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展览:詹庚西及其花鸟画艺术
月白风清楼主--朱乃正
《山雾》
艺术作品的复杂性在于其中可以蕴藏着一切可能的信息。关于时代的、社会的、个人经历的、集体记忆的,关于必然的、偶发的、群体的、个性的,诸多因素通过画面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给读者留下隽永的欣赏空间。朱乃正的油画作品就是如此,如果说其中的审美之境来自于作者的开眼界、阔怀抱、行万里路、搜尽奇峰打草稿的人生积淀,那么这其中也浸透了作者从视觉世界到心灵世界的提炼和升华。就像朱乃正自己谈到的:“境由心出,但非一蹴即可就、一触即可发的,而是主体与客体水乳交融为一体的长期磨砺过程,若无客体现实存在之源,则主体无所依。而失去主体的自由能动,客体本身不能变成更不可代替艺术创造之完成。”朱乃正把他的艺术历程概括为从“写境”到“造境”的过程,进而言之,称其为“境由心造”。
《金色的季节》
1935年生于浙江海盐的朱乃正,于1949年随家迁居北京,并于1953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他的青少年时期,有前后十年的光阴是在北京度过的。1959年3月,他被分配到青海省文联工作,开始了长达20年的“边地生涯”。直到1980年才重新回到北京,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
朱乃正的早期油画作品,倾向于写实风格,不管是人物肖像,或是山水风景,都力求捕捉客观对象的视觉体验。如他的油画《金色的季节》,作于1962年至1963年间,描绘了丰收时节打麦场上的生动场面。画面的主体人物是两位健壮的女性,她们用双手高举簸箕,成熟的青稞随风扬起,伴着她们的身体曲线和飘动的衣裙,传递出金色季节的由衷喜悦。两位女性的形象,占据了画面的主要空间。她们被描绘成一个正面、一个背面,在形象的变化中丰富了身体姿态的表现语言。那从腿部、腰部到肩部的S型变化,不仅表达了画面视觉的形式美感,而且在独特而真实的感受中寄寓人物形象以雄浑的壮美情怀。
值得注意的是,朱乃正在画面中采用了仰视的角度,他把地平线压在画面很低的底部,而把人物的背景空间尽可能地让给对天空的描绘。这种表现方法一方面突出了两位主体人物形象在画面上的地位,另一方面也通过天空把读者的视野引向无限纵深的远方,给人带来恒久而经典的回味。就像在《金色的季节》中看到的那样,善于在大场面和小细节中寻找创意,这是朱乃正早期油画作品的共同特点。他的《春华秋实》(1979年)中对人物神态和衣着细节的不同表现,《秋谷》(1976年)、《盛开》(1979年)等作品中对山体林木的客观物象的整体化处理等,都表现出朱乃正从写生到“写境”的早期面貌。
与其人生经历相一致的是,朱乃正的油画艺术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早期对于“写境”的追求,逐渐被“造境”的新追求所代替。从艺术风格而言,朱乃正的“造境”包含着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朱乃正积聚了长期高原写生创作的经验,在保留了既有的习惯的视觉方式的前提下而展开了对“造境”的追求。这个阶段的油画作品中,既有其此前创作的若干痕迹,又有一些新的视觉元素,可以称为朱乃正的“转折期”。在这个阶段朱乃正的油画作品中还可以看到对西部高原的眷恋,比如他在回北京之后创作的第一件作品《青海长云》(1980年),以及此后陆续创作的《江河源》(1981年)、《甘南藏乡》(1983年)等,其中饱含了他在青海生活期间,“遍历青海诸州县,领略西海风物粗犷真朴之情感”。那广阔的视野和涤荡的心胸,不仅在这些作品中以具体的客观形象存在,甚至还转化成朱乃正的精神气韵,并且被运用到其他题材的创作当中。他的《国魂·屈原颂》(1984年),通过飞扬的长发、飘动的衣衫、滚滚的江河、弥漫的云雾,塑造了屈原这位爱国主义诗人的悲壮形象。
画面的雄浑壮阔,既有朱乃正早期作品的气度,又有超越于具象写实而更加偏重于主观抒情的况味。
1989年夏秋,朱乃正因患脑梗塞住院治疗数月。如此大病,对人生而言是一次劫难,对艺术而言却未尝不是一次新的转折。因为此后,朱乃正的“造境”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我们看到,朱乃正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油画创作,开始了堪称“成熟期”的新面貌。与其在上世纪80年代的作品相比,90年代以来的油画创作在抒情方式上更加自由。如果说,朱乃正在此前还更多地留意于所要描绘的客观形象,那么在90年代之后的作品中,朱乃正则更多地在画面上追求心中的意象,追求对心灵世界的感知和传达。比如他的《冬至·春远乎?》(1991年)、《风之兆》(1993年)、《雪山雾峰》(1997年)、《山雾》(1997年)、《最后之辉耀》(2000年)等,通过诸种意象而表现出朱乃正心中的追求。
朱乃正自号“月白风清楼主”,这个充满诗意的别号,有趣味,有意境,并且在他的油画作品中可以找到完全一致的状态。朱乃正认为,关于“造境”的最高追求,应该是这样的:“面对一块空白画布时,力求摆脱对象写生之缚”、“信手画去,东涂西抹,以期自家之境在画布上显现,创造一个自己的视觉世界。”