这又何必呢?与其这样矫情,不如活得真实一点儿,想参加就参加,不想参加就不参加。

一个社会不但要有好的批评家,而且也要有一个能接受批评的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心态。若非如此,就不能产生真正独立的批评。艺术批评不能独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批评家在经济上不能获得独立。经济独立是精神独立和思想独立的前提。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完善的艺术基金会制度,大部分批评家还不得不靠给艺术家撰写表扬和推介文章来获得生存资本。

而西方艺术批评家的生活虽然未必都富裕,但基本不缺钱。他们的钱主要来源于艺术基金会或艺术机构的赞助或奖励。

当然,西方的艺术批评家也会给艺术家撰写评介文章、进行学术包装等,但是他们并不直接从艺术家那里拿钱。而且,西方的艺术批评家在学术和市场上往往走在艺术家的前面。

在西方,艺术家一般不直接和市场对接,不用自卖自夸。卖画、市场运作等这些都是策展人和画廊干的事。而我国则恰好相反,艺术家往往自我叫卖,自己参与市场运作,且充当策展人、炒作人等多种角色。他们不尊重自己的本职工作,也不尊重自己的角色定位,站出来首先把市场搞乱了,自己发了点儿横财,同时也把艺术批评搅乱了,让批评家丧失了批评的锐气和勇气。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的艺术基金会制度值得我们借鉴。或许,我们会因此找到拯救艺术批评的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